供两个儿子上完大学，又给家里买下农民房，黄敏丽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那时她已近50岁，在疫情中丢了百货销售工作，再去找活儿干，都说她年纪大了。回到城中村的超市卖蔬菜，每天清晨起来搬货，身体逐渐吃不消。去社保局一打听，得知自己的社保还得熬7年多。

“按时退休，早拿退休金”的诱惑出现在短视频里，很快击中这样一群大龄打零工者。为了在当下环境里有个养老保障，又不麻烦子女，他们多数瞒着家人，跟公司签了合同，交出积蓄，以为找到安享晚年的可能。

黄敏丽等了4年，直到今年三月，广州多家号称能提供补缴服务的公司出现拖延退款、业务员失联的情况，被媒体曝光，接着立案调查，她才彻底明白陷入骗局。住院的一周，她脑子停不下来——如果身体垮了，不能上班了，还怎么继续供社保？没有社保，以后生病又怎么办？



坏消息是从妹妹那里传来的。今年3月30日，广州艺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嘉”）的社保补缴委托协议到期，本应补完121个月的172909元，如果操作失败，也会在15个工作日内退还全款。但妹妹的个人账户始终没有动静，她女儿上网搜索，发现已经有人碰到麻烦——业务员踢皮球、玩消失，或提出分期退款，流程或长达十几个月。

53岁的黄敏丽听说时，正在家里看电视，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也和这家公司签过协议，想补上之前7年半打零工的社保空白期。找妹妹借了四五万，搭上手头的积蓄，一共交出140760元。等待完成补缴的时间里，她打工供社保，空白期在缩短，公司因此退过她4万，让她觉得挺靠谱。

两个儿子工作后，黄敏丽和丈夫就各拿各的银行卡，自理财务。补缴的钱是她存了五六年的积蓄，盘算如果能领到退休金，一年几万块，很快会回本。

没想过要仰仗孩子养老。她自己就是在外地成家，只有春节回去，没给父母出过多大力。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东莞做销售，一个在广州做行政。以后他们组建家庭，也要养老婆孩子，房贷车贷都要还。黄敏丽想，有份社保，“起码不会饿着自己”。

现在这份在超市的工作，需要她5点起床，5点半到岗，晚上6点下班，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作为采购员，她被分配到捆菜、打包、上货的环节。最累的是上货，要把三四十斤蔬菜一箱箱从货车上搬下来，捆好后，再搬到货架上。

重复的弯腰、蹲起，让黄敏丽的腰直不起来，站久了，膝盖也疼。每天回到家，她只想躺着不动，吃饭随便对付几口，小心用药控制高血压，没有精力再去跳广场舞。父亲有次突然晕倒住院，她和4个兄弟姐妹平摊下来，一个月都要3000多块钱。“我现在只有两个儿子，他们以后的压力有多大？”

前几年，丈夫的身体也出了状况。甲状腺肿大，做了切除手术。要到外地做的活儿，他也不去了，基本待在家。丈夫比她大8岁，从没交过社保， “他老了的话，可能吃我的比较多。”

在过去近20年里，家庭都是黄敏丽的重心。21岁她嫁到广州，第二年当了母亲，做起家庭主妇。为了让老大有个伴儿，她又生下老二。因为户口在外地，两个儿子都只能上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一共4000块。不像其他全职带娃的同乡，黄敏丽不敢去打麻将，怕一打，生活费就没了。

那时丈夫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他做室内装修，一天的人工费100块，单量不太稳定。为了降低成本，他经常跑外地工作，一个月回来一两次。一家人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20块，只有晚上做正餐，荤菜一般是猪肉，没有买过牛肉和虾。

等老二上学，黄敏丽上午的时间被解放出来，去批发市场帮人卖衣服，一个月赚500块，“可以吃10天到半个月”。时间更宽裕后，她去做超市和商场销售，工资不轻易动，存在银行卡里当作积蓄。

2013年底，听说丈夫同乡在城中村买了套自建房，80多平，三室一厅，19万。黄敏丽很心动，但丈夫觉得存款不够，还在犹豫。她态度坚决，“我怕它再涨，我们就更买不起”。最后，她找妹妹借了六七万，夫妻俩再一起掏了12万，把房子买了下来。

“有个自己的窝了，你的心才会安定下来。”解决完这些，黄敏丽终于轮到为自己考虑。49岁那年，她跑到人社局咨询，得知还差7年多的社保才满15年，这意味着她没法在50岁领到退休金。

黄敏丽听说过，有位在商场堡作的同龄人，曾通过第三方补缴了9年，已经领到了退休金。刷到的短视频，也有自称提供补缴服务的，她点了关注后，业务员就来联系她——补缴的办法是先匹配和补缴时段吻合的企业，伪造劳动合同、工资单证实单位和个人的雇佣关系，再打劳动仲裁，要求企业以单位的名义补缴社保。



●短视频平台上，宣传社保补缴服务的自媒体。源自网络截图

业务员背后的公司就是艺嘉，黄敏丽去过线下签合同。在广州天河区商业中心地段的骏唐大厦里，有两层楼都有办公室，职员坐在格子间里敲电脑、打电话，“看起来也不像骗人的”，业务员没怎么劝，她就签了合同。

后来妹妹也跟她说起社保焦虑，她推荐了这家公司。一开始，妹妹有些质疑，说没听说有相关政策，但到了公司现场，看到那阵仗，也相信了。现在搜了帖子，妹妹的女儿觉得不对劲，找到黄敏丽的小儿子何凯明，要一起去公司讨个说法。

等他们到大厦时，办公室已经搬空，连前台都不见了，只剩下贴在墙上的公司名字。灯也关着，玻璃大门上贴着“公司搬迁通知”，称因办公场地写字楼租赁合同到期，且在整顿期暂停办理相关业务。何凯明给业务员打电话、发消息，都没有回音。



●搬空的办公室。讲述者供图



这是黄敏丽等待的第四年，反复签了6份补充协议。

在2021年8月19日的那份合同里，明确写到服务期限是12个月，但她每次询问进度，业务员都以“匹配企业难，要排队”“材料递上去，还在审核”等理由拖延。一年后，她签了一份补充协议，有效期被顺延半年，到期后，她又答应延期一年……最后一份协议，让到期时间变成了2025年8月23日。

什么东西要搞这么久？黄敏丽也不理解，也担心过是不是骗人的。但她的疑虑会被业务员推回来，“再过几个月，肯定能弄好，最后一次了”。如果黄敏丽说没时间去签补充协议，对方会给她寄过来。

在补缴的前一年，黄敏丽开始在村口超市打工。5点半出门时，家人都没醒。路灯亮着，她要走10多分钟去上班，早餐店开了几家，但时间太早，黄敏丽没胃口吃。捆好蔬菜，上完货，已经8点半。逆着人流，黄敏丽回家休息不到3个小时，中午去食堂吃大锅饭，趁“办公室那些人”还没上班，她蹲坐在称重台旁打会儿盹。

这是一费酞了熬社保才选择的工作，刚开始工资3000出头，还要拿出1000多买社保。一笔可以早点拿到的退休金，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让她忍受这份疲惫——如果能补缴成功，就不用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了，可以打份简单的零工。这些她很少跟家里人谈起，“也帮不上什么。”

最后一次续签前，黄敏丽的信念要耗光了，想着“这次一定要退”，结果到了公司，对方承诺“保证给你弄好”“就差一点点了”，黄敏丽想“都弄了几年了，不差这几个月”。四年来，业务员换了好几个。每次续签，对接的都是不同人，说之前的人离职了。



●黄敏丽妹妹与公司人员的聊天记录。讲述者供图

意识到暴雷后，儿子何凯明想到法院申请立案，走民事诉讼。黄敏丽嫌他多事，让他不要管。她认为就算最后办不成，这家公司也会退钱。何凯明觉得，母亲是要脸面，不愿承认被骗。直到今年四月底，广州警方立案，黄敏丽才彻底相信被骗了。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包括艺嘉在内，有8家提供社保补缴业务的公司都出现了类似情况。那一阵，从事法律咨询的尹正接到委托，帮一个在广州打工十多年的湖南人追回4.2万的社保补缴费。他联系到公司法人，告知其法律后果，对方在20天内分三次把钱退了回来。这样顺利退款的，属于幸运的少数。尹正估计，因为当时没有全面暴雷，公司还有钱退款。

尹正查了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发现里面没有社保补缴业务，也搜到它有多起和服务合同纠纷有关的案件。短视频平台上，尹正看见有不同公司的受骗者出来发声，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广东，或者曾在这里打工，以初高中学历为主，有工人、清洁工和保洁员，也有部分全职家庭主妇。

尹正接触到一位广东的清洁女工，离异，和孩子关系疏离，花了10万补缴，还有位儿子去世的河南女性，花了7万。更多受骗者是主动瞒着家里人。尹正听说，有中年女人为了不让女儿干预，直到暴雷才说出实情。一个广西人补缴了11万，独自去报警，说如果被丈夫知道，就要闹离婚了。

黄敏丽签过一份保密协议，其中要求作为甲方的她不能向第三方透露乙方的代理价格、方案和运作流程。她也确实觉得，说出来家里没人会相信，况且拿的是自己的钱，没必要理睬别人的意见。她把装合同的文件袋藏在衣柜底下，堆上自己的衣服。



●黄敏丽签署的保密协议。讲述者供图

2022年底饭后闲聊时，何凯明才知道这事。他猜，可能因为合同快要到期，母亲觉得事要办成了，才开口说。父亲和哥哥听了，都说是骗人。

在何凯明眼里，父亲沉默，很少和家人聊天，母亲会花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直到高中，都是母亲辅导他们功课，参加家长会。她舍得给他们花钱，哥哥上初中后近视，母亲带他配了副1200块的眼镜。父亲知道后不高兴，让母亲退，但也没退成。后来，母亲打工赚到钱，给他们买了4000块的电脑。

解决房子问题，也是黄敏丽在推动。当年，一家四口常年挤在城中村两室一厅的一间卧室，她和丈夫睡双人床，两兄弟睡在用凳子加宽的单人床上，中间拉个窗帘。没空调，到了夏天顶楼高温难耐，他们往楼板泼水降温，或直接睡在地上。孩子到了青春期，还没有自己的房间，黄敏丽过意不去，想要尽快买下新房。

长大后，因为催婚、对职业发展的意见不同，何凯明慢慢觉得和母亲也难以沟通。家里四个人，基本上各做各的决定。第一次听到母亲说补缴这事，他心里明白有问题，但在网上没查到公司什么负面新闻，没再多想。

知道母亲被骗了十多万，何凯明觉得“天塌了”——家里条件不好，母亲在那样的操持中，能攒下这笔钱有多不容易。母亲一个月休息两天，没空弄维权的事，他“不能不管”，揽下了写诉讼、找律师的活儿。



在民间自发统计的表格里，有人被套住的金额高达百万，很显眼。事后，他们坦承，自己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以为找到了赚钱的缝隙。

周小萍接触到艺嘉是在2023年，那段时间听到还没退休的同龄人讲起养老问题——社保没交够，还在打工供着，费用却在逐年递增，感到焦虑。这些熟人在大厦里做保洁，孩子也是打工人，薪水普通，没法出力。她开始代办社保补缴业务，想事成后收1000-2000跑腿费。

12个客源从熟人的链路上出现，年龄从48岁到54岁。凭着老交情，金额最多的交了十万多。暴雷后，周小萍背上了上百万债务。考虑到那些熟人已经可以一次性补缴医保，办理医保退休，继续供社保，周小萍抵押出房产，把收上来的费用先退了。贷款利息每个月6000，她结束退休生活，去大厦里当保洁。

补缴社保原本是这些大龄打工者“上岸”的一块浮板。如今这个美梦碎了，能做的只有继续工作。

黄敏丽嘴上不说，小儿子何凯明也能明显感到她的焦虑。每次他跟母亲讲起最新情况，或是电视上出现相关报道，母亲都要给业务员发信息，虽然得不到任何回复。哥哥两三个月回一次家，没多问后续的处理。父亲也不参与，只说上几句风凉话，“拿十几万去搞这些，也不拿这十几万去买点好吃的”。母亲用沉默回应。

六月中旬，黄敏丽上班时突然感到肚脐以上一阵一阵痛，疼到没法站起来。到医院抽血检查，指标高了十几倍，被诊断是急性肝功能不全，住院了一个星期。她自己把这事归结成，“热气的吃多了上火”。

何凯明开始担心母亲的身体，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也产生了隐隐焦虑。他跟父母提过，要不要在居住的城中村村口开个彩票店，起码能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建议遭到全家人反对。父母认为，大环境不好，开店挣不了钱；哥哥觉得，父母都还有工作能力，没必要。

让何凯明惋惜的是，母亲有高中学历，在他的设想里，如果母亲以前能更有眼界，到国企或事业单位做个小职员，不仅工资高，退休后还不用发愁。他参考的是同事的母亲——也是高中学历，最早在通信运营商的传呼台工作，后来被调去做文职，退休前一个月拿3万多。

黄敏丽生在湖北农村，读到高三，觉得学不进去，怎么也记不住知识点，最后没去参加高考。父母都是农民，有五个子女，顾不上这些。她在家干了一年农活，想逃离出去，跟着姐妹到市里的小饭馆工作，一个月挣几十块钱。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给父亲买了件衬衫。

饭馆的工作不稳定，她想过进厂，没门路，只能凭熟人介绍，换到另一家饭店工作。后来在广州，她在批发市场的兼职也是同乡介绍的。最体面的一份工作，是在广百百货的服装店做销售，每天工作6小时，有公司给缴社保，她干了4年，直到疫情后生意不好做，店铺关门。

再去找工作，她已经48岁。看了两三家服装店销售，都要求45岁以下，还有老板说，你都要退休了，不收了。碰壁后，她回到这个城中村村口的超市，卖蔬菜。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周围都是四五十岁的人，有的为了供社保，还有的想多赚点钱养老，“以后不需要处处用钱都要问子女”。以前家里只有丈夫挣钱，过年要买新衣，黄敏丽都先给儿子、丈夫买。住院那一周，黄敏丽睡得不踏实，脑子停不下来——如果身体垮了，不能上班了，还怎么继续供社保？没有社保，以后生病住院的钱怎么办？……

还有补缴盼头的时候，她盘算过再干个两三年，加上养老金，就能真正休息。她羡慕别人晚年的自由，“这里玩玩，那里玩玩”。上午去公园爬山，晚上跳广场舞，再去全国各地旅游，是她对未来生活的想象。生活在广州这么久，她还不知道哪里可以喝早茶，这件事在她看来一直很奢侈。

但现在，她更愁的是怎么能把这份工作坚持下来，毕竟社保还有3年才能缴满。“（哪天）小孩子要结婚了，我们多少补贴一点点”，还要把家里装修得漂亮一点。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她说不准了，可能是等到干不动的那天，“被迫停下来”。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