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香港会发生这种事？我根本不信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住宅屋邨发生大火（图片来源：Tommy WANG / AFP via Getty Images）

如果你告诉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我，香港会发生这种事，我根本就不会相信。就算是我这么惯性悲观的人，很久以前我对于香港的工程与建筑都是有一定信心的，我在中学读工科的时代，我的老师们就非常强调一件事，我们香港在工程与工业上全部都是依英制的，所以我们的安全系数比别人还要高20％（他的说法），这是我们的建筑物面对台风，火灾，地震，都比邻近地区要少出现伤亡的原因。

老师们不断强调，我们做任何工业，都守所有的规则与程序。所以你们进入工房，头发要剪短，工鞋工衣要检查，要记清楚断电开关在哪里，机器例如车床钻床每次使用必须不能省略步骤与检查，这些习惯确保没有人会受伤。那时候是香港工业搬上大陆的时期，当年说我们就是因为太注重安全与程序，才导致我们的成本竞争不过大陆。所以人们常说香港是“福地”，就是我们对于安全与程序的严谨，愿意付出这些成本，而不是真的有神明，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文化。

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外，工业是不可能没有意外的，我就有亲戚死在工地或伤残。而我自己要接触工房，也不是没有任何意外，什么尖判刺到脚底，不慎将交流电源接到了钢架上之类，结果你大概可以想到。工房有些东西是特别危险的，例如锯床，你可以很轻易的断掉手指头或者整只手。你得学会恐惧一切东西。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会发生，我很小时候对于工业与家居意外都有一种戒惧，所以对于安全的态度必须是很谨慎的，这不仅是工地，哪怕是生活任何事情都一样，离开家之前必须检查厨房所有东西都关好；使用完美工刀一定要立即收进去；地上的积水必须清除；在地上那些会令人打滑的物件与尖刺要慎谨移除；那是因为哪怕是最小的失误，都可以导致轻则进医院重则死亡。有一个人死了，会导致整个家庭一个世代被贫穷所困；会导致老年失子；有一个人伤残了，就代表一个人要痛苦十年以上，而另一个人为了照顾伤残的人也要痛苦十年以上，如果你顾虑（及经历过）到这点，你不会觉得为安全做的任何事情是麻烦。

然后我还在读大学时，在某个工程公司短暂工作过，之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再接触工科的事情了（写程式算另一种东西）。这些教育最后跟我的事业发展几乎无关，但是我始终比较相信香港的工程品质会比起邻近国家的好，后来我在邻近地区工作时，我看到工人们高空工作不佩安全带之类的事情，我都是尊重但无法认同。

我知道这虽然不是“法治”，也跟民主其实没有关系。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议员在监督，而是香港有一套继承自西方，执法与检查完整的系统与相关法律，这些法律使某些岗位，装备，用料，程序与检查工作是必要的，将我们犯错的可能性减低，限制犯错导致的恶果，每一个安全人员，每一个检查，不能用最便宜的物料这都是成本，但愿意付出成本可以减少很多毁人一生的悲剧。

这种美好的印象，大概在十年前开始破灭。那时候是铅水事件，当然我也是受灾户，那时候我真的很在意铅水吗？多少有点。但是我更在意的是，这是个别事件吗？所有问题终会被淡化，淡忘，不会有人记得在工地里死了的人，早在多年的理解中，知道相关的企业们早就做好了断点，法律追究永远都只会追到断点上。谁都知道只有这结果，然而如果这只是个别事件，而且这事故发生之后，是给了教训让日后不会有更严重的事故，可以勉强容忍。

但是很明显的，他不是个别事件。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十年前香港的工业意外已有显著的上升，数量与程度都在上升，那时候我看了数据，建筑业的致命意外由每千人0.9升到1.8左右。几乎升了一倍，然后在新闻中越来越多匪夷所思的意外，什么电闸压死人，整个电梯急速从十几楼跌下来，什么被石墙压死，吊机夹死，工地电死人，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短桩。

为何很多人已遗忘的陈大河体育馆的事情令我印象那么深刻？一座学生用的体育馆在大白天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破坏下突然倒塌，这种事情在香港竟然会发生。当时大家有幸当时没有人，没人死伤。没人死伤这是幸运吗？因为没有人死伤，所以最后的调查结果竟然是没有人被检控，没有人需要负责。一座建筑物在使用中倒塌了，结果是没有人需要负责？

所以这样的事情不上国际新闻了，连本地人都遗忘了，律政司与媒体就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价值？所以你要让同样的人继续决策，继续做下一个工程吗？连小学犯错都会被罚站才会学乖，犯了那么大的错连罚站都不需要了？

我感到香港人相信自己是福地这件事，并不是祝福而是诅咒，这只会令那些人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使整个系统更为轻率，更不负责任。如果你这次犯错没有后果，那不会导致犯错这件事没有后果，那只会导致将来犯下更严重的错，而将来必然会在别处加倍奉还甚至十倍奉还。因为同样的人会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在别处做事，直至一个足够大的灾难把他们与别人一起摧毁为止。而当然，除了我特别在意外，社会早已遗忘这事，狗吠火车根本毫无意义。

令人畏惧的不是意外会发生，而是那种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的迹像，而且不少都是事先的检查，测试与执法可以防止的。问题不在于意外发生，而是他明显是在恶化当中。每一次的意外并不导致系统的完善与严谨，每一次意外都只是导致下一次更大的意外，那就不是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都陷入了恶性循环。更大的悲剧是在未来等着我们，而且我们猜不到是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在谁身上，受害者也不会仅是在工地上工作的人。

六十年代香港的警察贪污，那时候也有反贪部，但并不是抓包几次贪污与个别警员就有效的，因为那些人只是断点。贪污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警队已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已经读通了整个香港的制度，有了内部的秩序，他们非常乐意的牺牲少数人去当战犯让整个系统继续如此运作。

也不会因为成立了“廉政公署”，香港人就会突然变成廉洁，廉政公署背后支撑的是法律的改动，引入了非常争议的“官职与收入不相称罪”。过去贪污是抓不到直接证据的，因为都是断点，从不留下证据。所以最后去到你公务员有多过薪水以外的财富，就已经是证据，才能够在系统上真正摧毁贪污集团，你吕乐就是个公务员，依你的薪水凭什么拥有五亿？如果用回本来的法制，无罪推定，每件案审，根本就不会碰到这些真正的受益者。他们不是笨蛋，犯法的只会是集体里的低端成员。

官僚系统的腐败，在于在血缘或利益上，跟利益集团建立了关系。执法这种事情本来就很海鲜价，刻意不去检查，将检查的情报预先泄漏，或者对投诉打官腔，或者不断发出警告但没有动作，都是合法的利用官僚系统的权力为那些利益集团护航。而且你也很难有证据这是腐败行为。特别是情报的流通，在Internet时代就更加轻易找不到证据，流一流去大陆再微信回来，谁知道情报源自在哪里？所以在官僚系统内部反腐败几乎是不会成功的，而且贪腐也会藏得很深，而且程序上几乎都合法，去到今天台湾人都觉得香港没有台湾的贪腐行为。不是因为香港没贪腐，是台湾的贪腐较傻瓜，在香港谁会傻到捧一盒现金送上别人家当礼物。演话剧吗？

当年如果不是引入独立于官僚系统的力量（由港督直接控制的新加坡人），针对性的打压与清算整个警察集团。去到警察集团要集体武力进攻廉署，几乎政变的地步。

不是将整个集团瓦解，香港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六十年代的腐败走出来，而这也只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廉政公署还是叫廉政公署，直接被编制进本地官僚机构时，怎可能发挥同样的角色？如果欠缺对付官僚系统的力量与动机，廉政公署也会变成“警察反贪污部”。更不要说没有立法配合，腐败的系统早已适应了现在的法律，当年“官职与收入不相称罪”是突然立法才打到警察贪污集团措手不及的，如果这条罪一早存在，他们早就有对策，就像防止贿赂条例一早就存在，就完全对警察没办法。

利益集团永远存在，没有法律能永远的对付他们，因为他们从来都是看着法律去设计自己的系统的，让一切最后都变成合法或法律没有办法抓包的。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他们也必然会接触政治，或者让底下的子弟成为官僚甚至高官，因为他们很清楚要走进城门，最重要的是令守卫主动开门或者看不到自己。他们像真菌一样只要你不刻意清除他们，他们就会自动的渗透已有的系统，那只是时间问题。最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松绑任何对他们的限制，而他们没兴趣也不想了解这些限制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

公众意识不到问题是整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结构，我们抓了多少人都只是帮整个利益集团理发，判他们死刑也没有用。你懂判他们死刑，他们自会准备好那些被判死刑也不可惜的穷鬼当代表给你判。

如果没有去查出整个利益结构是怎样连结的，特别是上层是什么人，那最后我们连找谁算账都不知道，他们所影响的媒体会引导我们发泄在毫不重要的人与事物上，可能而不仅限于竹棚。他们只要换一个代表，换一个名字，一切就会照常运作。那就代表下一次灾难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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