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身翻转一圈的时候，张诺在心里开始数起了数。

那是2007年的亚太拉力赛，她是场上最后一个没有翻车的女车手。当年，为数不多的女赛车手和男赛车手是同场竞技的。如果她听领航员的话开慢一点，她本可以稳稳拿下那个专为女性设立的“巾帼杯”。但那一刻，她只想超过前面的男赛车手，冲进全场前三。

然后，她的世界翻转了六圈半。在赛车砸向地面的巨响中，她想，她完了。

那一年，她离赢下比赛只差一步。19年后，她开始寻找一份普通的司机工作。

我注意到张诺，是因为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条求职信息：“职业女赛车手，寻找一份职业司机的工作。”



张诺在小红书上发布寻找工作的帖子，引发关注。（图/小红书@痴豆人）

帖子里，她这样介绍自己：19岁进入赛车行业，父亲是中国第一批赛车手，她也成为国内较早一批职业女赛车手之一。她参加过拉力赛、场地赛、越野赛、漂移赛等多种赛事，并一度加入玲珑女子赛车队——这支成立于2006年的车队，是中国首支专业女子赛车队。在9年的职业赛车手生涯中，她积累了约200万公里驾驶经验，能够应对湿滑、冰雪、泥地、沙漠、山地等多种复杂路况。

两天后，张诺接受了我的采访。与那条“全路况都能应对”的硬核介绍不同，现在的她反复提到自己有点紧张，“我很久没接受采访了”。她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自信了。

在比赛开始前

趁着父亲出差，青春期的张诺偷偷把家里的练习车在空旷的安全路段开了一小段。此前，她只是看着父亲挂挡、踩离合。那天，她竟然“无师自通”。

张诺的父亲侯涛是中国最早一批民间赛车手。1996年,中国举行了首次国内汽车拉力赛——河南恒运杯汽车拉力赛，侯涛开着那时被视作“超跑”的大众捷达拿下了第六名，自此一头扎进赛车事业中。可以说，张诺是在赛车场里长大的。

如果说父亲的影响给了张诺一张“入场券”，那真正把她推向方向盘的，是她身体里的本能。一周后，父亲发现了这件事，却没有责骂她，只是耐心地给她讲解驾驶知识。也是从那时候起，她意识到，自己对“车”的感觉，和很多人不一样，对距离、节奏、空间的判断，都是直觉性的。



张诺和父亲。（图/受访者供图）

那时候的张诺，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赛车手。“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女赛车手这个概念。我爸没想过，我也没想过。”

张诺动手能力强，爱给玩偶裁剪衣服，也拿过素描比赛冠军，唯独不爱学习。初二那年，她索性辍学去学理发，去母亲的理发店帮忙，无奈“非典”的到来让张诺的理发师之路戛然而止。

她重新回到校园，毕业后进入南方航空公司担任地勤，每天在国内出发区和国际出发区之间往返二三十趟，“脚底都磨起了水泡”。三个月后，她抓住内部竞岗机会，从50多人中脱颖而出，转岗到市区的办公室当行政。

生活似乎要稳定下来。但很快，人生的岔路口悄然出现。

2006年9月17日，张诺很清楚地记得是下午4点，一条“玲珑女子赛车队招募决赛”的新闻映入她的眼帘。当看到“决赛于明天举行”的字眼时，张诺热血沸腾的大脑一下变得空白。她不敢相信，当她看到新闻时，已经是决赛阶段，“当时我在想，要是放过这次机会,我绝对会后悔一辈子。”

她本能地打了电话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询问对方是否还有参赛的可能。半小时后，对方抛出了一个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只要她能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赶到北京，就可以直接参加决赛。



张诺的奶奶至今仍然保留着20年前的报道。（图/受访者供图）

一切突然加速。开明的领导不仅批假，还帮她协调了一张内部机票。当她落地北京、赶到主办方指定的宾馆，已是凌晨时分，“我记得很清楚，比赛就在中关村那边。”

第二天到达现场，张诺才知道她在40多名选手中是年纪最小的一位。这是张诺第一次独立操控赛车，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她最终以与冠军相差0.01秒的微弱差距成为选拔赛亚军，正式加入玲珑女子赛车队。

“用尽每一匹马力，占尽每一寸土地”

在赛车的历史之河中，男性车手的数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自1950年F1创立至今，只有2位女性车手真正通过排位赛并在正式大奖赛中起步。

这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女性参与更少”，而是多重门槛叠加的结果。

F1七冠王刘易斯·汉密尔顿曾直言，如今的赛车运动已经变成一个“亿万富翁的俱乐部”，“如果我出身普通家庭，今天几乎不可能站在这里”。显然，赛车这项运动高度依赖资金、商业资源和体系支持。除此之外，身体素质也尤为关键。

中国首位踏入F1学院赛场的女车手师炜（铁豆）在纪录片《驭风的她们》中曾提到，她在开方程式赛车时，每一脚的刹车重量大概在120磅（约54千克）左右，她足足训练了三年才有足够的力气踩够刹车。



中国首位踏入F1学院赛场的女车手师炜曾提到女赛车手的体能差异。（图/纪录片《驭风的她们》截图）

在这样一个资源、体能与人脉都有极高门槛的领域里，玲珑女子赛车队的出现，让中国女性第一次成规模地进入职业赛车体系。在那之前，“女赛车手”几乎不存在于公众视野之中。

2006年，张诺和玲珑女子赛车队签约，一签便是6年。在张诺正式比赛前，父亲侯涛曾把一句话反复讲给她听。那是1995年，芬兰车手汤米·马基宁来中国比赛时对他说的话：“用尽每一匹马力，占尽每一寸土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诺都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她带着一种不计代价的冲劲闯进了赛道，试图证明：赛车无关性别。

在那6年里，张诺几乎没有“生活”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跑一场比赛。”她的时间被一场又一场比赛切割，对城市的认识也和当地的地形地貌紧密联系——那是赛车手最先关切的细节。引擎声、对讲机、轮胎摩擦地面的气味，她最熟悉不过了。

签约的赛车手没有每月固定的工资，只有出席比赛时有出场费，“出场费也就够换轮胎，总的来说还是自己贴钱的情况比较多。”车队没有安排专门的培训指导，张诺便自费买了一辆雪铁龙富康并进行改装，用作自己的练习车。不比赛的时候，张诺的爸爸便会陪她一起训练，“我爸爸和我说，当速度够快的时候，你会达到‘人车合一’的状态，你可以用尾骨去感受车尾角度的变化。”



张诺在甘肃张掖的比赛中。（图/受访者供图）

正式成为赛车手没多久，张诺迎来了人生中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7年11月10日在浙江龙游举行的亚太拉力赛。当时的比赛规则是男女赛车手同时出发，只要同场有三组以上的女车手参与比赛，就会给女赛车手的成绩进行单独排名，排名第一的女赛车手可以拿下专门设立的巾帼杯。

在前一天的超级短道比赛里，张诺一路领先，夺得了该组冠军。和节奏紧凑的短赛段不同，长赛道更考验车手对速度的控制和判断能力，一点点激进的选择都可能被放大成失误。

在当天的长道比赛中，起初，张诺驾驶平稳，眼见其他同性对手们一个个翻车，她感觉巾帼杯似乎已经十拿九稳。她的耳边一直响起领航员的声音“现在不用那么着急了，开慢点就能拿下奖杯。”

但眼瞧着越来越近的对手，张诺迷失在速度中，满脑子只想超过前面的男车手，拿下全场前三名。“我不想只拿巾帼杯，我想和其他男性选手一起争个高下。”于是，张诺一脚油门拼到底，只顾着往前冲，在第二个赛段她认为最难的拐弯处，张诺不小心翻车了。她的世界翻转了六圈半。

山坡上的竹子在撞击中接连折断，擦着车身掠过，有的甚至直接顶在车门和底盘上。所幸，没有一根竹子真正刺穿车身——但凡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车最终停在半坡，张诺和领航员只能解开安全带，在其他车队的帮助下，一点点从车里爬出来。



张诺的车翻滚了六圈半。（图/受访者供图）

也许在旁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常见的赛车事故。但在张诺的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再也填不上的窟窿。

在比赛前，张诺就注意到车身减震器异常，频频漏油。在高速状态下，减震器直接决定车辆在落地后的稳定性。一旦失效，车身会在连续弹跳中逐渐失去控制，甚至翻滚。类似事故并不罕见，印地赛车赛的女车手Simona de Silvestro就曾因避震故障，手部被严重烧伤。

张诺曾数次向车队提出更换零件的诉求，但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当时车队已经运营将近两年，整体投入都非常大。从运营角度出发，一套减震器一换就是3 万块，更高规格的则要6万元起步。设备是否更换，往往需要在预算与性能之间取舍。

在一个高度依赖设备状态的运动里，这种决策几乎是致命的。作为车手，张诺能做的只是把问题说出来，“但最后怎么决定，不在我。”

从那之后，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张诺和其他队友与车队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这是一个以生命为赌注的游戏，赛车手追求速度的同时也在与恐惧作战。

后来，张诺又一次直面了这种恐惧。2008年在长白山的比赛中，张诺的车和队友的另一辆车在同一赛段接连出事。那原本是一段将近100米的直道，车速已经被拉到很高。赛道中间有一个车手们口中起伏不大的“龟背”小坡，按张诺的经验来看，并不算危险。领先的队友在飞坡的瞬间腾空，落地的那一刻，减震器没能“拉住”车身。车在连续弹跳中迅速失去控制，直接一头栽进旁边的水坑，整辆车当场倒扣。前挡风玻璃一侧和主驾驶侧车门贴底，无法被凿开或打开。万幸的是，赛车底盘露出水面约20厘米，为坐在副驾驶的领航员留出一条勉强能伸出手的缝隙。



在长白山的比赛中，张诺和队友的车先后栽进水塘，情况十分危险。（图/受访者供图）

副驾驶位上的领航员在呛了几口水后冷静下来，解开安全带，在四轮朝天的狭窄车舱内翻了个身，将头伸进水面与赛车底部的空隙中深吸两口气，然后成功将决定等死的主驾车手救了出来。

张诺的车紧随其后，同样因减震失效在落地后几乎失控，车尾也栽进水塘。她和她的领航员侥幸脱险，并抓住落水的队友，将她们从水中拉出。如果水面再深30厘米，也许两位队友就没命了。

那时候的长白山，室外温度已经低至10摄氏度。张诺看到奄奄一息的队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她要面对的风险，不只是赛道本身。

事故之后

这些变化一点点累积，令张诺逐渐感到疲惫。尽管她在全国继续跑着比赛，但是她的冲劲已慢慢被消磨。而更明显的变化，很快出现在身体上。

2012年，张诺在3个月内迅速胖了30斤，从120斤的匀称身材变成了150斤的偏胖体形。脸上反复长痘，情绪变得不稳定，甚至开始失眠，前往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甲减）。她没有家族病史，饮食也没有明显异常。医生问了她一个问题，她一直记到现在——“你是不是经常处在高度紧张和刺激的状态？”

她愣住了。比赛时的肾上腺素、长时间的高度专注，以及反复的极限训练，那些她早已习以为常的状态，在这一刻突然有了另一种解释。



生病前的张诺外形姣好，自信十足。（图/受访者提供）

在当时甚至更往前的年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普遍单一。女子赛车队不仅要有成绩，也要“好看”。在当时的环境里，女性赛车手不仅是在比赛，也常常被观看、被评价。成绩之外，她们的外形、气质是否符合某种想象，都会影响她们被看见的方式。“我当时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实力其实很强，但因为她外表像个男生，所以不太受捧”。

30斤的重量对一个需要精确控制身体状态的赛车手来说，几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控”，“那时候我不敢出去见人，整个人变得很没有自信。”

她变得自卑，顾虑重重。每次参加比赛前，她会询问主办方还有哪些选手会参加比赛，“当时特别害怕会碰到认识的朋友”。

甲减并不罕见，但在当时不能被其他人理解和接受。因病而导致的肥胖问题并没有给张诺带来体谅和关怀。相反，同事们都无法接受，甚至会责怪张诺没有保持好体重：“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胖？”

甚至有一名工程师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你这么胖，怎么能坐到赛车里面呢？我们花这么多钱是为了让车减轻重量，但你还这么胖。”

她想，在赞助商眼中，女赛车手究竟是“运动员”还是“模特”？

与车队的合同到期后，张诺并没有立刻离开赛道。她不再和固定车队长期签约，而是以一种更松散的方式继续参与比赛——去不同车队，跑自己想跑的项目，越野、场地、漂移，甚至还自己改装了一台漂移车。“喜欢跑什么就跑什么。”她依然在赛道上，但已经不再把全部人生押在这里。



合同到期后，张诺开始自由参加比赛。（图/受访者提供）

2015年后，张诺和丈夫组建了现在的小家。成为家庭主妇，是张诺自然而然的选择。我追问张诺：“你的丈夫会让你放弃赛车，找一费倘定的工作吗？”张诺回答，从来没有，丈夫从没有干涉过她的选择。

两年后，张诺成为一名母亲，她的生活开始被另一种节奏接管。那几年，她几乎不再想起赛车，每天的时间都围绕着孩子展开，喂养、作息、成长，甚至和朋友聊天的话题，也全部变成了育儿。“那段时间就是母爱特别泛滥，每天只想把孩子弄好。”

孩子三岁时，她曾短暂回到赛道。那是在某个汽车品牌的试驾活动上，张诺有种久违的激动。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外出比赛的一周，她每天都忍不住去想孩子，“老公半夜两点给我发孩子的视频，他最后哭累才睡着的，我就特别想他。”

比起身份的变化，更难处理的，是她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在孩子6岁前，她不看任何和赛车相关的东西，“总觉得自己没有跨过去那道坎。”那个“坎”，一部分来自当年事故留下的阴影，一部分来自对自己的失望，“就始终觉得自己没达到自己期望的样子吧”。

偶尔她会思考，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者？直到近两年，这种感受才慢慢松动。丈夫会跟儿子说起张诺过去的事情，儿子会兴奋地问张诺：“妈妈，你真的是赛车手吗？”她开始重新看比赛，也重新和过去的朋友建立联系。



40岁的张诺专注当下的家庭生活。（图/受访者提供）

如今她不再比赛，但依然开车、喜欢跑长途。2024年冬天，她和丈夫从外地返回郑州，两地距离约300公里。在路上，他们突遇暴雪，夜里气温骤降，高速封闭，几乎没有车再继续往前。

着急返回郑州的他们只好改走国道。原本3小时的车程开了近7个小时，路面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很容易打滑。张诺只能一遍遍把车“救”回来。副驾驶上的丈夫全程不敢闭眼，手心和额头全是汗，“他后来跟我说，这7个小时他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这种在极端路况下对车的控制、对风险的判断，以及几乎本能的反应，都是源于张诺在赛场上近10年经验练就的肌肉记忆。只要握住方向盘，她就会变得很平静。“每次开车，我就觉得心特别静，好像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采访临近尾声，我问张诺：有没有什么对那些想进入赛车行业的年轻人说的？我本以为她会讲一些鼓励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话，但她在沉默片刻后回答道：“说真的，我觉得进入赛车行业还是要谨慎、再谨慎吧。我看过太多人把全副身家砸进去却没有成功，这一行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如今，她不再对过去耿耿于怀。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和车有关的工作，“说真的，我真的有想过跑网约车，或者去当陪驾。”

对40岁的张诺来说，只要握住方向盘，她就依然在自己的赛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