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厄尔尼诺”言之尚早

近日，“今明两年或成历史最热年份”“地球或将迎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等话题频频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公众广泛关注。3月23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个年份之一。

全球变暖的警钟再次敲响，此次厄尔尼诺究竟何时到来？会达到“超级”强度吗？今年夏天，我国会迎来更强烈的高温，还是更严峻的汛情？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专家。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研究员郑飞指出，大气所的预测结果显示，2026年发生一次中等强度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最大，概率超过70%，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仅在一成左右。

“全球变暖背景下，由ENSO（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导致或与其相关的极端气候影响更容易被放大，如高温、强降水等变得更强、更频繁。现在断言今年就是‘最热年’虽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确实在显著上升。”郑飞说。

“春季预报障碍”导致模型预测存在偏差

厄尔尼诺是指热带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偏高的现象，与之相对的异常偏冷则称为“拉尼娜”。这种周期性振荡是气候系统最强烈的年际变化信号。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持续两年的拉尼娜状态已趋于结束，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正在回暖。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芸芸解释，从历史统计来看，拉尼娜事件结束后，当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概率约为1/3。

但全球各个机构对厄尔尼诺何时到来的预测并不一致。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预测最早可能在4月，澳大利亚气象局认为在5月，日本气象厅指向6月，而美国专家的预测则集中在7至9月。

不同机构对厄尔尼诺“何时到来”的预测为何差别这么大？是否说明预测模型不够准确？

郑飞解释说，这不能简单归因于模型缺陷，背后其实有一个科学界公认的难题——春季预报障碍。简单来说，每年春天，热带太平洋海洋和大气之间“交流”最少，海洋表层与次表层温度变化、风场之间的物理联系最不清晰。

与此同时，不同机构的预测模式是基于对复杂自然现象的不同建模方式，它们对大气和海洋耦合物理过程的描述各有侧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不尽相同。

郑飞进一步解释，在较长的预测周期里，初始误差和大气中的随机扰动会逐渐放大，导致有的模式预测升温快，有的预测升温慢，甚至朝冷暖不同方向演变。因此，现在就断定今年会出现“超级厄尔尼诺”为时尚早。

此外，在强度预测上，国际上对“强”和“超级”厄尔尼诺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郑飞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业务标准通常将峰值海温异常达到2.0℃及以上定义为“强”，达到2.5℃以上称为“超强”。

在此基础上，形成强或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极为苛刻：不仅需要西太平洋暖池储备充足的“暖水弹药”，还需要热带太平洋信风显著减弱、西风频繁暴发等一系列大气响应，通过海洋与大气之间极其强烈的“正反馈”作用，将暖水不断向东堆积并持续增暖。历史上，1997年和2015年曾分别出现过强-超强厄尔尼诺。

极端高温可能更久、更早、更“难熬”

若此次厄尔尼诺形成，叠加持续多年的全球变暖趋势，是否会让极端高温天气更加猛烈？

大气所博士生李柯欣用“叠加效应”形容这一风险。她解释，厄尔尼诺本身会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巨大热量，带来自然的年际增暖。当这一层“自然的暖”叠加在长期“人为的暖”上，全球平均气温的基线就被抬高了。这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还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来得更早。

历史记录印证了这一点。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纪录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则推动2024年成为首个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突破工业化前水平1.5℃阈值的年份。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顶峰。

因此，现在断言今年就是“最热年”虽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确实在显著上升。

聚焦我国，李柯欣表示，现有研究较为确定的是，厄尔尼诺会显著催生极端高温与热浪，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尤其在厄尔尼诺发生后的次年夏季，全球更易出现更强、更长的热浪。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种“放大”效应会更加突显。

“这意味着，如果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如期形成，那么2027年夏季，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可能需要提前做好应对‘超长待机’高温的心理准备和物资储备。”李柯欣说。

厄尔尼诺并不能“一键定制”旱涝

我国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除高温外，厄尔尼诺对我国汛期旱涝的影响更为复杂。有时候，厄尔尼诺会成为“超强暴雨”或“全国大旱”的标签，这种理解其实存在明显偏差。

郑飞指出，它首先忽视了气候系统的“混沌性”，也就是常说的“蝴蝶效应”。厄尔尼诺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外强迫信号，但并不是决定我国某地涝旱的“确定开关”。

更重要的是，厄尔尼诺从来不是“单兵作战”。我国处于典型的东亚季风区，夏季降水的强度与落区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亚夏季风、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局地地形乃至台风活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同为厄尔尼诺年，雨带分布也可能截然不同。

大气所正研级高工彭京备表示，从历史规律看，厄尔尼诺对我国降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性，最典型、最强烈的影响，通常出现在厄尔尼诺峰值的冬季到次年夏季。

“以2015—2016年强厄尔尼诺为例，公众印象中长江流域的巨大防汛压力，主要对应的是2016年夏季，而非厄尔尼诺刚形成的2015年。”彭京备说。

彭京备分析，伴随从拉尼娜向厄尔尼诺的转换过程，加上年代际气候背景的影响，今年汛期雨带落在我国北方的可能性较大，“但真正的考验可能在后头”。

“若下半年厄尔尼诺事件形成，对我国更显著的影响将出现在今年冬季至明年夏季。届时，冬春季南方降水偏多、夏季长江流域多雨的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彭京备说。

面对“气候更不稳定”的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郑飞表示，关键在于启动一系列“看不见”的准备工作，包括强化对海温、季风等关键因子的滚动监测与精细化预测；做好水资源统筹调度，实现水库群“丰枯互济”；提前排查城市易涝点和山洪沟道隐患；针对用电高峰，完善电力调峰预案。更重要的是，提升部门协同与公众沟通的效率，把极端气象的潜在危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