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课，双向考验



落地加拿大的第二个月，我开始了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在法语区最好的一所公立大学里教汉语。走进教室，里面坐了五十个年龄、肤色各异的本地学生，以及一台年迈的投影仪；这是基础班，他们中的多数人从未听或说过任何中文。当我问，这门课的绩点对你来说重要吗？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每年，这所大学开设近二十门语言课，中文显然是其中最难学的之一，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每周两次坐进这间教室？这些北美年轻人里的天之骄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拥有着肤色、家境、语言等诸多特权（privilege）的他们，也会被优绩主义裹挟吗？怀着好奇，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教学与观察。

每学期的首周，学生有权随时换课弃课，第一节课因此成了我的大考。与中国高校相比，北美大学里的师生权力动态更为双向。教授当然掌握对课堂与成绩的全部解释权，但学生也有多种办法给出有力度的反馈。如果一门课臭名昭著，长期被打低分，教授就会面临不少麻烦。为了避免破坏基本平衡，大学一般不会强硬干涉教学自由，但也必须确保师生之间的评估是经过制度化的双向关系。

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本事驯服这五十个名校骄子。这所大学的录取率很低，偏好擅长批判性思维的申请者，因此汇聚了加拿大最会读书，个性也最鲜明的年轻人，我担心随时有挑战从台下发射。

走进教室的第一分钟，投影仪坏了。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只能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邮箱，嘴里讲解课程大纲，手上修投影仪，眼神尽量与每个学生达成一到两次交汇，以免留下腼腆的刻板印象。

突然有个学生大声问：“教上午课的教授也姓王，这是巧合吗？”

我一边修投影仪一边回答，姓和名在亚洲的功效与北美恰恰相反，比如美国可能有几十万个人名叫“泰勒”，但姓“斯威夫特”的家族屈指可数，同姓因此意味着很多潜在信息。而亚洲人往往与几千万人共用姓氏，主要靠名字来区分彼此，如果某个中国妈妈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王，王！快过来吃饭！”，那她最好是有足够的饭来招待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

有学生追问：“那么我喊 Wang Laoshi ，你们怎么分得清是在叫谁？”

我说没关系，你管他叫王老师吧，叫我时大喊喂喂喂就行。

所有人都笑了。投影仪在此刻接纳了我的电脑，我打开幻灯片，教他们如何用普通话读一到十。

第二节课，五十张面孔几乎都还在，我通过了他们的考验。

九个学分的重量，与那些通往未来的野心



进行点名后，我发给每人一张卡片，请他们写下自己想学中文的原因，毕竟这门课要持续一整年，又占九个学分，能轻松拉低他们视若珍宝的绩点。

北美大学生重视绩点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想在本科后继续深造，需要漂亮成绩来申请研究生院，有人需要确保成绩达到基准线，否则会被取消奖学金或经济补贴。即便他们决定一毕业就找工作，许多公司也要求申请者附上成绩单，将综合绩点纳入考量。

五分钟到了，我把卡片收上来，挑选有共性的读给大家听。

第一张写：“抢课那天我起晚了，只剩两门语言课有空位。另一门是俄语。”

学生们哈哈大笑起来。我又抽出一张：“ChatGPT告诉我，世界上有约 20% 的人以中文为母语；我本来就会法语和英语，如果再把汉语拿下，那理论上全地球人都进了我的潜在约会池。”

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想想还是不读出来为妙。

剩下的卡片都说了差不多的话，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来自金融、商贸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认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待解的谜，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这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经贸体系里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变，学点中文能更好了解这个强劲的经济体。另一类学生主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日后想申请研究所或政策分析相关的岗位，多一门亚洲语言能增添优势。抱着这些目的与决心，我们共同开始了这艰巨的一年。

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一位读国际关系的女生在课后找到我，说她想参选今年的社区参议员，准备去唐人街拉票，能否教她几句用来打动华人选民的中文。花了不少时间，我跟她一起排练出一小段几经简化的参选宣言，又准备了带拼音的小抄给她应急。

出发前一天，她忧心忡忡地来办公室找我，说无论如何都背不出来，我说那就照着小抄读吧，大家会欣赏你的努力与态度。你过去半年里下苦功学中文，就已经证明了愿意倾听、愿意为华人群体发声的心，他们会看得见。她信心大增，高兴地回家扩充小抄了。

后来她遗憾落选，不过有间唐人街商铺送了她一个零食礼盒，她高兴地晒在社交软件上。

优绩主义制造的“天真残忍”



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焦虑，有些甚至溢出教室，不分时间地点地通过电子邮件传递到我这里。有位女生每隔三周给我发来一次内容相同的邮件：“老师，我有错过大作业吗？大作业占总成绩的15%，错过我就完了。”

我每次都发去相同的回复：大作业每学期只有一次，我一定会及时通知大家。课程平台上没出现，就是还没布置，请别担心。

三周过后，我又会收到同样一封邮件，说着同样的话，在末尾一次次礼貌地解释自己来信的原因：“如果这门课不能得A，我的成绩单将彻底完蛋。”

经过数次循环，我已经比她更期待大作业的降临。那神圣的一日终于到来，我把题目上传，并在课堂上反复提醒，甚至刻意追捕她的眼神，确保她收到信息。

随后是平静的三周，我没有再收到“老朋友邮件”，几乎有点怅然若失。但想到她终于不用再担心自己错过了作业，又为她松一口气。

第四周，她发来邮件问我：“老师，下学期还有大作业吗，要什么时候交？”

我把之前的回答复制粘贴进回信，内心完全没有不耐烦，反而很平静，感觉生活里熟悉的部分终于回来了。

另一些焦虑则来势更汹，一直传递到他们年轻的躯体。

这所大学以严格著称，每到考试季节，学生常得通宵复习，几乎每周都有人在图书馆或教室里晕倒。路过的学生或教职员会立刻帮忙拨打写在教室墙上的应急小队电话——我的入职培训里甚至专门提到如何帮学生寻找最近的医疗资源。

中文课期末考的前一天，教室里的氛围格外凝重，有好几个学生提前发来医生开具的病假条，来了的也大多状态不佳。

开始上课前，一位看起来已很虚弱的女生走过来问我：“对不起，我刚考完一门试，来不及去开假条——可以让我今天回家休息吗？我通宵了两天，现在正发高烧。”

坐在第一排的几个学生默默注视着我，想看我如何反应。虽然有违规定，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让那个女生回家休息，她面色灰败，说话都已气若游丝，根本不用病假条来证明。

旁听对话的一个学生不服气地小声说：“Aw, good for her!(她真走运！)”

我愣了一下，突然觉得这个时刻似曾相识，它很像某个遥远而炎热的下午，那时我在中国的一所公立高中上学，我的朋友病得上吐下泻，得到一张回家的假条。陪她理书包的时候，我听到邻桌说：“真会挑日子生病，刚好可以逃掉一次数学周考。”

我一时不知所措，被一种古怪的感觉攥紧——后来我才明白那叫做estrangement，一种在熟悉的场景、普通的日常对话中突然被推到局外的恐惧，觉得一个原本熟悉的人陌生而可怖。

我怀着那样不知所措的心情长大了。此刻，面对我的加拿大学生，我又一次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未真正离开那个如鲠在喉的下午，哪怕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哪怕已飞到了七千英里外，地球的另一边。还是说，在此刻的世界，每个年轻人都坐在同一间闷热的教室，一起忍受愈发稀薄的空气，一起在脑海想象某种难以到达的凉爽？有人偶尔走神，怀疑天花板上吱呀呀的吊扇会不会突然下坠，将自己或同伴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格杀。

优绩主义善于制造这种天真的残忍。那些不服气的同学是没有同理心的坏小孩吗？我不觉得这么简单。如果他们这样看待同伴的疼痛，那很可能也不懂该怎么怜惜自己的痛。未来某一天，痛累积到受不了，该怎么办？这样的病变是器质性的，还是在某种境况里，人们有办法修复自己被损坏的感觉神经？我不确定自己能否代表这样一群中国年轻人：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里，我们是优绩主义的亲历者，践行者，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我们与它如此骨血相连，以至于不忍将它彻底批判，但又切实感觉到某种不对劲，感觉深刻的改变有必要发生。

这样的矛盾感受，总让我想起阿乙的一部中篇小说，叫《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写了一个年轻人极度的空虚与无聊。我在高中教室里偷读时想，这种无聊真的存在吗？该做的事情根本没有尽头，哪有穷尽到无聊的那一天。但现在我却听得到自己在问，当你决定让优绩主义的单行道出现尽头，下面，又该干些什么？

去看滑雪吧，在不必说谎的缝隙里



某节课开始前的五分钟，我收到一封用手机发出的邮件：“老师，我不想骗你——朋友说今天在贝尔中心有场精彩的滑雪比赛，我想去看看。先不来上课了！”

我总在想着这份邮件，想它为什么让我如此高兴，像得到一项至高的褒奖。也许因为我比较年轻，也许因为我在课上经常讲笑话，也许我还刚进入这所大学，比较愿意跟学生聊天，总之他冒着失去五点平时分的风险，觉得没必要对我撒谎。

我想到之前在地铁里见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手里捧着学校发下的小奖杯不住摩挲。她的爸爸在旁边小声叮嘱：“今天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老想着它。不骄傲，下一次才能继续拿。”我转过头不忍心再听，因为不忍心想接下来的事——她会将这些话在幼小的心里不断反刍，直到变成一个谦逊的小大人，拿到一座座奖杯，但再也不会有今天这样雀跃的心情。

在收到这封请假邮件之前，我也几乎忘了这种骄傲与欣喜，因为没有想过奖杯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信任当然是一种宝贵的奖赏，但它似乎难以“赢得”，而是需要花时间去“建立”，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瞬间。

我因此想到自己接下来该干些什么了。我决心更努力制造这样的瞬间，让别人在紧绷的环境里也依然能感觉到一点安全，觉得自己此刻可以不说谎。我们慢慢长大，遇到的人也就有渐厚的茧，因为各种主义，各种磨砺。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许更需要一起想办法构建出供喘息的真空，让我们的心偶尔可以赤裸地生活在世界上。这是我在那一年里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