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有人支持大而美法案？

经过一番强力游说后，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通过了其版本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算，这项立法将使川普时代的减税政策永久化，同时大幅增加国防与边境安全支出，并对医疗补助（Medicaid）等社会福利项目进行大幅削减——这些措施在未来十年将使国家债务新增超过3万亿美元，而此后还将持续扩大赤字。

（“永久化”若干关键税收条款，这是本轮税改与2017年改革最大不同之处。首先，在个人税收方面，该法案永久化了原定于2025年到期的TCJA税率结构，使低至中高收入者可继续享受相对较低的边际税率；标准扣除额大幅提升也被明确写入永久法条。替代性最低税（AMT）豁免门槛的提升得以长期保留，而原本存在的Pease限制（对高收入纳税人项目化扣除的总体限制）则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温和的新机制。在儿童税收抵免方面，法案不仅将$1,400的可退还部分永久化，还永久提高了适用门槛，并保留了非子女受抚养人抵免额。此外，合格商业收入（QBI）20%的抵扣比例也被固化为长期政策，惠及大量小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在企业税收条款方面，永久化同样占据中心地位。法案将设备支出“100%即时折旧”政策（Bonus Depreciation）永久延续，大幅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同时，Sec.179条款的支出限额被调高至250万美元，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灵活性。

对于研发支出，该法案明确恢复国内研发费用的即时全额扣除，并允许部分企业追溯适用，从而强化对创新的长期鼓励。此外，包括雇主提供带薪家庭假税收抵免、新市场税收抵免、机会区投资激励等多项面向社会责任与地方振兴的企业激励措施，也均被转化为永久性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在其他领域也引入了数项永久条款。例如，教育贷款豁免税收待遇、杂项项目化扣除的取消、新设的非逐项慈善捐赠抵扣机制，以及Form 1099-K的申报门槛恢复等，均体现出共和党意图通过立法构建一种稳定、减税、简化的新税收结构。特别是新设“Trump Accounts”未成年储蓄账户虽属新创项目，其设计中也包含未来可演化为长期制度的机制。）

在经济疲软、亟需刺激的背景下，大规模举债可能是对症良方。但当前的财政与经济状况，与川普第一任期时已大不相同。

通胀依然令人担忧，利率远高于2010年代或新冠疫情期间的水平。如今，美国每年支付债务利息的成本已飙升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再增加几万亿美元债务，只会加剧这一本已严峻的问题。

这项法案在选民中极不受欢迎，甚至连一些投票支持它的共和党议员，也在公开或私下表达出不同程度的犹疑乃至敌意。

那么，他们为何要做出如此明显有害于政治前景、甚至可能危及国家财政的决定？

答案可能是：共和党人无意解决财政问题，他们真正想解决的是政治问题——而且是超越中期选举层面的政治问题。他们也许正在借鉴里根时代共和党的一项战略。

美国当前的财政困局，是两党共同造就的。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时期，联邦税收就已难以持续支撑现有支出。而在拜登（Joe Biden）任内，债务利息成本飙升，但政府仍然在经济景气、通胀高涨的情况下继续推出新的支出计划。

既然责任是两党的，那么解决方案也理应是两党共担。唯有如此，那些担心因削减支出或增税而遭选民反弹的政客，才敢“共同跳板”（walk the plank）。（这段话通过一个带有幽默甚至残酷意味的比喻，强调：在面对财政困局时，若只有一方承担增税或削减福利的政治代价，就会遭受巨大选民压力。因此，必须两党“共赴险境”，才有可能推进真正的财政改革。它点出了美国当前两党对财政议题的根本互信危机。）

但“跳板”并不都是平等的。任何有关削减支出与增加税收的谈判，其起点都取决于谈判开始时的财政基线。

这正是“大而美法案”的关键：这项共和党法案虽然对经济无益，对美国财政更是灾难，但它重设了预算谈判的起点。

川普第一任期的减税政策被设计为有时限，以限制其账面成本——小布什时期的减税也是如此。

但当时奥巴马（Barack Obama）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谈判续期问题时，他可以要求最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按原计划到期。因为一旦谈判失败，整套减税政策将一并到期。

而共和党的这项新法案则意在将川普时代的减税政策永久化，从而剥夺下一位民主党总统的谈判筹码。

同样地，当民主党人日后重返执政，他们势必试图恢复被削减的医疗补助与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这将消耗他们原本可以用于扩张社会福利的政治能量。

届时，财政形势可能比现在更加严峻，任何增税或削减支出的举措都将更不受欢迎，回旋余地也更小。

如果民主党人届时仍需共和党支持以共同“跳板”，就必须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才能换取合作——即便他们只是为了撤销共和党单方面推行的政策。

共和党人脑海中可能还有一个历史先例——在面对迫近的财政危机时，主动迎面而上。

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时，美国债务利息占GDP的比重已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按常理，面对赤字恶化，应当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或两者兼施）以实现收支平衡。但里根却签署了大幅降低税率的“肯普-罗斯法案”（Kemp-Roth tax cuts），将财政赤字推至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

随着债务与利息成本飙升，政府不得不应对。1982、1983与1984年，国会通过了三轮增税法案。这些税收提升虽未完全抵消1981年的减税幅度，但规模依然可观。

1982年那次增税幅度甚至超过了1990年和1993年为遏制赤字而推行的增税政策。工薪税（payroll tax）被提高，退休年龄延后，各类税收漏洞被关闭——但1981年设定的名义税率仍然保留。

这也正是共和党推动永久化减税的潜在收益之一：最终可能迫使民主党人不得不参与应对赤字问题——而且是在共和党所偏好的框架下。包括那些平时无人敢碰的、对全民福利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也包括那些对工薪阶层更具负担的税种，而非资本持有者。

川普提出的关税政策，也可能成为谈判基线的一部分。共和党人有时宣称关税是一个可观的财政来源，但现实中，即使征收极高关税，也难以填补财政缺口——因为贸易虽然对经济至关重要，但其占GDP的比例有限（2024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仅约占GDP的12%）。而且，提高关税还将抑制贸易总量。

但关税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而在未来解决美国财政危机的严肃方案中，提高消费税几乎不可避免。

目前美国的联邦税收结构相对异常：对所得税的依赖过高，且所得税的累进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极为突出。美国与OECD国家在税收总额上的差距，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一个事实：美国尚未开征增值税（VAT）。（增值税（VAT）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增值环节征收的一种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全部成本。以一辆假设的汽车为例：当钢铁制造商将钢材卖给汽车制造商时，会向其收取增值税，并将这笔税款上缴给政府；汽车制造商随后将汽车卖给经销商时，也会收取增值税，但此时它可以获得相应的税收抵免，或保留一部分增值税收入，以补偿其向钢铁商支付的税款。这个过程会在整条供应链中反复发生，直到商品最终售出给消费者，由其一次性支付全部增值税。这一制度鼓励企业在销售时依法征税并如实上缴，以便获取税收抵扣，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监管机制。相比之下，增值税比传统的销售税更不易逃税。由于增值税在每一生产环节都征收与抵扣，它构建了一个更广泛的税基，同时不会因为产品供应链较长而被反复征税，避免了对复杂产品的额外惩罚。此外，增值税便于出口退税，有助于保持贸易中立性，不扭曲国际竞争环境。）

在正常情况下，推动增值税立法——一种对消费征收的累退税——对任何政党都是政治自杀。但在财政危机情境中，若通过提高消费税同时削减更累退的关税，其政治阻力可能会下降，从而成为两党都愿意共同“跳板”的政策。（累退税（Regressive Tax）是一种税制结构，其中税率对所有人 nominally 相同，但对低收入者的负担相对更重。具体来说，累退税的核心特征在于：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加，实际税负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虽然缴纳的税额可能较少，但所占收入比例却更高；而高收入者则因其收入更高，即便缴税较多，税负比例仍相对较低。）

而共和党这项法案，恰恰通过加剧危机、重设税收基线，反而可能促成这种本该在正常程序中不可能达成的最终政策目标。其结局或将更有利于共和党的长期优先议程。（揭示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逻辑：通过故意制造不利局势，反而塑造出改革的空间与政治杠杆，从而达成自身更长期的制度性目标。其深层逻辑类似“破坏中奠定规则”，是一种以危机为工具的议程推进方式。）

事实上，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正陷入一场“财政斗鸡游戏”：双方都在逼迫对方率先转向，接受各自最难以容忍的政策后果——民主党被逼面对对富人加税与削减国防开支，而共和党则被推向接受削减福利和提高消费税的立场。在这种对峙中，共和党通过推出《大而美法案》，等于是猛踩油门，将财政博弈推向正面冲突的边缘。这种战术也许能逼得对手先转向。但也有可能让双方同归于尽——美国经济也将随之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