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CBA选秀大会，来自中国台湾的后卫宋昕澔被广州龙狮队选中，成为选秀制度创立以来的第12位状元。

然而，这个结果并未在篮球圈内激起多少水花。反倒是另一则衍生话题，被媒体和自媒体反复讨论——本届选秀的头号状元热门，本是清华大学的后卫石奎；而手握状元签的球队，则是四川锦城队。

选秀大会前，石奎主动放弃报名，随即公开宣布签约NBL三连冠球队香港金牛，据传年薪达到CBA状元保底工资的三倍。四川锦城也放弃了状元签，将其交易给广州龙狮。

换句话说，面对“CBA状元”这个象征着实力、荣誉与财富的符号，最该当的球员不想当，最该要的球队不想要。一场充满预期违背的悬疑戏码，就这样摆上台面。

怎么会这样？



清华大学球员石奎（8号）今夏引发了“状元签事件”

01丨“脑补”的孽缘



状元热门与状元签球队双双“闪退”，在CBA选秀史上尚属首次。但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这结果看似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四川男篮在2025-26赛季创下0胜42负的全败纪录，深陷欠薪、社保断缴等财务泥潭。如今已升起“锦城”旗帜的这支球队，堪称CBA最贫弱的俱乐部。对球员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5月22日，四川男篮抽中状元签时，圈内已经开始流传热门人选“另作打算”的风声。《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除石奎外，另一位潜在状元、湖南工业大学的柳锐也曾萌生退意。7月12日，他一度宣布因伤退出选秀，直到状元签被交易才正常参选。就连最终当选的宋昕澔，选秀前也透过媒体表态：希望加盟一支环境稳定、没有风险的球队；若去不了合适的球队，宁可选择其他联赛。

如此戏剧性的故事，自然给了自媒体炒作空间。但站在球队角度，对于“石奎与四川两败俱伤”的夸张叙事，俱乐部方面颇感无奈。

俱乐部人士透露，他们从未掩饰过将状元签交易变现的打算，摘牌会前这一意向早已在圈内传开，俱乐部也根本没有引进石奎的计划。在四川锦城看来，这完全是外界一厢情愿脑补出来的“孽缘”，现实中根本不成立，连澄清的必要都没有。

俱乐部本无引援之心，石奎或许也早与香港金牛“郎情妾意”，拒绝选秀不过是直接“奔现”罢了。更何况，中国篮协今年已明确NBL与CBA之间建立升降级通道，香港金牛下赛季就可能升入CBA。对石奎而言，真要打CBA，不过是晚一个赛季的事。

所以，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状元签事件”，说到底只是自媒体臆想的故事，对石奎没有影响，对四川男篮更无损伤。不但没有损伤，四川男篮反而利用交易中获得的选秀权，一口气选中4名球员，成为本届选秀收获最多的球队。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年轻中锋刘文科的租借权，以及约600万元现金。

面对这样的事实，何谈两败俱伤？用“各取所需”来描述，更为恰当。



四川男篮

02丨不职业的转会



不过，从外部视角看，这件事的确打破了一些“江湖惯例”。

中国体育的职业化仍在进程中，球员的归属权与自由流动，一直是最核心的母题之一。无需讳言，我们在此方面的规章制度与保障体系之间尚存“缝隙”。过往，填补这些缝隙主要靠“江湖惯例”。

所谓“江湖惯例”，是指在中国体育职业化制度尚不完善的过渡期，由俱乐部、球员、经纪人乃至地方体育局之间，通过私下协商、利益交换、人情默契、口头承诺等非正式手段，解决球员归属、转会门槛、签字费补偿等复杂问题的一套隐性规则。虽然它既非明文法规，也缺乏统一仲裁机制，却在实际操作中充当了填补制度“缝隙”的“润滑剂”。

要理解这些惯例，得回到职业化改革的原点。1992年，国家体委在红山口召开会议。尽管主要讨论足球，但会议精神覆盖足篮排三大球，被后世称为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用市场养活足球的职业化方向，并明确足球先行，篮球紧随其后。于是，足球甲A（中超前身）和篮球甲A（CBA前身）相继问世。

职业化初期，球员流动问题很快浮出水面。转会大门一开，市场异常活跃，催生出许多异象与传言。1997年底，天津火车头球员赵斌在深圳与平安俱乐部谈判后返津，在机场被查出随身携带70万元人民币现金，传闻这便是“签字费”。一路水涨船高的转会身价和签字费传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球员真实水平与收入严重不匹配。社会热议和上级压力，迫使中国足协拿出对策。

除了转会费与签字费问题，彼时的足协也不愿看到新生的甲A出现日后广州恒大那样的“巨无霸”，希望阻止高水平球员向个别俱乐部过度集中。于是，从1998年起，中国足协仿效NBA选秀，设计了转会摘牌制度。

是的，与2015年施行的CBA选秀制度一样，中国足球职业化最早期的转会机制，也是借鉴NBA。本着扶持弱者的初衷，足协采用倒摘牌制，由联赛排名靠后的俱乐部优先挑选转会球员。从此，年年上演摘牌大戏，直到2003年初最后一届摘牌会落幕。

试想一下，如果如今的“CBA状元签”事件发生在三十年前，会是怎样的光景？彼时，没有大学生球员进入职业的通道，各队人才几乎全部来自传统青训体系。这导致了球员在不同球队间按个人意愿自由流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具体到石奎，若他不愿为四川队效力，需要先与对方沟通，再与接收方球队沟通，难度极大。当然，通过求助友军“让路”，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年北京国安从大连实德引进前国脚小王涛的操作，便与此类似。

1999年底的甲A摘牌大会，国安摘下四夺甲A银靴的实德前锋小王涛。这一年，国安中意的球员是申思和小王涛。申思同时被大连实德看上，两家俱乐部私下达成协议：实德放小王涛到国安，国安把申思让给实德。

不料，摘牌会前申思撤回转会申请，实德便不想放人。摘牌会后，小王涛已到国安报到并随队冬训，中途却又返回大连。国安时任总经理杨祖武认为，国安已履行约定放弃申思，实德未能摘到申思是当事人自己撤牌，与国安无关，要求实德按约定放人。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提请足协仲裁。小王涛被裁决转会国安，还因中途返回大连被罚款一万元。2000年，小王涛在国安首个赛季便打进13球，第五次荣膺甲A银靴。尽管有过波折，但彼此最终相互成就。2002年底，小王涛在国安退役，2022年11月4日因心梗离世。



中国足球名宿小王涛

03丨被安排的命运



在中国足篮职业化的人员流转中，球队拥有绝对话语权，始终是主流。六年甲A摘牌留下的故事，远比十二年CBA选秀更富戏剧性。

1998年首届摘牌大会，前国脚、国安中场核心曹限东成为最大牌的“受害者”。这位甲A著名的“金左脚”在1997赛季被边缘化，足协杯决赛都未能出场，一怒之下申请转会。在队友高峰帮助下，他联系上了重庆的前卫寰岛。然而摘牌会上，青岛海牛利用排名优势一声不吭地“截胡”。

曹限东只得穿上陌生球衣，赛季中甚至以任意球攻破老东家大门。赛季结束，他放弃甲A高薪，回到家乡加盟甲B的北京宽利，效力三个赛季后于2000年退役，职业生涯提早谢幕。

名嘴、前国脚徐阳，同样是摘牌制度的牺牲品。2000年底摘牌会前，决心离开国安的他，一心想投奔重庆力帆，与主教练李章洙和俱乐部充分沟通，据说连合同都已谈妥。但摘牌会上，山东鲁能强行摘走徐阳。

在鲁能，他基本被闲置，始终未进主力阵容。2004年底，鲁能将其挂牌，标价120万元。徐阳一怒之下挂靴，受时任主编董路邀请，到《青年体育》当起记者。不久后又接到北京台和央视邀请，走上名嘴之路。

2003年1月，甲A最后一届摘牌会。两年前未能摘到徐阳的李章洙，此时执教青岛中能，盯上了从四川冠城出走的姚夏。姚夏原本心属重庆力帆，已谈妥合同。但力帆过于自信，安排第一轮先摘年轻球员王安治，将姚夏放在第二轮。李章洙抓住姚夏沟通中的犹豫，果断出手截胡。直到2005年才转会中甲成都谢菲联，姚夏才重回家乡。

2003年末代甲A冠军上海申花（后因假球被取消冠军资格），拥有张玉宁、曲圣卿、马丁内斯等五大前锋，攻击力惊人。主帅吴金贵曾遭调侃：申花何必凑齐五大前锋才能争冠？他的回答是：无论张玉宁还是曲圣卿，若在别的队，都是申花冲冠的障碍。即便用不上，也得搜罗到自己队里放着。为了最后的冠军，申花在锋线争夺上采取“焦土政策”，在摘牌会上坚持了三年方达成目标。

职业化起步较晚的中国篮球案例略少，但类似故事同样存在。

2000年，马健被前卫奥神炒掉，转头与上海东方队签约。临战前，奥神突然出示一份有马健签名、有效期至2003年的合同。篮协最终认定合同有效，判定马健非自由球员。这场拉扯让他无球可打，职业生涯跌入低谷，成为篮球早期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更早之前，也有传闻称吉林篮球名宿孙军两度试图转会辽宁，均因上层干预未能成行。



马健代表奥神与八一队比赛

这些案例，曾是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而故事背后，“一队功成万骨枯”的意味挥之不去。职业球员的个人意愿与择队权利究竟如何界定，与球队利益如何平衡，一直是业界反复讨论的问题。

对石奎而言，他不愿在职业生涯一开始便遭遇前辈们的尴尬境遇与潜在职业危机。幸运的是，他并非出身青训体系，而今天的职业化规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保障。

04丨“不成功”的改革



2024年10月，姚明卸任中国篮协主席。舆论迅速掀起一轮功过盘点，在他长长的改革清单里，“CBA选秀制度”被不少人列为“不成功”。以至于，当CBA选秀几成鸡肋的今天，出现“状元签事件”后，用此事论证姚明改革失败的声音又再次浮现。

可CBA选秀，真的失败了吗？

从球场的逻辑看，论据似乎很充分：选秀办了多年，能成球队核心的凤毛麟角；大多数状元大学生球员，在职业赛场泯然众人；CBA各队人才至今高度依赖青训梯队，选秀充其量只是补充渠道。

但从职业化制度建设的角度看，“状元签事件”恰恰傍出了相反的结论。正是因为有了选秀制度，石奎才拥有了“可以不当状元”的选择权。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却又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2015年选秀制度诞生前，青训体系外的体育人才几无进入职业联赛的通道。CUBA优秀球员想打职业，要么通过俱乐部试训以自由身签约，要么走体育局特批通道，路径狭窄且充满不确定性。彼时的CBA球员流动，主要依赖不透明、不规范、充斥着“惯例”、“人情”与“关系”的转会市场。

无需讳言，CBA选秀制度并不完善，某些环节甚至显得“幼稚”，但它至少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把“进入CBA”这件事，搬到了有规则可循、有秩序可依的公开平台上。它给了每一位大学球员、每一位非青训出身的年轻人一个清晰的信号——你有一条被官方认可的、制度化的上升通道。

同时，它也赋予了球员更符合当代职业想象的身份：自由选择的权利主体。

这是1998年的曹限东、2000年的徐阳和马健、2003年的姚夏，在他们各自的“职业”经历里，从未体验过的新事物。彼时，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转会市场上的“标的物”，是俱乐部博弈的棋子，是被“江湖”裹挟的被动参与者。

相比之下，石奎手上握着两张牌：一张CBA选秀，一张NBL香港金牛的合同。他可以比较薪资，评估球队环境，考量发展前景，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给他发牌的，有当年的姚明，也有如今的CBA职业化体系。

无法否认，这是制度层面的进步。哪怕它还很稚嫩，尚未成为人才供给的主流渠道，但已实实在在地改变了球员在劳资关系中的位置。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是当初的倒摘牌制度还是如今的选秀制度，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职业足球和职业篮球在中国起步都不算长。有意思的是，在人才流转方面，两个联赛先后借鉴了NBA经验。虽然出发点都是均衡实力、促进公平，但以目前进展看，这一目标还远未实现。如今的中超早已停止摘牌制度，也未衍生出类似选秀的新制度；而CBA的选秀，则一直在争议中前行。

有一点需要说明：两者从一开始，就带着全然不同的底层逻辑。当年的甲A学习NBA，是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而CBA选秀，瞄准的是未来——它试图在中国体育土壤上，真正建立起一条从学校到职业队的球员输送通道。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沿“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运行，教体两个系统高度割裂。学生球员即使在大学联赛表现出色，也极少能走进职业队大门。姚明上任后反复强调，CBA选秀大会是“体教结合、体教融合的一个衔接点”。

他希望把大学篮球人才引入职业赛场，倒逼校园篮球水平提升，最终让学校成为中国篮球人才的重要产地。为此，选秀多次改革：取消只能由俱乐部推荐参选的限制，允许草根球员参选；增设选秀训练营；选秀权可交易，以激活市场。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恰恰是本土的“土壤”。

NCAA拥有成熟的赛事体系、庞大的观众市场和极高的训练水平，是NBA最丰厚的人才蓄水池。而CUBA虽然近年热度上升，但在训练保障、对抗强度、人才储备上，与职业青训仍差距明显。

姚明对此并非没有认知。他在任内同步推进的另一条线，正是“土壤改良”——小篮球计划、校园篮球赛事扶持、体教融合政策推动、U系列青少年赛事体系完善。换言之，姚明试图同时做两件大型“改良工程”：一边在职业联赛入口搭建制度框架，一边在社会层面培育支撑制度运转的人才土壤。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但问题在于，制度可在一年内制定颁布，土壤培育却需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塔尖的制度很快生效，土壤改良却阻力重重——体教壁垒、基层教练匮乏、学业与训练矛盾、社会对“体育生”的偏见、校园赛事商业价值薄弱……每一项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于是如今，我们看到割裂的现状：选秀制度框架已经搭起，但能填满它的优质人才还远远不够。这使得选秀在CBA的角色始终尴尬——各队仍视青训为主渠道，选秀更多被当作“捡漏”或补充角色球员的手段。

所幸令人欣慰的是，CBA选秀制度仍交出过说得过去的成绩单。2016年状元郭凯在广州龙狮站稳脚跟，证明大学生球员可以在职业联赛中生存并贡献价值。2019年状元王少杰在北控成长为内线主力，多次入选柄家集训队。2020年的祝铭震、张宁，2021年的赵柏清、黎伊扬，2022年的王岚嵚……这些名字，正一点点改变着“大学生球员打不了职业”的刻板印象。

他们未必能成为超级明星，但能证明了一件事：校园篮球体系能够培养合格的职业球员。而在十年前，这个结论许多人并不愿相信。这也是CBA选秀在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中无法忽略的功劳。



尾声丨另一种前进



2026年8月2日，就在CBA选秀尘埃落定后不久，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AUBL）在杭州滨江体育馆开赛。而在8月8日赛事半决赛，上海交通大学在加时赛用充满戏剧性的方式三分绝杀清华大学晋级时，石奎正在赛场之上，而姚明也坐在场下，喜笑颜开。

姚明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这项赛事在4月10日刚刚完成A轮融资。投资人名单中，姚明的名字赫然在列。投资完成后，姚明说：“当年申请一所NCAA联盟的学校被拒，是我青少年时期的遗憾之一。很高兴AUBL可以为亚洲大学生球员们提供一个宝贵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也将为我的母校加油：上海交大是冠军！”

似乎，卸下中国篮球掌门人重担的姚明，仍未停止改良中国职业体育土壤的尝试。只不过，他换了一种方式前进。而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也仍在不断向前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