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占省财政比例：43.7%…

要说中国有哪两个省份本有发展机会，这两年却后力不济，那估计都会提到鲁赣。尤其是赣，作为历史上最富庶的江南省份之一，过去这几十年的表现，有些羞惭。连带着老表在外地创业，也不被人看好。似乎除了风险偏好低、彩礼高、男女性别比独步天下《没了计划生育，婴儿性别比反而更加失控？》，几无标签。但刚刚，赣放了个大卫星：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约56.3%，创历史新低。

虽然今年上半年《终于拖到无一省自给，地方财政为何不能出清？》但这个成绩，哪怕放在赣省的历史上，也是格外触目。今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份，三个财政负增长的省份中，赣为下降7.2%，排名倒数第一。不如常年垫底的甘肃……拆分数据，税收收入降幅17.1%……反之，非税收入增长1%。这也导致税收收入只占财政的56.3%，而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达到创纪录的43.7%！



拉长时间看，非税收入一直在增长。这不是周期波动，这是结构性塌陷。税收占比高，说明钱是“长出来的”——企业赚钱、交税、财政增收，这是一个正循环。税收占比低、非税占比高，说明钱是“刮来的”——罚没、行政收费、盘活资产（卖地、卖国企股权），这些本质上都是存量博弈，不是增量创造。这意味着什么？在赣省生活和经商，你得考虑税收以外的成本……周边省份也不可掉以轻心。2024年，两名警员跑到江浙两省游荡了两个月，目标明确：找老板、抓回去搞点财政收入。结果被浙江方面半路截住，依法处理，判了。《上饶警员到江苏“远洋捕捞”被浙江抓了，上面支持“东南互联”反击！》

这事如果放在任何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里，都会被说太魔幻，但它真实发生了。说明在当地的财政逻辑里，执法和创收已经被画上了等号。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生存策略——当正经税收不够花的时候，权力就会开始“猎食”。对本地的非税收入和捕猎外省老板，都是这个逻辑。按理说非常不应该，江西历来属于江南核心区域，在最为富庶的南宋文化版图上，出现了临川文章、庐陵学派、白鹿洞书院，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响当当的。朱熹、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黄庭坚、晏殊……两宋三百年，江西人在文化场上几乎没输过。包括大明朝，江西籍官员严嵩等人，单论能力肯定是一时之选。但从我们写家传的传主分布看，赣也是个黑洞，一个都没有。文化自觉与经济发展程度本就是表里关系。我们给客户分布划了一个历史地理范围：北宋算“二环”，南宋算“一环”核心区。但实际上，赣省连“二环”都算不上，直接落在“北宋域外”。

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地方，文化上曾经站在巅峰，现实中却连被记住的欲望都没有。它到底经历了什么？难道真的被太平军伤了元气？文化的里子掉了，经济的面子自然也挂不住。我们写过的家传里，有两部都提到了同一件事——至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卡车经过这里会被拦路打劫。不是个别路段，是老司机群体的普遍认知。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走到什么地步，才会让“过路”变成一件需要赌命的事？

而这件事，与2024年两名警员跨省抓人的逻辑，完全一脉相承。

前些年，发生在这里的浙商被收割事件，如上饶永康老板厂房被半夜推平、九江胜诉企业家二审前被定恶首事件，同样闹得沸沸扬扬。

早年三打廿八都，将浙江这边的富人财富起出来分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做法，但现在这样搞，那就是王秋赦搞二次土改了。《批斗郭德纲，续写60年前未竟的事业》

如果继续加大非税力度，黑洞只会加深，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类似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