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将军被刺真相

1934年11月9日，曾经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一时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的《泰晤士报》即登出了这一惊人新闻，国内各报也相继做了报道。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前不久，笔者偶见吕一民伏法时的照片，追根溯源，又在市高级法院档案馆发现了吕一民的判决书，凶手的政治背景，事先的蓄谋策划及刺杀经过得以澄清。

一 刺杀原因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1895年出生。其父吉筠亭在该镇以开茶寡酞生。他幼年丧母，生活困难，6岁即参与家事，但勤奋好学，常在私塾旁听。18岁时应征入伍，历任连长、营长、旅长和师长，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1929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十军军长，在西北军中有“王牌”与“铁军”之称。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时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曾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还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1931年4月，吉以刘峙主豫，贪污腐化，横征暴敛，而发起“倒刘（峙）”运动，推刘镇华为首领。岂料，刘镇华反将吉写给他的原函密呈蒋介石。又有帅新吾介绍了一位刘某，代表吉去广州参加反蒋会议。会后，刘某将会议记录和吉的委任状等，密藏于热水瓶里，途经汉口，被蒋的特务截获。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而吉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于是，蒋介石撤销了他的军职，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连克察北康保、宝昌、沽源及塞外重镇多伦。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一面向冯玉祥及同盟军发电制止抗日，一面电令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调重兵对同盟军实行全面封锁。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于9月失败。　　

1933年11月，吉鸿昌回到天津，在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转年1月，他与共产党人宣侠父秘密到上海，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并接受了新任务。回津后和南汉宸、宣侠父等制订计划，积极联络各抗日力量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旗》刊物，通过英、法租界邮局寄往全国各爱国团体及军队，宣传抗日主张，并且秘密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得其援助，积极筹资购买武器，培训军队骨干，进行一系列反蒋抗日的准备工作。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更加仇恨，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暗杀吉鸿昌。

二 受命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国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那时，吉鸿昌与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一时不敢贸然下手。1933年春，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木来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并配备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及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

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的陈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长。同年下半年由天津军统特务将侦察到的吉鸿昌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并分别任命陈资一、郑恩普和王文为情报组和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十数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他想，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三 吕一民其人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现已属天津市）。家有祖遗砖瓦房18间，土地1400余亩，分租给贫雇农耕种，每至秋收，各贫雇农都要将收入30——40%的粮食交到他家，少交或欠交的就要被剥夺次年种田的权利。他早年丧父，在地主婆母亲的强生惯养下，极端贪婪自私，行为诡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尚未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　　

1925年5月，河南省有个大土匪头子叫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打起武装反帝的大旗，召集曾在保定军校受过训的几个失意军人做教官，在河南临颖地方成立了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800多人，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闻讯，携巨资到该校报名。学校接受他的“赞助”后，吕一民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他又开始研究起学员的构成。研究结果是学员中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20%来自城市，文化程度较高，而且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于是他决定把后者作为重点拉拢的对象。

很快，他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集团，号称“嵩山三十六友”。此计果然奏效，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当上了伪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此后，又升任伪第十九集团军第五师参谋长、旅长。升官后的他，更加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他假借筹措军饷、改善军事装备等名目，向驻地樊城老百姓大肆敲诈勒索，横征暴敛。　　1930年中原大战时，吕一民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领到十几万银元窜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军火商订购枪枝弹药，从中捞得上万元。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来到北平，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置下一栋房子，改名为李善斋，弃家乡之妻于不顾，找了一个风流少妇与其同居，吕一民称之为“雅斋夫人”（为“压寨夫人”的谐音）。

但不久，他又出于长官发财的驱使，四处活动起来，他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了苏杭，辗转找到一个与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加入了“新国民党别动队”任组长。后又返回平津，搞反蒋活动，寄希望于蒋介石下台后，元老派主持大政，论功行赏，赐他高官厚禄。岂料，蒋介石非但没下台，反倒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吕一民一时找不到长官之路，遂即消沉下去了。王文的出现又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四 刺杀组成立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吕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愿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后向站长请示，让吕敬候佳音。吕一民唯恐失去这一良机，遂下决心又赔上了雅斋夫人。是夜，他不仅留宿了王文，还将雅斋夫人送上了他的床。吕一民又连夜写了一份誓愿书，并连同100张5元的中交票一起包进一条红绸子手帕内。次日凌晨，又让雅斋夫人将此包塞入王文的内衣口袋。　　当天，王文即动身返津。

到家后，服先将500元中交票存入银行，然后又向陈恭澍汇报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并对吕一民大加赞赏。陈恭澍展开誓愿书，只见上写：立誓愿书人吕一民，现年32岁，北平市人，受训于建国军官学校，在孙文总理发展同盟会时，即已申请入党，自属早期的国民党员，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效忠党国。一向信仰“复兴”宗旨的三民主义，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并无二意，如有交办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如有半点虚假，愿受天遣！务请批准……陈恭澍看后连连点头，并说此人如此忠诚党国，实属罕见，从速令此人来津一见。　　

凭多年钻营的经验，吕一民知道王文一定能将此事促成。于是，第二天，他就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买了两套英国进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10筒老炮台高级香烟、一箱金奖白兰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的电报，他便火速来津。

在西火车站下车后，他先到金刚桥下坡吉升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安排好东西，乘车到王文家，马不停蹄，又回店取了东西，托王文将见面礼送到陈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带领，到军统天津站报到。先见礼后见人，陈恭澍对吕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见面时，气氛十分热烈。当陈恭澍宣布委任令后，吕一民突然屈膝跪倒，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并再次表决心立誓言。就这样，有奶便是娘的吕一民，由一个反蒋分子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走狗。　　

到津不久，吕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今和平区河南路）春荣里找到了一名叫杨华庭（又名杨毓珊）的暗娼，时间不长，其二人就打得火热。与此同时，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二人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五 被刺身伤 又遭逮捕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每至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于是，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

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复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今新华南路庆云里），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特务的干扰。陈恭澍见失去了目标，不免将吕一民等叫来训斥一番，并决定分头跟踪侦查。由吕一民负责侦察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岐。陈恭澍说：“跟住任应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一天，吕问友跟踪任应岐至国民饭店，果然在二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　　

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他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由杨弄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她见缝插针，将球扔了进去，借找球为名，闯进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最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正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

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法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英工部局。时为1934年11月9日。

六 密解北平

吉夫人胡红霞闻讯后，急速驱车到国民饭店，但吉鸿昌等早已不知去向。当了解到刘少南被打死，吉鸿昌臂部受伤被押往法工部局时。吉夫人立即回家，检点出电报、会议记录及文件刊物等，嘱咐郭庆禧马上焚毁，后又急忙赶往法工部局。郭庆禧正在焚毁文件时，忽有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李汉元带人前来，遍搜桌柜抽屉，终将地下党同志寄存的、未及焚毁的一些机密文件搜去。此后，吉夫人和任应岐的家属试图具状保释，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也设法营救。吉夫人又专程赴泰山向冯玉祥求助，冯派刘治洲来津寻找出路，可为时已晚，吉鸿昌和任应岐已被秘密解往北平。　　

11月10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任。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

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此后，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在北平，何应钦主持组织了军法会审，企图从吉鸿昌口中获得中共北方党在地下活动的情报。吉鸿昌虽经酷刑拷问，但毫不屈服。

七 英勇就义

1934年12月24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急密电，上写：“就地枪决。”何立即在吉、任卷宗上用朱笔批了“立枪决”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绑”，交部下执行。当日，吉、任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任死刑的命令。吉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饭毕，吉鸿昌要了墨笔和纸。他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光荣而坚贞不屈的决心；之后他又先后给妻子、兄弟们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第一封遗书的原件并未交给吉夫人，其余三封都交给了吉夫人。

写给吉夫人的是：“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于）悲伤，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弟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入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启。1934年12月24日11时钟。

写给兄弟们的是：“国昌、永昌、加昌诸弟鉴：兄已死矣，家中事俱已分清，唯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宜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写给家乡好友的是：“欣农、仰心、遐福、慈情诸先生鉴：吾先父所办学校校款，欣农、遐福均悉，并先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绅办理。所虑者，吾死后恐吾弟等不明白之处，还要强行分产，诸君证明已有其父遗嘱，属吕潭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　　

吉鸿昌写罢遗书，神情镇定自若，从容披上斗篷，昂首步入刑场。他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刑场的地上以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不朽诗句。陪绑的林少文亲见后暗中记下，并转告了胡红霞。在刽子手枪杀了任应岐后，吉鸿昌熟视良久，然后对监刑者说：“给我搬过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我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监刑者忙搬来椅子。吉鸿昌又说：“要在我前面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子弹打在我的身上！”吉鸿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何应钦！”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39岁。夫人胡红霞收其骸鼻，厝于北平南斜街头长寿寺。　　

吉鸿昌就义后15年，全国解放。1964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议，将吉鸿昌墓由扶沟迁葬郑州黄岗寺烈士陵园。今烈士墓前，丰碑矗立，人民瞻仰，他的浩然正气，永驻人间。吉鸿昌烈士的英雄事迹也被写成书，编成小说、电影及话剧。烈士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八 可耻下场

行刺后，陈恭澍带上吕一民等一伙特务，乘晚车返回北平，向军统头子郑介民作了汇报。陈恭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陈恭澍当时唯恐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遂隐居于北平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暂避风声。吕一民从此也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并于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吕匪更加卖命，到处搜集反蒋情报，陷害革命志士，残害无辜群众，任意敲诈勒索，肆无忌惮地危害人民，破坏革命。　　

天津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匿居津门的二吕匪拒不登记，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人民举发，二吕匪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其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 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其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予以没收。　　

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同年7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特打死。陈恭澍此次幸免一死，逃往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后又升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叛蒋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