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摆脱高考去泰国上学，中产父母开始后悔

近几年，带孩子去泰国上学，成了一些想摆脱高考的中产家庭的选择。他们被自媒体描述的高性价比素质教育所吸引，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真正置身其中，这些家长发现，适应不了泰国松弛教育环境的反而是自己——他们仍要和“鸡娃”的惯性作斗争。随着班级里的中国孩子越来越多，连外教都快学会中文了，孩子的英语却没有进步。放学没作业，考试没排名，他们开始怀疑，快乐教育能给孩子一个好未来吗？

脱离标准轨道后，中产家长始终没有落定的感觉，讨论的话题终于变成——要不要带孩子离开泰国？

01

松弛感

陈玲羡慕女儿，在曼谷的国际学校提前过上了大学生活。每天下午2点40，学校的课程就结束了。学生能选课后活动，手工、烹饪、游泳，几十种。运动馆有好几个，实验室也都正常使用，而不是摆设。当初访校，陈玲正是被这些硬件设施吸引。女儿喜欢打羽毛球，加入了校队，每个赛季到其他学校比赛。

2024年1月，陈玲带着10岁半的女儿来泰国上学。女儿很快喜欢上这里的氛围。课堂是自由的。她每天都能换座位，想坐哪儿坐哪儿。上课中途，想上厕所了，举手示意老师就能去。

以前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公立学校，管得严，课间不让孩子跑动，甚至不让出教室，生怕孩子有磕碰。陈玲觉得这违背孩子的天性。泰国国际学校的要求正好相反，孩子下课必须到室外接触阳光，和同学社交。

老师基本来自欧美，能量很足，接纳孩子的一切。有次女儿在数学课上和两个好朋友闹了矛盾，掉眼泪被老师注意到了。老师先把女儿带出教室，问清情况，又把三个人叫到一起，让他们把话说开，并交代他们下周去找心理老师。情绪被看见了，女儿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带女儿来泰国上小学在陈玲的计划外。她原本希望孩子在国内接受义务教育，打好底，大学再去海外。但疫情期间，反复封控在家，加速了陈玲想带孩子出走的计划。跟中介了解一番，来泰国读国际学校的学费适中，一年16万，几乎是国内一线城市的一半。

中介给陈玲展示的访校视频里，学生们在操场上跑跳，说话时充满自信，是陈玲想要的松弛感。签协议、申学校，半年时间，留学的事敲定下来。陈玲在银行工作，丈夫也在金融行业，他的收入更高。没有太纠结，陈玲辞掉了工作，成了陪读妈妈。

一所泰国国际学校宣传图。图源网络

在国内一线城市上了一段时间初一，王秋嵋也陪儿子来到了泰国。她认为儿子的学习能力一般，从三年级起每天写作业到晚上9点后，成绩中游。等到初中，她在儿子脸上看不到笑脸了，“眼里没光”，还厌学。

她让儿子不懂就去问老师。儿子说，老师区别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去问问题，先挨一顿批评，好学生才能收到好脸色。王秋嵋听说，班上有两个孩子都抑郁了。后来疫情上网课，儿子全天盯屏幕，写作业到凌晨一点。担心儿子身体遭不住，王秋嵋也开始找出路。她了解过国内的国际学校，作业也写到凌晨，课余还要卷高尔夫、马术。

邻居家有个孩子，有ADHD（注意力缺失过动症），在国内读书时，孩子总贫血、频繁眨眼，医生建议换个环境。邻居就带孩子到泰国上学。大海、阳光成了良药，王秋嵋听说，那些症状都没了。王秋嵋对泰国印象很好，去旅游过6次。想让孩子开心一点，她带儿子来到了清迈。

等儿子上到八年级，王秋嵋才对泰国教育的慢节奏有实感。一天，儿子跟她说学校要组织去考KET（英语水平测试）。王秋嵋非常惊讶，“你能明白KET是什么水准吗？海淀小孩一年级就在考了。”她有点恍惚，出来一年，就考了个KET？

在陈玲女儿就读的学校，学业压力也几乎没有。女儿的书包都是空的，上课没有教材，作业也都在学校做完了。教学内容在陈玲看来“简单到难以理解”——四年级下学期的数学教的是加减法，到六年级，学制相当于国内初一，才教到分数加减法。

刚入学时，女儿被安排进了ELD班级（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适合英语能力尚不熟练的孩子）。在家里，女儿不说英语，到外面，也不怎么爱开口。陈玲担心，正常班级的孩子都在学知识了，女儿还卡在英语上。老师宽慰她，这么大的孩子，英语得三到五年才能达到母语水平，别着急。

成绩单没有分数，只有等级，女儿基本上都是一二档。除了成绩，各科老师会给孩子在“参与度、责任心、尊重、反思”四项表现上评级。多元的评价下，陈玲更迷茫了。她想知道孩子的排名，在全年级处在什么位置。

一对一的家校沟通上，陈玲把困惑抛给老师。但老师似乎对排名没概念，告诉陈玲，女儿哪里表现得非常好，哪里有不足。老师还说，女儿很刻苦，总是抓住机会学英语，听、说基本没障碍。陈玲不敢相信，老师是不是对每个家长都这么夸？

02

一种逃离

在曼谷郊区，陈玲租了一栋小别墅，两层楼，带个院子，房租折合人民币五六千，离女儿学校很近。这附近没有高楼，视野好，院子里种满绿植。生活贴近自然，在家里总看到壁虎、蜥蜴。女儿去上学后，时间就是陈玲自己的了。她去健身，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还学起了泰语，想跟当地人交流。在路上看到广告牌，她都拼一拼，搜一搜是什么意思。

最初，一切都是新鲜的。泰国人做事慢悠悠的。路上很少有车鸣笛，打了转向灯，后面的车都会减速礼让。在超市里，两辆购物车交会，人们的第一反应也是谦让，彼此点头或鞠躬感谢。假期回国开车，陈玲开慢了被催促，她有些不习惯。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泰国给人的印象跟度假绑在一起，少有人联想到教育。实际上，这里的国际教育历史悠久。1998年，英国哈罗公学在曼谷建立了第一所分校。随后，诸多英、美名校纷纷在泰设立国际学校。

2014年，冯鸣鑫一家来到泰国时，当地的中国学生还很少。2016年开始，陆续有身边的人跟他打听起泰国的国际学校，冯鸣鑫索性做起留学咨询。询问的人数一路走高，持续到2019年。这股趋势被疫情中断，又在2021年底迎来小斑峰。

据Statista和Fulcrum数据，中国在泰学生总数从2016年约6200人激增至2024年约28000人。其中，59%的增长发生在2020年至2023年之间。新增的中国生源中，3-15岁的儿童占比显著提升。

涌入的家庭成了商机。泰国当地的国际学校数量伴随着这股潮流一路走高。据财新不完全统计，清迈的国际学校或双语学校数量超过30所。不少国际学校都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注册了账号。

在一所以中文为特色、采用美式课程的学校，中国学生甚至可以学习“人教版”语文课。有家长反映，一些国际学校虽然对学生国籍比例有要求，但由于招生人数不足，还是会出现二十名左右的学生里，有一半及以上都是中国孩子的情况。

在冯鸣鑫看来，中国学生数量激增，自媒体的宣传是不能忽视的因素。《棱镜》曾报道，2019年专注于泰国留学业务的中介不多，多数是房产中介把国际学校当作卖点。冯鸣鑫说，2020年前后，短视频平台上陆续出现“泰国陪读”账号，从分享个人经历到后续提供留学咨询服务。其中影响力最突出的，是一对从世界500强公司离职来清迈陪读的夫妻，有10万粉丝。

在这对夫妻的讲述里，在清迈留学能以国内一半的学费，和对标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换取柄际化教育，拉升孩子成长的“地板线”，而不局限在国内的“天花板”。

他们的儿子曾在深圳最好的公立小学读书。成绩很好，数学、英语经常拿满分，但语文但凡有点失误，就成了班级倒数。“长期在这条路上卷下去，不见得会很好。”这位丈夫说，即便父母心态平和，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不自觉受到影响。

在国内的公立教育系统里，孩子在求学中面临的问题是可预见的。在家长眼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结果。北京妈妈王兰是在儿子初中上网课后开始焦虑的。当时孩子一下子从班级前五滑下来，数学直接不及格。一连串的灾难化思维冒了出来——上不到一个好高中，就不能上一个好大学，更别提好工作了。

河北人苏梓迪自称对高考有PTSD，不愿让孩子重走一遍。2013年，孩子出生后，她尝试考一线城市公务员，想让孩子拿到户口，“让他将来在高考的竞争赛道里面能有一点优势”。但尝试了两年，都失败了。等孩子上了幼儿园，苏梓迪辞职，把他带来清迈生活。

快到儿子幼升小的年纪，苏梓迪和丈夫盘算起要不要送孩子回国。一次丈夫提起，曾在国内游泳馆的更衣室里听到两个小学生聊起竞选大队长。其中一个孩子说，自己肯定没希望了，因为竞争对手的亲戚是个领导。

儿子还在国内上幼儿园时，苏梓迪看到很多家长都给老师送礼。“师生比太高了，资源太紧俏了，大家都这样的话，我不送会怕我孩子失去什么”。她亲手做了月饼，网购包装盒，往里塞购物卡送给老师。

她跟丈夫说，如果回国，自己一定会被卷入这个环境里，“顺着游戏规则做事情”。夫妻俩最后决定留在泰国，丈夫也辞掉央企的工作，到泰国团聚。

很多中产家长不想卷入应试教育的竞争，怕被父母这个角色绑架。一位成都妈妈在儿子升小学的节骨眼上决定离开。当时很多人都在说上小学后，家长也要高度参与其中，辅导作业、参与家委会、做手抄报。这位母亲看到了将来的生活——“我好像会被未来孩子的教育所绑架，而我的孩子又会被这种体制所绑架”。

一所泰国国际学校的校园活动。图源网络

除了描绘一种全新的教育选择，自媒体也给清迈的陪读生活赋予了一层田园滤镜。能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舒适的生活，是很多博主都会提到的附加值——生活费相当于国内三四线城市的水平，花五六千人民币就能住上独栋别墅。周末带孩子到山里近距离接触大象，跟青草、大山、泥地走得更近，“是孩子不该缺失的童年”。市区里，更是有上千家咖啡馆，和体验不完的兴趣班。

北京妈妈王兰就是被这样的视频吸引。她坦言，自己也想体验一下那样松弛的生活，“大人也不卷，小孩也不卷，大家都很舒服的状态”。

那对拥有10万粉丝的夫妻在2022年接受采访时称，六七月份里，至少有2000多个家长来咨询清迈留学。也是在那年前后，“松弛感”“躺平”这类词在网络走红。

陪孩子到泰国读书，对当时的陈玲来说，意味着一种看似更自由的可能。辞职前，她在银行工作，生活两点一线。每天面对数字、报表，还有写不完的日报、月报，为的是应付领导的检查。她形容自己像上班的机器。

当时，疫情还没有结束。陈玲感到自己好像抑郁了。有次休息日，她独自待在家里，感到一阵难受。趁午休，她把丈夫叫出来吃饭。走在路上看到天上的太阳，陈玲突然大哭起来，“如果接下来人生一直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思？”

03

脱离轨道后

和早期对留学有长期规划的家庭不同，留学咨询冯鸣鑫发现，疫情后涌入的这批家长带着一股逃离原有环境的冲动，“他们没有想过逃避这些问题以后，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把孩子放到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会面临什么新问题？王兰没有细想过。到泰国半年，原本就不算自律的儿子“完全放飞自我”了。学校上课要带iPad，儿子放了学后不回家，蹲在学校的角落蹭网打游戏。王兰和丈夫每天轮流去校门口托老师进去找人。

和国内不同，泰国老师的流动性高，王兰儿子的班主任一年一换。她想打听儿子各科的学习情况，班主任不清楚，让她去问任课老师。

王兰给儿子“下最后通牒”，让他把英语成绩提高到B以上。她列了张学习时间表，填满他的空余时间。还买了可视化闹钟，想让儿子更有时间观念。儿子没坚持多久 ，又“死活都不干”了。

王兰把原因归结到了氛围上，“大家都处于一种躺平的状态”。学校里，学生染头发、谈恋爱、抽烟，没人管，儿子跟同学聊的都是游戏。她接受不了松弛感的另一面，开始动摇了。

据冯鸣鑫介绍，最初被泰国留学性价比吸引来的家庭，大部分并不是高净值人群，家庭年收入在50万到70万。这些家庭很看重付出和回报比，短期内看不到效果，就会紧张。

在冯鸣鑫看来，这些家长想抓住每一个阶段的确定性，小学、初中、高中，在家长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孩子的模样。“他需要每个阶段都能达到他的预期。但凡中间哪一个阶段达不到，他就会开始焦虑，觉得后面会不会越来越差。”

陈玲也曾认为成长是有标准路径的，“考个好初中，考个好高中，考个好大学，最后找个好工作”。她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受谁影响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她形容自己闭着眼走完了这条路。她是80后，父母都是工人。陈玲是乖乖女，成绩好，小学是全校第一名。父母和老师的期待压在她的身上，让她精神紧绷，不敢出错。有次默写单词，陈玲忘了背，只对了一两个。平时她几乎都是满分。默写纸要给家长签字，父亲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纸撕了，扔进垃圾桶。陈玲捡走碎片，粘起来，把单词背了下来，还抄了很多遍。她想向父亲证明，自己已经记住了，但父亲还是不签字。

陈玲没叛逆过，也没有真正挖掘过兴趣。高中时，她对心理学感兴趣，但周围人都说这不好找工作，“一下子就被否定了”。顺从财经热，大学选了不感兴趣的专业，又顺利找到银行的工作——尽管她不喜欢，却是大家认可的“金饭碗”。

27岁那年，陈玲生了孩子。日子过得安稳，有老人帮接送孩子，陈玲六点下班后直接去公婆家吃晚饭。丈夫很早给一家老小买了保险，夫妻俩的养老也都规划好了。

生活从未“脱轨”，直到来到泰国——她没想过让孩子出人头地，只是想给女儿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不重复走我的老路”。

到泰国后，女儿没多久就适应了，反而是陈玲，“松到不知所措”。看到女儿每天放学后不写作业，横在沙发上玩手机，陈玲的焦虑就会爆发。快到周末，女儿念叨的也是去哪儿玩，心思不在学习上。她慢慢了解到，女儿的泰国同学家里都有“产业”，“来这上学不是改变命运，只是来体验的”。

担心女儿在宽松的环境下“废了”，陈玲不自觉地回到她最熟悉的路径，通过“鸡娃”建立新秩序，重拾掌控感。她给女儿报了数学网课，上课时，她想在旁边监督，女儿不让，要自己到屋子里。课后留的作业，女儿也不愿写。

陈玲感到后悔了。留在国内一线城市，女儿成绩中上，考个211问题不大，毕业后，自己和丈夫或许能通过人脉帮她找到一份工作。而在泰国接受的教育，国内的就业市场不一定认可，“就像在赌博一样，（未来）她必须得靠她自己了”。

况且，到泰国两年多，女儿的中文能力停留在了小学四年级水平，甚至还退步了，不明白什么叫双重否定句。那至少得识字吧。陈玲把国内小学语文课本带到泰国，让女儿每天读一读，但她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

来泰国两年多，女儿也比以前更敢于表达想法。有天晚上，陈玲催她早点去洗头，等头发干了就去睡觉。女儿在沙发上没动，跟陈玲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干涉。”

陈玲心里很难受，“我为你牺牲这么多，托举你来接受国际教育，最后你这么跟我说话。”这些埋怨出现在脑子里，陈玲意识到，自己骨子里传统的东西没有变。她把话咽了回去。

04

漂着

在泰国第一年，陈玲考虑过让女儿回国。趁着假期，他们一家去一所国内的国际学校访校。这里能满足陈玲对素质教育和严格管理的双重期待。寄宿制，有严格的时间表，上晚自习课，宿舍也要按时熄灯。

陈玲和丈夫都很满意，后来反复问过女儿几次，愿不愿意来这里上学。一开始女儿不说话，后来才直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那回原来的学校呢？女儿也不愿，说回去很丢人。

第一年里，女儿慢慢过了语言关，交到了泰国朋友，状态越来越自如。有次在学校，陈玲看到女儿和老师在用英语交流。说的内容她基本没听懂，但女儿流利说英文的样子让她印象很深，“她的进步原来是挺大的，只是我们平时没有看到”。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陈玲却始终找不到坐标，感觉自己像个“精神流浪者”。她在泰国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和其他中国家长的交往停留在寒暄。她的泰语学得慢，得经常求助翻译软件。她还想念母亲做的饭菜、家里的老友。

身份也陷在了“一个陪读妈妈和一个外国人”里。每天的日常重复。上午送完孩子上学，陈玲就回家收拾。院子里的落叶扫不完，天气还热，打理下来浑身都是汗。冲个澡，再去超市买食材。睡个午觉醒来，差不多要去接孩子了。

陈玲感到心里很空。她想做能创造价值的事，考虑过学泰餐或泰式按摩，但这些课程都在市区，来回一趟用时长，会耽误接送孩子。丈夫对学泰语和当地文化没兴趣，在事业上的落空感更强，他没法接受40岁就躺平。前段时间，丈夫回国了一趟，想找些外贸业务，看能不能在泰国做些什么。

来泰国两年半，陈玲面临的选择一个接一个。要不要给女儿补习？留下还是回国？现在，新的选择又摆在面前。明年女儿上七年级，能寄宿了。如果寄宿，丈夫就能回国工作，自己也更自由。女儿很乐意住学校，反复跟陈玲保证，在学习上能自律。但陈玲还是担心，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留学咨询冯鸣鑫观察到，近两年，很多疫情后来到泰国的陪读家庭陆续离开了，一部分是出于经济考量，觉得回报比太低。北京妈妈王兰就是其中之一。她看不到儿子的进步，付出的心力和金钱都超过了预期，一种不平衡感冒了出来，“全家窝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去年，王兰一家回国了，她把儿子送到云南一所国际学校，认为那里的教育更加正规。

泰国，尤其是清迈的教育资源有限，是很多家长慢慢体会到的。在清迈陪读圈里流传一句话，“清迈的兴趣班就是兴趣班”，出成绩是“不灵的”。一个陪读妈妈在孩子3岁时来了泰国。3年里，孩子的英文进步没有她想象中快，反而因为班上中国孩子太多，老师都快要学会中文了。她失望，觉得时间被浪费了。

随着孩子年龄渐长，清迈的泥土、森林逐渐失去吸引力。“说什么快乐的童年，你保证她童年快乐，你能保证她一生快乐吗？”今年，她带着全家离开，去欧洲发展。

在中国陪读家庭的聚会上，“什么时候走，接下来去哪儿”变成了永恒的话题，这像是水下的暗礁，潜伏在他们的生活里。这是家长苏梓迪的观察。有家庭从清迈离开，去了西班牙，结果又回来了，也有回国后，孩子不适应，又回清迈的——很多家长难有落定的感觉。

在清迈待的5年里，苏梓迪始终处在“漂着”的状态，看不到家庭明晰的未来。丈夫辞职在泰国做民宿生意，苏梓迪做代购，收入能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但泰国不允许陪读家长在当地工作，民宿已经属于灰色地带。

国际学校的学费逐年递增，生活成本也跟随物价、汇率连年在涨。苏梓迪算了一笔账，如果要供孩子在泰国上完高中，家里起码要有两百万，再继续去欧美读大学，又要再掏几百万。苏梓迪“家里没矿”，拿不出这笔钱。

泰国政府没有出台相关移民政策，这意味着苏梓迪不论待多久，也只是个异乡人。这种漂泊感总在她频繁和移民局打交道时浮现。

一次露营，朋友们聊起移民新西兰，苏梓迪被点醒——除了留下和回国，还有第三条路。权衡后，苏梓迪把目标定在加拿大，想通过留学移民。

但这条路也充满变数，当时疫情还没结束，移民政策时刻在变。苏梓迪一直处在“战斗状态”，担心所有规划付诸东流。拿到永居那天，她也没有太多喜悦，只觉得肩膀好像松了一些。

全家从泰国搬到加拿大，苏梓迪有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工作、住所、儿子的学校，都要从头开始。从央企辞职的丈夫英语一般，当了卡车司机。苏梓迪毕业后做留学相关的业务。为了在加拿大安定下来，他们卖了老家的一套房，付了加拿大房子的首付。转账那天，账上几十万加币没了，还又背上了房贷，“怎么年近40又回到了起点？”她感慨。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不是当初带孩子到泰国上幼儿园，不这样折腾，恐怕能在老家过得非常舒适——工作稳定体面，有存款，有房车，父母帮忙带孩子。苏梓迪有些恍惚，“我这十几年在干嘛？”而这一切，对她的孩子来说，起初可能就是一场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