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4日，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130周年诞辰。

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李岫研究茅盾已有几十年。虽然“鲁郭茅巴老曹”为人们耳熟能详，但李岫至今依然认为，茅盾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李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茅盾是个伟大的作家，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是十分丰厚的。他的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都太过密切，其复杂性也正在于此。有人认为茅盾是“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也有人感慨他的人生始终是“矛盾”的。让李岫感触最深的是，茅盾始终能精准感知时代的脉搏，在作品中深刻反映现实，同时又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通透而清醒，是一位冷峻的现实主义者。



1980年，摄影家吴印咸为茅盾拍摄的特写。（资料照片）

“矛盾”

茅盾的儿子韦韬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中曾回忆，父亲的一生基本是顺利的，只有两次思想上大的波动和消沉。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二次是1970年前后。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0年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期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通缉，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再也没能接续上关系。这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那段时间他隐居在上海家中，足不出户。他后来回忆，他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这有个“副作用”，就是当形势突变时，他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一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既然是隐居，自然不能出去找工作，马上面临一个如何维持生活的实际问题，他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惊涛骇浪在他脑中发酵，他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原来的笔名都不能用了，他随手取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对于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他后来解释，“矛盾”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语，他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看到了各种矛盾，有两个阵营之间的，有革命阵营内部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大时代中的矛盾，当然更有他自己思想、生活上的矛盾。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却看不到这种种矛盾，总是自以为是。出于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他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

稿子交给《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后，叶圣陶大赞写得好，但提出，这个笔名一看就是假名，很可能会引来国民党方面查问，建议将“矛”改为“茅”。他同意了。

1927年9月，中篇小说《幻灭》分两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茅盾又发表了《动摇》和《追求》（后结集为《蚀》三部曲）。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1928年茅盾凭借《蚀》三部曲已“稳坐现代小说家第一把交椅”。在夏志清看来，茅盾对大革命失败的描写是比较客观的，也正因此被批评者戴上了“小资产阶级颓废悲观主义发言人”的帽子。

茅盾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坦承，自己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所以只能将自己的幻灭、悲观、消沉等情绪都老实地表现在这三篇小说里。他相信，“标语口号文学”并不能真正走进群众中去，新文艺应该触及更广大的读者群，应该替小资产阶级的市民发声。

1931年10月，茅盾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初，《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三个月内再版四次，为茅盾带来了巨大的声誉。瞿秋白称《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鲁迅称赞《子夜》是当时其他作品所“不能及的”。

李岫说，在《子夜》的七十多个人物中，有资本家、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诗人、封建余孽、反动军官、交易所经纪人、投机家、交际花……茅盾能够驾驭这么多社会层面、精妙地处理如此复杂多元的人物形象和关系，看问题广阔而尖锐，这样的功力是很罕见的。

不久，茅盾又发表了《林家铺子》以及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文学创作达到巅峰状态，也奠定了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流地位。

夏志清认为，从《子夜》后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茅盾的“野心”：要对中国社会来一个全盘的检讨。在他看来，茅盾这时期的作品虽不如《蚀》三部曲的艺术价值高，但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茅盾堪称“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

1945年6月24日，重庆各界七八百人大集会，庆祝茅盾五十大寿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沈钧儒致辞称：“茅盾先生能抓住时代，是文化战士，现在什么问题都脱离不了时代。” 柳亚子则在祝词中说：“作为文艺家，要的是政治认识，‘有所为’是对政治的认识；‘有所不为’就是对政治的操守。没有操守，思想就反动落后，对民族无一点好处。茅盾先生就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作家。”



茅盾与周扬（左）、郭沫若（右）（资料照片）

“茅公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时，茅盾原本希望能在杭盅眺湖边清静处置一住宅，以便安心写作，但周恩来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他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

毛泽东亲自出面，找茅盾谈话。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很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茅盾说：“何不请郭老担任？”毛泽东说，郭沫若担任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适宜兼职更多了。他还说，听说你不愿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

此后，茅盾走马上任文化部长，周扬任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

作为新中国文化部长和代表性民主人士，对外文化交流成为茅盾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他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年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对外交流工作的任务更重了。从1951年10月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去莫斯科参加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他出国开会和访问达16次以上。有时刚回国，又要整理行装出发了。

茅盾还长期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由于公务缠身，他无暇创作，这使他感到很苦恼。

1955年，他致信周恩来，申请创作假。他说，自己这个脱离艺术实践的人开会时却要鼓励人家去从事艺术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周恩来批了。但三个月的创作假倏忽而过，他仅仅写了个小说大纲。在一次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他感慨，自己是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

他只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评论文章上。中国茅盾研究会原会长叶子铭曾说，茅盾在精力、时间和心理阴影及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写不出作品，也不愿写那些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所以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自己则甘愿做个培花人和擂鼓助阵者。



1976年7月4日，茅盾八十寿辰，与家人在所住小院内合影。图/《父亲茅盾的晚年》

1957年下半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因被认为调子比较低沉甚至感情“阴暗”，多次遭遇退稿，最终在陕西的《延河》月刊登出。茅盾读到后，在评论中赞其“清新、俊逸”，称之为自己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满意也最感动的一篇。很快，《人民文学》转载了《百合花》，这篇小说由此备受瞩目。茹志鹃后来回忆，茅盾的鼓励在她的创作乃至人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用“巨大”二字太一般了，应该说是转折的、奠基性的。

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读者批评它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最后，茅盾发表《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称其为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为这场讨论一锤定音。很快，《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风行一时。

从1949年到1964年，茅盾在国内发表了160多篇评论文章，集合成7本评论小册子。作为文学界的权威，他的这些评论文章影响极大，许多青年作者都以获得“茅公的赞誉”为荣耀。但是当政治运动的风暴到来时，这些都成为茅盾的“罪状”。他撰写评论、扶持青年作者的行为被称为“广泛占领文学阵地、左右文学创作倾向、与党争夺青年作家”。

1964年7月，茅盾写完《读〈 冰消春暖〉》后就谢绝一切约稿，封笔了。从此，“茅盾”这个署名从文坛上消失了12年。

“走过的道路”

1965年元旦，茅盾的儿子韦韬带着妻子陈小曼和两个孩子去父亲家过新年。母亲孔德沚悄悄告诉韦韬：“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过了几天，报纸上公布了消息。茅盾不再担任文化部长，转而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革”开始后，茅盾深居简出，足不出户，但他在注意地观察着。韦韬回忆，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使父亲养成了冷静、敏锐地观察社会的习惯。

1969年国庆节，他没有像往年一样，接到去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通知。从此，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警卫员撤走了，专车取消了，每天两大本的《参考资料》也停送了。妻子担心哪天会冲进一伙人把他带走，他说，自己一直没被公开点名，不会的，你就放心吧。

这样的“靠边站”的日子，他过了三年多。直到1973年11月12日，他应邀参加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7周年纪念仪式，才再次公开露面。他的心情是振奋的，但依然保持着冷静观察。他从各种情况判断，政治气候还会反复。

多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使他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韦韬回忆，父亲通过给亲友们的信对外“宣传”自己的病，造成了“茅公体衰多病，避不见客”的小道新闻。其实，他的身体虽然不好，但并未严重到不能见客的程度。他的头晕、腿软、手抖，多半与安眠药吃得太多有关。他闭门谢客，为的是悄悄在家写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篇。

同时，他还通过口述录音的形式，在准备自己的回忆录。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他先后在家中录制了二十多盘磁带。

1976年7月4日，家人们不事张扬地为茅盾庆祝了八十大寿。他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八十自述》，诗中写道：“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

三个月后，“文革”结束，茅盾重新活跃于文坛。1978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他像五四时期参与领导推动新文化运动一样，此时又参与领导了文坛的复苏。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3000多人出席，成为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茅盾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辞。

在这次大会前，他致信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会议代表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同时辅之以特邀代表，以不漏掉一个老作家、老艺术家和老艺人。他还建议，尽快为一些受到冤屈的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林默涵很快回信说，胡耀邦很重视他的建议，准备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不久，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京召开。

1980年秋，茅盾回忆录的上册定稿了。他将回忆录定名为《我走过的道路》，并在序言中如此解释：“此道路的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1948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他还写道，自己幼年秉承慈训，谨言慎行，这养成了他一生的习惯，至今未敢怠忽。

据茅盾之子韦韬回忆，茅盾性格内向，从不轻易流露感情，对母亲陈爱珠的敬爱却溢于言表，是出了名的孝子。茅盾的家乡在浙江乌镇，父亲早逝，母亲知书达理，不顾众人反对，坚持送沈雁冰、沈泽民兄弟俩接受高等教育，也支持他们双双走上革命道路。

但遗憾的是，茅盾并没能按计划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就被迫搁笔了。1981年2月20日，他低烧不退，住进北京医院。

在医院的最后日子里，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回忆录。昏迷时，他常常一手摸索着上衣口袋，嘴里喃喃着：“钢笔，钢笔呢？”有时嘴里还反复念叨着几个数字。这是他的写作计划：四月出院，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突击完成回忆录。

病情时好时坏，他自感来日无多。3月14日，他在病床上向韦韬口授了两封信。一封致胡耀邦暨中共中央，请求在他死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封致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将自己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

3月27日清晨5时55分，茅盾走完了85年的人生。几天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82年，茅盾文学奖首次颁奖，此后每四年一次，至今已历11届，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

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的中册和下册，后来由他的家人根据口述录音整理出版。

1983年，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后更名为中国茅盾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李岫担任学会秘书，是最早的成员之一。

出乎李岫意料的是，她在搜集整理资料时发现，茅盾的作品已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流通多国，早就为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文学界所注意。而国内经过多年封闭对此并不了解，对茅盾的研究也不如国外广泛和深入。为了把这些国家的材料介绍给国内，她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翻译家们帮忙，从搜集到的国外茅盾研究论文及资料里精选了近50万字，出版了《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

李岫的家就在北京五四大街上，距离茅盾故居后圆恩寺胡同13号不远。而今在茅盾故居里，原貌陈列着他生前用的书桌、台灯、眼镜、毛笔等物品，衣帽架上挂着他常穿的灰呢大衣，书柜中放着藏书，桌上摊着他未写完的稿纸，台历停留在他最后一次离家去医院前一天亲手翻到的最后一页——1981年2月19日。

李岫觉得，五四大街的时代浪潮塑造了茅盾一生的道路和视野。他用文学改造社会的核心思想，民主、科学、面向世界的底色，仍值得研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