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债务增速远超欧美 专家析隐形债黑幕

近日，一项中共政府债务的研究引起关注，中国债务去年首超欧洲，增速远超欧美。专家分析，中共财政体系长期以来把债务风险“隐蔽化”，导致政府功能企业化、企业负债财政化；而中共近期推出措施“融资托底”，治标不治本很难奏效。

中国债务有多少？去年首超欧洲 增速远超欧美

中国债务有多少？长期以来是个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统计机构测算，2025年中共政府债务达到18.7兆（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约19.5兆美元）的96%。（点这里）

加拿大研究机构Visual Capitalist近日发文说，中国债务数据首次超过欧盟的17.6兆美元，这一差距凸显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借贷规模的快速成长。

2008年金融海啸时，中国债务仅1.2兆美元，美国政府债务为10.9兆美元，与欧盟的10.7兆美元相当。但到了2025年，美国债务飙升至38.3兆美元，每年增长约7.7%；欧盟17.6兆美元，每年增长3.0%。

而中国债务则从1.2兆美元，以每年约17%的速度增长，2025年达到18.7兆，增速远远超过欧洲和美国。

不过据新华社3月6日公布的《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25年年末，总债务余额约为96.05万亿元人民币（约13兆美元），其中国债余额约41.2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54.82万亿元。

对于中国债务两个数据相差约5兆美元，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重点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他们回答的是不同层次的真相。官方数据告诉我们政府正式背了多少，另一个告诉我们市场认为政府最后可能要收拾多少。”

“两者落差接近30个百分点，说明了中国真正的财政压力已经不能只看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内的明目债，而要把准财政、表外融资、平台公司这些编外人员一起算进来。”

体制性伪装：政府功能企业化、企业负债财政化

“与美欧不同，中国债务有很强的体制性伪装。”孙国祥表示：很多支出跟投资需求原本属于地方政府，但常年透过地方融资平台与各类表外资金来承接。于是表面上是企业借钱，实际上常常是政府在花钱。

“账上不一定在政府报表里面，但风险通常还是会回到政府身上。”

IMF在2026年明确把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LGFV）与其它表外政府资金纳入“国债”统计，孙国祥认为，“等于直接点破了，有些债虽然没有穿官服，但已经在政府门口排队报到了。”

“更麻烦的是，这种体制下的债务问题往往不是借太多而已，而是投资决策、官员的激励、土地财政、银行放款跟政府考核彼此绑在一起。”

孙国祥说，地方政府要保增长、保就业、保工程、保稳定、银行又倾向对有政府背书色彩的主体续命，结果就容易形成项目的现金流不够，但政治很必要的融资逻辑。

就中国债务是18.7兆美元，孙国祥认为，也不是说中国所有隐性债全摊牌了，“而是在提醒我们，官方的96.05兆元的那个帐只是债务故事的精简版，真正的风险不只是在有没有隐债，而在于中国长期存在一大块政府功能由平台公司承担，但风险最后仍可能回到政府的准财政体系。”

孙国祥认为，这种政府功能企业化、企业负债财政化的混合体，“在景气好的时候，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灵活啊，在景气差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高级的这种障眼法。”

中共财政体系把风险长期的“隐蔽化”

“当然这也代表一件很关键的事，也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单纯中央政府债太高，而是地方准财政体系把风险长期的‘隐蔽化’。”

孙国祥解释，这也是为什么IMF一再强调真正有效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应包括重组甚至运用破产机制；特别把所谓的扩增债务，城投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和其它的债务基金单独抓出来看。

“因此IMF估算中国2025年的Augmented Debt（扩大债务）已达到GDP的126.6%，2026年还会上升到135.3%，这才更接近我们看到没写在账上的债。”

“换言之，不把坏帐真正地认出来，只靠展期置换转名目，顶多是把债务从今天搬到明天，像是把客厅杂物全塞进储藏室，门先关上，照片还是很好看。”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隐形债务，会让统计工作更加难以捕捉真正的实况，这是没办法，因为他的统计本来就有问题，水分很多。”

中共承认隐性债务风险 专家：财务缺乏监督跟制衡

今年中共官方在政府工作报告直接说，要加快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严防虚假化债。孙国祥说，“这确实很像是一种半官方承认”。

孙国祥认为，隐形债务不是边角料，而是主体工程的一部分，如果隐债只是零星杂讯，中共中央不需要把所谓的虚假化债单独点名，更不需要把遏制违规新增隐形债务上升到所谓“铁的纪律”。

“现在他们这样写，恰恰说明了北京最担心的不是没有在化债，而是地方在用形式主义化债。”

举例而言，“借新壳换旧账，把平台改名不改命，把欠款往供应商和施工企业那边拖，或者是透过资产腾挪把风险从报表的这一页移到下一页。”

因此，他说，“真正可能爆出的危机不一定先表现出大型主权违约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更可能是慢性而扩散型的财政金融实体经济，这种连动或连锁反应。”

例如：地方基建与公共服务支出被挤压，对企业的拖欠增加，中小银行与非营机构承受更多坏帐的压力，平台公司名义退出，但实质风险未消，最后又反过来压制民间投资跟消费。

孙国祥认为，官方文件已经把置换、隐性债、清理、拖欠、账款、平台改革、转型放在同一组的政策工具里，这就说明了他们不是彼此独立的小问题，而是同一个财政压力锅的不同出气孔。

“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某一天突然听到巨响，而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发现锅盖其实一直在抖。”

吴嘉隆也认为，债务危机的背后是金融问题，债务跟金融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专制体制下权力缺乏监督跟制衡。“金融部门最后会变成首当其冲，所有的问题最后到金融部门来。”

中央层级“融资托底”有效？分析：难治本

中共2026年预算明确说，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赤字增量全部列在中央，同时新增地方专项债4.4兆元人民币，并继续发行1.3兆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有3千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

这种中央层级融资托底是否有效？孙国祥表示，“就是中国的政策短中期应该都有部分成效，但是长期有限。

“换言之，这项政策或融资托底能稳住，不等于能治本。”

他说，这代表北京确实在做一件事，也就是把部分原本压在地方银行平台身上的压力往中央资产负债表集中，靠中央信用更强、融资成本更低、期限更长的优势先把桌子撑住。

“但是问题在于中央发更多债只能改善债务结构，不会自动改善资产回报率。”

他举例，如果地方原先累积的是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项目，或是土地财政下滑、内需偏弱、通缩压力持续，那么把短债换长债、把高息换低息确实能减少眼前爆雷的概率，但是不会让烂尾的现金流突然长出腿来自己跑回来。

“事实上，IMF也提醒中国人面临内需疲弱、通缩压力与高企债务的（经济）下行风险，因此北京仍然靠着大规模财政与发债来托底增长。”

他认为，“中央托底像是把地方从急诊推进加护病房，病人比较稳了，但还没有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