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旧秩序崩溃 川普领导新范式更迭
2026-04-01 19:25:25 · chineseheadlinenews.com · 来源: 大纪元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amuz Itai撰文/信宇编译)观察当前“中共特色全球化”(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瓦解,就如同目睹一项持续数十年的烂尾工程走向终结。无论是出于蓄意策划还是直觉反应,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政府都扮演了战后基于规则秩序的“破除者”的角色,为重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扫清了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几十年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和冷战后的全球化,都给美国整体带来了切实而巨大的利益。它们帮助美国在1945年后巩固了战略主导地位,推动了数十年的经济扩张,扩大了西方技术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促成了冷战的和平结束。长期以来,这个体系似乎巩固而非削弱了美国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安排逐渐削弱了它们曾经带来的优势。
从“脱钩”到“去风险化”
川普总统领导下的两届政府在推进“脱钩”与“去风险化”这两个进程方面,比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在经济方面,川普总统将美中关系视为一种零和博弈(zero-sum dynamic),而非互利共赢的融合。这种博弈,长期以来使得北京通过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简称世贸组织)的漏洞等手段,获得了益处。
从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301条款关税、华为(Huawei)黑名单和投资限制——这些措施引发了最初的中美脱钩(decoupling),并将政策重心从接触转向竞争;到第二任期内更严厉的升级,包括提高关税、扩大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禁令以及明确降低供应链风险;这股长期累积的压力已经明显放缓,并开始逆转数十年来日益加深的美中相互依存局面。
即使出现经济停滞、面临法律挑战及短期波动的情况下,该整体发展轨迹始终将美国的国家经济主权置于优先地位,而非倾向于中共(主张并从中受益)的全球效率提升。
在体制方面,川普总统果断地反对日益将国家主权置于联合国机构、气候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及类似机构之下的多边框架。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Paris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同时要求北约(NATO)分担责任,并在言辞上明确强调主权问题。
川普总统第二任期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立即重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在2026年1月签署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总统备忘录,指示退出包括联合国相关重要机构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同时削减其资金并进行全面的条约审查。
这些举措以交易型的双边主义(bilateralism)和平等伙伴间的自愿联盟(voluntary alliances),取代了超国家治理(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事实上,就在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就职时,这股强大的(社会、经济或地缘政治趋势的)暗流已然积聚。这些势力并非由他一手缔造,但是他的个性、时机选择以及那种务实的交易导向式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本能,使他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催化剂。
他对传统妥协的厌恶,以及愿意忍受短期痛苦的决心,产生了持续性的压力;换作是传统的领导者,往往会选择规避风险,或回归传统的“接触”(engagement)模式。
跨大西洋共识的终结
终结跨大西洋共识(transatlantic consensus)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欧洲各国最初谴责美国的撤军和加征关税“损害了全球合作”,如今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增加国防开支,并重新审视自身与中共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联系。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回应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混合态势:一方面公开含糊其辞,另一方面却悄然加速——即便表达了保留意见,也加快推进回流盟友国家的举措,并收紧技术限制。
最终结果就是,这导致旧有的跨大西洋和西方共识,正在逐渐但无可辩驳地瓦解。中等及较小的国家面临不断加大的压力,被迫做出选择:是继续固守日渐式微的多边秩序不放,还是及早适应这个更加强调主权和利益交换的国际格局。
对于任何理性行为者而言——无论是中等强国的领导人还是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明智的做法既非宿命论式的投降,也非正面抵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趋势,如今已深深根植于安全考量、经济现实和国内政治压力之中,难以轻易逆转。对抗这种趋势,只会浪费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更明智的做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尽早做出调整。
率先行动的企业可以锁定友好国家的供应商,重新部署关键资产,并在竞争加剧前获得政府激励。果断行动的国家可以吸引重新定向的投资,加强双边联盟,并在国防和关键产业领域增强韧性。先行者能够获得可衡量的优势:更高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更大的战略杠杆作用和更低的长期转型成本等。相比之下,后行者则面临资产搁浅、突发合规冲击和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风险。
然而,抵制之声依然高涨且遍及各处。许多商界领袖继续积极游说,要求关税豁免和优惠待遇,而欧洲领导人和其他各方则公开谴责美国政策的转向,称其“危害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股基本趋势已经停滞,而只是任何范式层级的转型都会伴随的、可预见的社会学滞后现象。
那些既得利益者——因对旧秩序投入巨大——正面临着多重阻碍:包括对以中共势力为中心的供应链与多边机构的高额沉没成本、短期季度财报或选举周期的压力、对过往共识的意识形态坚持,以及一种认为局势仍可能放缓或逆转的留恋情绪。
这种阻力解释了为何转型过程显得参差不齐且混乱不堪。它也凸显出:为何那些能正确判读趋势并及早行动的人能持续领先,而那些反应迟缓的人则必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理解这种动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这种变化欢呼。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应对这种变化——并且,或许能为那些后来者留下一点空间,让他们在适应的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磨擦。
范式转变
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年)在其代表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一书中指出,科学进步并非知识的稳定线性积累,而是一个由范式驱动的阶段性过程。范式(paradigm)是一套共享的假设、方法和价值观框架,它定义了“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即科学家们在既定规则下进行的日常问题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现有范式无法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
当这些异常现象不断累积时,整个领域便进入危机阶段,其特征是充满混乱、抵制和临时补救措施。最终,一场帮命性的范式转变将会发生——这并非通过渐进式的说服,而是一种思维框架的整体性翻转,从而能更精准地对应现实状况。
这种动态与当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惊人地吻合。二战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以中共为中心的全球化曾是主导范式。几十年来,精英们奉行着所谓的“常规科学”:优化全球供应链、谈判多边协议,并假定参与能够促进共产中国的自由化。然而,持续存在的反常现象——包括不曾转向自由化的重商主义、供应链的脆弱性、制度僵局,以及主权意识的反弹等——却不断累积。
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政府和商业领袖所展现的抵制态度,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库恩式行为”:对一个垂死的范式所进行的结构性捍卫。
结论
从客观观察的角度来看,现有体制内部的矛盾驱动了最终结果,而川普总统则是这场变革的催化剂和体现。从库恩的视角来看,种种异常现象导致了危机、抵制,而现在正处于范式更迭的阶段。
或许在更深层次上,这呼应了各种传统中常见的一种感知:当系统失去道德或功能上的平衡时,便会走向崩溃——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天意之手”(providential hand),正清除不适者,为充满生命力的新事物腾出空间;而这只手正是正藉由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构性弱点与人类行为者来运作的。
至于人们是将其视为真正的天意,还是将其解读为一种隐喻,抑或将其视为充满诗意的辞藻,皆属个人解读,但不会改变其本质。
作者简介:
塔姆兹‧以提埃(Tamuz Itai)是一名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现居以色列特拉维夫(Tel Aviv)。
原文:The Unraveling: How the World Order Is Breaking–And What Comes Nex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