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推出针对基础教育的进一步规范。图为广西桂林一所小学的活动。（资料照）

3月27日，中国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同步公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列出20项“严禁”规定，涉及意识形态、教学安排、考试管理、教师行为及校园收费等多个方面。

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