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8年以来，每周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至7点，数百万美国家庭都会不约而同地打开电视机，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台的《60分钟》节目。凭借其一贯的品质与声誉，该节目以深度内容调查和事实为本的专题新闻报道风格为名，成为许多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爆料者，也因此常年稳居收视榜首，并屡获评论界的称赞，成为全美最受尊敬的新闻节目之一和电视节目界的屹立不倒的“常青树”。在节目开始时，一枚标志性的红色秒表指针不断划过表盘，主持人则端坐于深色背景前，身着正装用沉静而严肃的语气叙述自己正在报道的故事细节。

12月21日星期日下午4点31分，距离节目上映还有不到90分钟时，《60分钟》突然在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上发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公告：“今晚《60分钟》节目的播出安排已更新。我们的专题报道《CECOT内部揭秘》（Inside CECOT）将在后续节目中播出”。CECOT的全名是“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是由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于2023年下令建造并投入使用，旨在配合其大规模扫荡帮派犯罪的行动的最高安保级别监狱。在川普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后，萨美两国达成合作协议，此处成为美国政府单方面认定的“危险帮派分子”的遣送与囚禁指定地点。

自2025年以来，CECOT及其作为川普大规模移民遣返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及该中心对囚犯严苛的管理方式，受到了广泛和全面的关注和报道；以CBS为例，在今年4月，《60分钟》播报了名为《监狱犯人们》（The Prisoners）的专题报道，指出这些被美国遣返后囚禁于CECOT的无证移民多数并无任何犯罪记录，对遣返这些被川普政府称作“恶中之恶”而集中遣返的二百余名移民的程序正当性提出了质疑。

伴随着对临时取消播报节目的质疑声浪，CBS新闻于10月份新上任的总编巴里·魏斯（Bari Weiss）在当日晚间发布了一份简短的解释说明：“我的职责是确保所有刊发的报道都达到最佳状态。因各种原因暂缓刊发的报道——比如缺乏充分背景信息，或缺少关键声音——在每个新闻编辑部都是日常工作。我期待在报道准备就绪时播出这篇重要内容”。然而，这一说明不但没有使质疑得到缓解，反而使其愈演愈烈；《CECOT内部揭秘》的专题报道记者谢琳·阿方西（Sharyn Alfonsi）在私底下向同僚们用精准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魏斯的解释的不满：“我们的报道经过五次审阅，并获得CBS法律顾问及标准与实践部门的双重批准。其内容完全符合事实。在我看来，在通过所有严格的内部审查后仍然选择此刻撤下报道并非出于编辑意义上的决策，而是出于政治考量。”

阿方西的质疑背后，是CBS主权更迭后的编辑独立权之争的延伸。在此之前，CBS的母公司派拉蒙接受了天空之舞影业的并购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由天空之舞创始人大卫·埃里森（David Ellison）出任CEO；而大卫正是川普的政治盟友，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长子。在收购之后，按照大卫的直接要求，年仅41岁、此前从未担任过大型新闻媒体管理职务的魏斯成为了CBS新闻的总编，负责主导CBS所有新闻内容的导向和播出权。临时决定取消CECOT节目后，为了填充空余的时间，《60分钟》选择重映了他们在10月时对《怦然心动》电影导演、近日不幸遇害的罗布·莱纳（Rob Reiner）的专访，也因此遭到了“借机消费逝者，目的欲盖弥彰”的严厉批评。

这次仓促的干预，并未让这期必然不利于川普政府声誉的节目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彻底遗忘，因为仅仅两天后，《CECOT内部揭秘》就以戏剧性的方式在公开平台被完整地曝光了。得到授权在加拿大播送《60分钟》节目的电视台环球新闻（Global News）并未及时接到CBS做出的编辑决定，原封不动地播报了该节目的全部内容，在电视直播之外还在其官方APP和网络平台公开播放。虽然这期节目在环球新闻的官网上被迅速撤下，但其传播已经无法阻挡。节目中，阿方西采访了多名经川普遣返项目被送入CECOT的无证移民。他们讲述了在狱中遭受的非人道待遇：被强制长期保持压力姿势；因过度拥挤只能站着睡觉；遭看守殴打至牙齿脱落、满脸是血；睡在狭小的金属床上，既无枕头被褥，头顶还24小时亮着刺眼灯光；无法获得洁净饮水和基本医疗；甚至有人遭到看守的侵犯。

在监狱牢房中，只要看守认为囚犯未能好好表现，就会被送往一所名为“小岛”的独立监禁室中；那里伸手不见五指，酷热难耐，犯人会遭到看守定时的拷打和警棍对铁门的敲击，使他们难以入睡。接受采访的一位人权组织负责人指出，这些惩罚方式已经违反了联合国推出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了证明这些叙述的真实性，阿方西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中心的研究者，他们通过对公开文件和其它媒体对于CECOT的探索报道证实了这些惩戒方式的存在。除此之外，阿方西还在报道中专门指出，节目组为了核实说法专门向美国国土安全部寻求评论，对方要求向萨尔瓦多政府咨询，而萨尔瓦多政府则表示不予置评。

报道公之于众后，观众得以见证节目的全面与严谨，以及制作方为确认真实性所作的努力：为了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他们曾向包括川普政府在内的多方寻求过反馈。这令魏斯所谓“缺乏背景信息”的辩解，显得愈发苍白无力。然而，CBS并未因此顺势发布该节目，反而频频向X、YouTube、TikTok等平台发起版权申诉，力求尽快撤下所有流传的视频。节目的曝光将魏斯与CBS的决策彻底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的视线开始超越事件本身，投向其背后深远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历史背景。由此，一个急促而严厉的警告随之响起：撤下节目的决定，绝非“一时拍脑门”的政治冒险，而是川普及其背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寡头利益集团，经过精心筹划，对公众长期信赖的传媒平台发起的一次 “内部爆破”。即便此次行动因新闻工作者的内部分歧与环球新闻的意外播送而弄巧成拙，也绝不会动摇MAGA集团早已坚定的决心——让主流媒体一劳永逸地、坚定不移地为其政治目标效忠。

川普时代的媒体格局和影响

MAGA集团意图收编媒体的决心，从川普第一次参加大选并在获胜后入主白宫时就开始了。当川普在2015年开始涉入政坛时，民众和媒体对他的印象往往停留在那个他在NBC真人秀节目《学徒》中为自己打造的滑稽搞怪、热衷博取眼球的真人秀明星兼地产商的形象，他也因此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接纳甚至欢迎。随着记者们深入挖掘他的极端立场，加之过往不当言行陆续曝光，川普与主流媒体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位素来对形象极为敏感的总统，终于与传统媒体塑造的舆论场彻底撕裂。等到他获得2016年大选胜利之后，川普与包括CBS在内的历来备受尊重的传统新闻媒体机构的关系已是剑拔弩张乃至于水火不容；他虽然还会不时地接受他们的采访，但这些采访已经成为了他借机宣扬自己对媒体的鄙夷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些媒体在川普和其支持者的眼中不仅是“假新闻”的传播者，更是“人民公敌”。

与此同时，传统新闻媒体的运营模式正面临严峻而系统性的生存危机。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了内容供给的多元化，也使内容平台收入模式日趋“去中心化”，传统的媒体平台早已不再是民众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获取信息的来源。在这一背景下，这些传统媒体的责任变得空前复杂——它们必须在多重压力中寻找平衡：既要维系公信力，又要坚守长期奉行的标准原则，同时还需维持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而这一切挑战，还发生在其必须持续应对川普及其他观点驱动型媒体声音的夹击之中。在就职后的首次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一致敬报道美国总统工作的新闻界年度盛会上，川普并未像多数前任那样出席。揭发水门事件的两位资深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却在现场如同他本人就在席间般直言告诫：“总统先生，新闻界不是敌人”。这番话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网络上的批评者则称这场面为“新闻界的自我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感动”这一批评本身，竟俨然成为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不断得到应验的预言。媒体格局的愈加明显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使预言一步步走向现实。一方面，许多曾供职于或向往知名媒体的记者，要么为寻求更高收入而转型为独立创作者，要么彻底离开了新闻行业。另一方面，多家传统媒体为维持商业模式，经历了多轮企业并购与整合；而一些规模较小、以严肃新闻和事件报道为主的机构则难以为继，最终永久关闭。在这轮洗牌中，地方报社所受到的冲击尤为惨烈，它们越来越多地因为商业模式无法适应时代而被售卖，并被私募股权收购，随后在“结构优化”的浪潮下被大幅裁减采编人员，直至资源完全枯竭。例如，创办于1871年的老牌报纸、服务加州蒙特雷地区数十万居民的《加州人报》，在被媒体巨头甘尼特收购后，在多轮裁员后一度没有一位专职记者，核心内容完全变成了对其他媒体新闻的转发，和付费刊登的广告与讣告。

与此同时，右翼资本开始悄然渗入新闻媒体的环境之中，影响了传统媒体一直以来试图完全由自己所主导的议程设置权。它们借鉴了默多克创立的福克斯新闻的报道风格，并发展出一种衍生的媒体模式：将新闻报道与鲜明的意识形态偏见相结合，有时甚至对川普及其观点进行近乎谄媚的包装与宣讲；这批以OAN，Newsmax，RSBN和Real America's Voice为典型代表的媒体在流媒体、内容媒体、社交媒体、播客和电视等多个平台进行全面布局，组成了一股强大的新兴舆论力量，不但逐步重塑美国的媒体版图，还成为了川普本人更愿意制造、传播和获取信息的平台。这些平台与乔·罗根（Joe Rogan）、本·夏皮罗（Ben Shapiro）、坎蒂丝·欧文斯（Candace Owens）和不久前遇刺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为代表的个人品牌评论账号一起飞速地扩张着商业版图，一步步地蚕食着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和舆论主导权。

2020年川普在总统大选中的失利，成为进一步激化右翼媒体生态的转折点。整个选战中，川普的一系列争议言行仍被传统媒体广泛报道与质疑，这间接导致其最终未能连任。而当他开始质疑选举合法性时，大量右翼媒体为其毫无根据的说法推波助澜，传统新闻机构却仍坚守“事实优先”原则，不仅拒绝认同其指控，甚至拒绝对其新闻发布会进行直播，并批评其利用“戈培尔效应”式的手段——通过极具煽动性的重复表述，鼓动民众相信阴谋论。这场舆论攻防，最终助推了次年1月6日支持者冲击国会的流血事件。

此事一度使川普在主流舆论中声望扫地，并被包括推特在内的多个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封禁账号。然而，在反思败因时，川普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并未将问题归于“以重复谎言煽动暴力挑战民主结果”，反而认为关键失误之一在于未能突破右翼的信息茧房，通过传统权威媒体平台建立自身可信度。这一认知，直接推动了其政治盟友中的商界力量采取行动：他们开始以资本为杠杆，通过直接收购媒体平台，试图获取那些在理性与事实层面难以赢得的舆论支持。2022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开出440亿美元的巨额钞票收购推特（后更名为X）便是典型案例。在他的主导下，该平台刻意放大右翼极端言论与不实信息的传播，并改革认证体系——以付费订阅取代基于权威与公信力的认证，再通过流量激励让用户从“更有点击量”的内容中获利。这套机制实质上鼓励了以立场而非事实为导向的传播逻辑，逐步重塑了平台的言论生态与权力结构，也让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深感忧虑，其中有些人选择不再玩马斯克的舆论游戏，退出了X并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埃里森家族对CBS母公司派拉蒙的收购，则是另一个右翼媒体生态试图改造主流舆论的经典案例。加速这起收购的导火索，正是《60分钟》在2024年大选期间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任副总统的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专项访谈。当被记者问及“美国应如何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中听取美方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时，哈里斯的回答逻辑混乱不清，在强调“必须为该地区的未来积极倡导”和“多方合力协调”的同时并未给出一个直接而有效的答复。尽管这段回答曾出现在CBS另一新闻栏目的宣传材料中，最终却未能在《60分钟》正式播出版中保留，而是用哈里斯回答的后半部分取代；当年10月，川普以此为理由向CBS当时的母公司派拉蒙发起高达20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并在当选总统后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此事启动调查。迫于失去由FCC提供的广播执照可能被吊销的威胁，加之派拉蒙当时正积极寻求买家以缓解累积债务，公司董事长兼多数股权持有者莎莉·雷石东（Shari Redstone）最终选择妥协，向川普支付1600万美元达成诉讼和解，并将采访全程的文字记录与未剪辑视频提交给FCC予以公开。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对受访者回答进行剪辑以求紧凑，是新闻行业长期以来的常见做法——只要剪辑不根本性地歪曲受访者的观点。而川普本人在对传统媒体发动攻势的同时，恰恰也是这一做法的受益者。在2024年10月福克斯新闻的一场市政厅式采访中，川普在回答一位观众关于是否会取消联邦税的提问时，看似清晰直接地答道“有办法”。然而事后披露的信息显示，该观众实际上不得不将问题重复了四遍，而川普在说出“有办法”之前，还花了整整七分钟谈论了大量与联邦税无关的内容，其中还包括声称“民主刚果正在故意通过南部边境向美国运送国内囚犯”的谣言。

在这一背景下，雷石东选择为派拉蒙与天空之舞影业的合并扫清道路而支付和解费的举动被视为一种望风而降的屈服。随着收购于2025年8月完成，雷石东全面退出了新公司的管理层，将行政权力移交大卫·埃里森。出于对母公司即将由川普的意识形态盟友所掌控的担忧，在收购的过程中，CBS新闻总裁与《60分钟》执行制片人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相继辞职，部分原因正是对此决策的抗议。在4月27日公布欧文斯辞职消息的节目尾声中，《60分钟》记者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在镜头前说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观众”，并坦言这一决定“对他不易，对我们亦然”，但坚称欧文斯的辞职并非因为当时有任何报道遭到拦阻。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巴里·魏斯的到来，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巴里·魏斯:从一个哥伦比亚到另一个哥伦比亚

巴里·魏斯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城市匹兹堡的一个中产世俗犹太家庭，在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历史系本科生时，就已然成为了全国媒体的焦点人物。作为一名坚定的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魏斯多次凭借其媒体嗅觉撰文批评校内对巴以问题持不同立场的教授，试图推动校外舆论乃至政治力量对相关学者施加压力。在2004年左右，出于对学校聘任约旦裔中东研究学者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类学家纳迪娅·阿布·埃尔哈吉（Nadia Abu El-Haj）为终身教授将削弱其舆论优势的担忧，魏斯和其他几名学生合作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自由联盟”（Columbians for Academic Freedom），声称课堂上关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讨论令他们感到“不安全”。不仅如此，在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上撰写评论时，魏斯表示，自己与这些教授的争执“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又一轮交锋，而是关乎真理的本质，以及事实本身的存在可能性”。2007年9月，当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中东问题专家丽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曾尝试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到校演讲，魏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报纸上公开发文主张，仅因发出邀请（该活动最终因安全原因取消）就应当对安德森和效仿者进行“问责”。在魏斯专栏文章引发的公众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安德森于2008年离开了该学院。

2007年毕业后，魏斯先后在多家主流媒体和面向犹太受众的出版物任职，并于2017年4月在川普第一次就任总统后不久加入《纽约时报》评论版，利用该报纸世界性的影响力进一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尽管她此前一直主要依靠通过媒体发起针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公开攻势而获得关注，却在《纽约时报》的版面和其他媒体出席机会中一再自封为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并不断批评传统新闻媒体缺乏“观点多样性”——讽刺的是，正是这种立场使《纽约时报》最终聘用了她。在她2018年5月撰写的专栏评论文章中，魏斯将自由派和左翼对持保守观点的公共意见人士的批评描述为“一场有组织的企图，旨在大幅重划思想与言论的容许边界”，并称这种不宽容是“政治法西斯主义行为”。

2020年7月，魏斯以一封致《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伯格的公开信戏剧性地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信中指责该报记者们表达的公众观点和立场导向导致报道仅服务于“最狭窄的受众群体”，尤其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记者集体抗议刊登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关于向种族正义抗议者派遣部队镇压的评论文章的行为。在辞职信中，她表示，那些在报社内部不同意其他自由派倾向记者观点的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以保证自己公开场合的表态符合预先设定的叙事框架。为了继续她对“自由言论”和“观点多样性”的支持，她创办了一份最初名为《常识》（Common Sense）、后来更名为《自由新闻报》（The Free Press）的线上订阅刊物。此时的魏斯从纽约搬到了加州，开始积极参加各类富豪组织的晚宴，在日益开始变得与进步主义价值观疏离的投资和硅谷圈内愈加受到欢迎和赞誉，也使得她的媒体平台很快获得了右翼和自由意志主义风险投资家的关注与支持，其中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和PayPal前首席运营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成为了她最积极的资助者。

《自由新闻报》的原则与其名称不同，并非一家以平衡报道为宗旨、专注于新闻价值的新型媒体平台，而有一种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倾向，成为那些自诩为被大学校园和主流媒体等典型自由派公共空间所限制和审查的对象的“安全屋”和舆论阵地。该平台惯用的手法之一，是采用“曾经的自由派人士”的第一人称叙事来讲述自己如何“被自由主义抛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通常先是质疑自身此前观点是否属于“盲从”，再话锋一转表示自己观点的转变使自己不再受主流环境欢迎，并最终引出导致他们成为“受害者”的罪魁祸首：一个倡导多元、公平与包容的主流文化和社会环境。

与那些明确倡导保守政治行动或意识形态的右翼阵营不同，魏斯及其平台常不直接支持右翼议题或政客，而是借助“破解主流思维团体迷思”的叙事框架，吸引立场模糊的读者群体；这种故事的引导，或引导他们效仿其特立独行的观点，或为其彻底拥抱右翼思想敞开大门。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魏斯的态度则与二十年前那个在哥伦比亚的她并无二致：拥有广泛的传播量和政治商业影响力《自由新闻报》彻底抛弃了“观点多样性”的宗旨，选择单方面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反对巴勒斯坦的立场，并要求对亲巴勒斯坦学生示威者采取严格的惩戒措施，更直接质疑加沙地带因以色列轰炸和封锁而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否具有正当性。

2025年8月，《自由新闻报》发表的一份所谓的“调查报道”指出，许多新闻媒体上摄影师拍摄的某些儿童因为加沙战争所造成的饥荒的形象扭曲了冲突的真相，因为这些孩子“原本就患有疾病”。在该报道刊发时，加沙地区已有近300例饥荒致死案例被记录在案，而实际死亡数字很有可能更高；当时以色列在边境检查站封锁人道主义物资的流入，仅通过其在加沙占领的军事哨所进行分发，而这些物资发放点经常爆发致命冲突，而绝大多数遇难者是寻求救命物资的巴勒斯坦平民。这一报道的语言和结论遭到了许多职业新闻从业者的强烈谴责，却不妨碍魏斯获得了川普的政治生态体系的青睐。对他们而言，魏斯是一位拥有机敏的媒体嗅觉和话题制造能力，在立场上坚定地“反自由主义”但又并非明确保守，并有过在主流媒体工作经验的“可信度”的积极分子，正是担任主流媒体被收编后的新掌舵人的理想人选。正因如此，在大卫·埃里森领导下的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斥资1.5亿美元收购其媒体公司后，魏斯便立即被任命为CBS新闻的总编辑。

在魏斯接手CBS新闻之后，该平台发生的变化立竿见影。魏斯成为总编辑不到一个月后，资历深厚的CBS晚间新闻节目联合主持人约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便宣布辞职，其主播职位将由晨间节目现任联合主持人托尼·多库皮尔（Tony Dokoupil）接替。在此之前，多库皮尔曾因将进步派作家塔-尼黑希·科茨（Ta-Nihesi Coates）批评以色列的著作中的文章称为“极端主义”，并声称犹太人因这本书面临安全威胁而广受批评。与此同时，魏斯策划了与查理·柯克遗孀埃里卡的一场精心包装的市政厅对话，期待获得超高收视率；但无论他们如何在社交媒体电视板块持续宣传，这场节目的收视率仍远远未达预期。12月，讽刺报纸《洋葱报》以白宫为背景发布虚构广告，将CBS新闻标志置于其上，嘲讽该网络已成为现任政府——而非民众——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

新闻自由与由来已久的公信力危机

美国历史上，对于新闻出版自由和编辑独立权的挑战屡见不鲜；有权有势的政商要人，始终试图通过施压、收买、恐吓、诉讼乃至资本并购等方式，影响新闻机构“可以报道什么、应该如何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一系列揭露报道让利益集团开始对媒体界能够制造对他们不利的舆论的现实感到恐惧和警惕，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与如今埃里森之举相仿的举动来削弱媒体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在1971年，在共和党法律界混迹多年的资深律师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为美国商会撰写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称多数媒体——无论动机为何——或主动或默许地为批判商业的力量提供了平台，正“逐步侵蚀公众对自由企业的信心”。为此，他敦促企业界主动运用诽谤诉讼、推动FCC调查等手段，阻止此类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报道问世。

这份备忘录的广泛传播，直接促使美国商会成立特别工作组，推动企业斥巨资投入政治宣传、广告与智库建设，从而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舆论基础。此后，鲍威尔本人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其理念在司法层面持续发酵；至1980年代，里根政府更以其思想为基础，废除了FCC要求广播媒体呈现观点多元性的“公平原则”。而备忘录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媒体策略师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在默多克的支持下，最终执掌立场鲜明的福克斯新闻台，成为重塑美国舆论生态的关键人物。

在此背景下，CBS自身的新闻公正性也屡屡陷入内部斗争，这一矛盾的暴露远远早于魏斯的入场。早在1974年，时任CBS总裁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谈及报道中的“反商业偏见”时，便写道：“过去一年我竭力推动新闻部门纠正此倾向，虽略有成效，但前路漫长。”这番话在管理层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诚实的调查报道非但不是值得珍视的资产，反被视为一种持续的威胁。二十年后，当《60分钟》记者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试图揭露烟草行业隐瞒产品危害的真相时，这颗由鲍威尔种下的种子已在机构内部生根发芽，最终酿成了CBS新闻史上最具争议的丑闻之一。

1993年，时任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研发副总裁的杰弗里·维甘德（Jeffrey Wigand）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该公司与其他烟草公司串通，长期通过 “技术话术” 掩盖吸烟造成的健康危害，例如将报告中 “癌症风险” 表述为 “生物活性增强”，将尼古丁定义为 “风味调节剂” 而非 “成瘾性物质”，并希望通过在香烟中添加明确被禁止使用的香豆素来提升尼古丁的效果。不仅如此，公司内部还设置了保管严密的离岸文档管理系统，将证明香烟危害的研究数据转移至海外，以避免遭受司法调查时被发现。在他提出的担忧被驳回后，维甘德因为自己的抗争行为遭解雇并被要求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当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针对烟草公司刻意隐瞒健康风险而对这些公司发起集体诉讼时，维甘德作为证人接受政府问询，而掌握关键信息的烟草巨头们因恐惧其所掌握的不利信息，而开始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恐吓。

1995年，得知维甘德即将向媒体爆料之后，布朗威廉姆森公司雇佣了公关专家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on）对维甘德进行跟踪调查并撰写了一份长达500页的研究资料，以此作为根据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和抹杀，从而达到削弱他在公共舆论中的可信度的目的，并向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成员发送了直接的人身威胁。尽管如此，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华莱士和制片人洛厄尔·伯格曼（Lowell Bergman）为了核实故事的细节，完成了长达一年多的核查，以确保文件证据与证词相互印证。然而，就在他们计划于1995年秋季播出节目时，CBS新闻部高层突然踩下刹车，要求《60分钟》暂缓播出该节目。当时，CBS法务部门向《60分钟》制作组表示，一旦节目上映，有可能会因为违反此前维甘德签署的保密协议而引发来自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的巨额诉讼——即使这一诉讼当时只存在于假设之中。

这起事件的真相只在斯坎伦的媒体污蔑计划失败后才得以曝光：当他们试图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散布针对维甘德的负面报道时，这两家报社的编辑部自行展开事实核查，最终认定相关指控大多站不住脚。调查不仅揭露了该公司攻击维甘德的企图，还披露了他已被传唤作证的事实。在得知两家报纸已经报道维甘德的爆料和烟草公司的污蔑行动之后，CBS决定不再阻止《60分钟》节目组并于1996年2月发布了节目的全部内容，并补充了采访后对维甘德的抹杀行动和CBS拒绝发布的背后角力。

2004年，当《名利场》记者玛丽·布伦纳（Marie Brenner）重新回顾这一事件时，她发现了促使CBS阻止报道发布的真实原因：就在华莱士进行调查报告的同时，CBS时任主席拉里·蒂施（Larry Tisch）的儿子正在担任另一家大型烟草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与布朗威廉姆森公司一样，正在面临来自政府的巨额诉讼，并清楚维甘德作证可能会带来的公关冲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蒂施直接下令封杀报道，但CBS法务部仍然因过度担忧潜在风险而预先禁止了该报道的发布。基于《名利场》报道所揭露的隐情，导演迈克尔·曼拍摄了以此为蓝本的电影《惊爆内幕》（The Insider），成为美国电影史上关于新闻界最著名的反思作品之一。

这只是一次“低级失误”吗？

CBS新闻的悠久声誉、魏斯在主流媒体任职过的经历和她始终避免直接赞扬川普及其政治理念的历史背景，使得部分媒体人士对魏斯撤下《60分钟》节目的决定持保留态度——即便节目的真实内容已公开播出，他们仍选择给予她“信任的余地”，而非直接对这一做法进行批评。美国媒体、商业与政治的对抗历史，以及川普本人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寡头利益集团对传统媒体机构经年累月的公开敌对态度，已经让这次决定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

之所以撤下《CECOT内部揭秘》看起来像是一次接近于“技术失误”的仓促决定，而魏斯还有耐心在公开场合一再表明自己的决定出于“公平起见”，仅仅是因为魏斯和埃里森缺乏管理CBS新闻这样规模的新闻网络的经验，而未能更早阻止节目的流通，而绝非他们改造这家机构的决心不够坚定。尽管她可以在向员工的表述中声称他们“要赢回信任必须努力工作”，但行动远比言辞更有力清晰，失去“信任”的根源在于CBS开始逐渐失去了资历深厚的记者和管理者，在压制批判性报道的发布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为柯克等人高唱赞歌。

川普及其追随者正加紧步伐，试图继续否定主流新闻机构的公信力，且手段毫无保留。对于由魏斯主导的电视网仍敢播出批评他的专访，川普极为愤怒，并持续攻击媒体及其采访对象——包括虽仍属保守派但已不再效忠于他的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白宫确实对《60分钟》节目作出了回应，但其重点并非关注那些“唯一罪行只是越境、却被当作重罪犯对待”的移民所受的苦难，而是通过发言人表示：“《60分钟》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来传播‘天使父母’的故事——他们无辜的美国孩子不幸被恶性的非法移民杀害，而川普总统正在将这些人驱逐出境。”川普的副幕僚长，也是打造遣返政策、从而让CECOT报道成为可能的中心人物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则在福克斯新闻上公然威胁：“所有参与这次‘造反’的《60分钟》制片人，开除他们。彻底清理，开除他们。这就是我的态度。”

对他们而言，发出此类威胁并不新鲜，但令新闻从业者更为恐惧的是——这一次，威胁可能已然奏效，而CBS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日益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内容舆论生态环境中，对立与炒作的关注度远胜于真相深度的当下，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早已难以为继，这使得它们更易沦为埃里森这类财阀集团的收购目标，从而彻底重塑乃至失去其编辑独立性。这是新闻业作为一个制度性存在，所需直面的最全面、最根本且不可逆转的威胁。而埃里森对华纳兄弟发起敌意收购的消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若收购成功，其旗下将包括CNN，意味着又一家核心新闻机构可能被纳入同一权力架构之中。

自鲍威尔备忘录盛行和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平原则废除以来，新闻媒体格局的未来危机便已初现端倪，而两极分化的加剧与川普对选民愤怒情绪的驾驭更使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坚守原则并继续直面挑战，新闻媒体的诚信终将消亡——最终，这场消亡的体现形式，不过是商业头条里关于某个综合媒体机构的新闻室被“砍掉”的一条插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