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动荡年代丢失文物更悲哀的 是和平年代丢失文物

南京博物院馆藏名画现身拍卖行引发舆论热议，也让文物价值与文物守护的议题再度成为焦点。此时重读故宫前院长郑欣淼所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恰是理解这一议题的重要参照。回望那段文物大量流失的岁月，故宫文物在辗转迁徙中却几乎毫发无损，那是因为有一批先辈们将文明存续看得重于生命。那段过往留下的精神答案，正是对当下文物守护之议的最好作答。

*文章节选自《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郑欣淼 著 三联书店 2025-10）



故宫午门悬挂“故宫博物院”匾额，摄于1948 年。故宫档案馆藏

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保存库的建设与南京分院的成立，使故宫南迁文物有了一个可以长期存放并发挥作用的固定场所。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1. 择地之议

故宫文物是在争论声中存入上海租界，原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存到这儿后怎么办？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了避敌而又托庇于租界，自为国人所诟病，且租金不菲，也势难继续，特别是上海环境不适于一些文物的保存，正如理事顾颉罢所言：“上海赁屋过于湫隘，天气又复潮湿，永远闷闭板箱中，容易霉烂生虫，尤以书籍书画档案为可虑，深恐四五百年保存于北平而不坏者，遂于一二年中澌灭于上海，是则我辈对于民族文化实负无上之罪戾矣。”

鉴于华北局势日益恶化，这些珍品不可能短期内回到故宫，那就必须为其在南方找寻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根据多方意见，建立故宫博物院分院已成共识。

其实，在故宫文物开始南迁时，就有设立分院之议；文物存沪后，此说也是不断。但这个分院并非为了转存五批南迁文物，而是另从故宫提取文物进行展陈之用。当时多倾向于在南京、上海、西安三处设分院。1933年7月29日，刚刚走马上任的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徐森玉2，就与院高级职员商议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分院陈列之古物，以故宫博物院重复物品，经专家审查认为可以分地陈列者为限，但须公布详细目录，经审查后，方能搬运。他们也感到，成立西安分院极为困难，政府既无巨款拨为建筑费，而西安行政机关及学术界筹款建筑，更非易事。至于上海、南京分院之院舍问题，亦不易解决。

1933年7月15日的故宫第一届理事会议，原则通过于南京择地创设分院。根据会议记录，还附“进行办法草案”，决议“进行 办法待下次会议讨论”。可惜“进行办法草案”没有保存下来，但8月21日《申报》所载故宫代院长马衡的谈话，大致可见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故宫各理事前以博物院有增设分院之必要，曾于理事会提出讨论。当时决议，保留下次理事会复议，至设置地点，南京首都所在，中外咸集，似宜设立，其余各地，尚未决定。”



马衡像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设立分院就和转储存沪文物结合了起来，并成为当务之急。

1934年3月行政院改组故宫理事会，4月4日由汪精卫主持的故宫第二届理事会首次会议，存沪文物移藏就成了首要议题。分院是个大机构。分院的核心是文物库房即保存库。因此建立保存库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理事史量才等提出“设保存库于上海案”。理事顾颉罢未与会，函陈意见，认为文物“必须易地。南京如有空屋，固最适宜。否则苏州盛怀宣遗产留园及其家祠业已入官，房屋不下三四百间，家祠中殿宇尤为齐整，移庋于此，亦为适当”；他又建议，“请在京沪苏杭设立分院，公开展览”。理事会最后的决定是：在南京先行建筑保存库，为博物院之一部分，其预算由常务理事详细拟定，呈行政院核定；另将存沪的文献寡田件尽先移京。

1934年5月8日的理事会，仍然“议准史理事量才等提请设保存库于上海一案”，但决议“在南京先行建筑保存库，为博物院之一部分”“建筑南京保存库，应于临时费项下增加二十万元”。什么时候在上海建保存库，没有说。“其预算由常务理事详细拟定，呈行政院核定之。”

但这时，似乎还不能说地点问题彻底解决了。6月8日，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对外谈到此事，说故宫“鉴于古物存储上海，月需开支达二万元，故均主张在南京陵园内，建造博物院。……又因博物院建造经费浩大，拟先建博物保存库，然后再行扩充，但悉上海方面，如史量才等，均主张在沪建古物保存库，以节省开支，现尚在商酌中”。

1934年6月马衡提出《整理故宫计划》，其中“南迁文物之根本解决办法”，就是移往合适的地方。他说，现既议定南京建筑库房，似以早日运至南京为宜。“此案既经本院理事会陈明行政院决议通过，仰见维持本院及保存文物之盛心，曷胜钦佩。惟望平日饬部，按照预算拨给款项，以便克期兴工，早日竣事，俾得储藏。”

保存库地址终于确定了。1934年12月的理事会，通过常务理事、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提于南京朝天宫建造保存库的建议，并经呈报行政院核准。

1935年4月22日的理事会，又公推当时的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与罗家伦、李济四位理事及马衡院长组成“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推动设立南京分院，进行搬迁住户、工程设计、工程招标等工作。

1936年保存库开工，建成，并存贮由上海运来的文物。

可见，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并建设保存库，这个决策是故宫理事会做出的。从1933年7月至1937年6月的理事会会议，几乎每次都有这个议题，一系列决策又是不断深入、逐步推进的。

2.“ 故宫物品务请设法迁移首都”

故宫理事会最后决定南迁文物存放南京，但应注意，这也是蒋介石所坚持的，或者可以说理事会遵循了蒋的意旨。

1933 年1 月31 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故宫物及古物陈列所南迁，北平反对者甚烈，为避免复杂起见，弟拟悉数运沪中央银行库存，加行政院封条，否则各方定有借口，兄意如何？”蒋介石批示：“古物事，中实不主张迁沪，最好运储南京，人无反对之理。”

前面已说过，故宫首批南迁文物1933 年2 月滞留南京，易培基致电蒋介石，请求维持存放上海的决定，蒋于12 日的复电中说：“故宫古物，中意应即留京。”

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机构是故宫理事会。存沪文物转存何处，要通过理事会决定。但理事是由行政院任命的。值得注意的是，1934 年2 月蒋介石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云：“故宫物品务请设法迁移首都。其陈列贮藏所之建筑经费应可由各种庚款文化基金中拨用。先以美法英俄庚款中由政府指定分摊数目，再与其关系者接洽，并请林主席负责设计。何如？乞核。” 蒋要求“故宫物品务请设法迁移首都”，且有建筑经费的具体解决办法，还提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负责设计。他想得十分周到。蒋介石1931 年底辞国民政府主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林森则接任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文。台北“国史馆”档案

蒋介石为什么要坚持故宫文物存储于首都南京？如果把这件事与当时蒋介石对于首都建设规划的中央政治区的地址变化联系起来看，对于其意图或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着手谋划首都未来的发展。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宣告中国统一。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权威的象征，这时首都南京的建设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南京被定为特别市，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推动首都规划建设。1929年底，由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部长孙科主导，经“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历时一年编制，《首都计划》正式出台。

《首都计划》是民国时期编制的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它将南京规划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住宅区。

按照规划，中央政治区地点定在中山陵下的紫金山南麓，理由是：“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中山陵与明孝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若就上举各端考察，均甚妥适，中央政治区域之选择，盖无逾此。”其优点为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以及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

就在《首都计划》呈交蒋介石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的第18天，即1930年1月1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下训令第18号，下令将原定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而训令只是写于一张“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用笺”的便笺。便笺上只有20个字“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署名与日期为“蒋中正　一月十七日” 。



蒋介石训令。台北“国史馆”档案

《首都计划》不赞同把中央政治区规划在明故宫区域，认为其所具有的诸优点并非独有，在建筑方面也难臻佳胜，且此两点都不如紫金山南麓，明故宫计划为商业区域最为合适。明确提出将明故宫地区作为商业区的首选。明故宫地区的优点在于其地位置适中，地多空旷，易于规划，因此将是商业区及建筑旅馆、戏院、百货店等最适宜的地方。火车客运总站拟建于明故宫以北，而总站之南又是商业区的最佳地段。此外，其地面积广大，也是作为繁盛市场的最佳选择。加之该地区地价很低，大半还属于官有，因此成为商业区后，地价必然陡增，政府收入随之亦会有很大的增加。

蒋介石为什么要坚持将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显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早在1928年9月，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南京市长的刘纪文就向市政会议提交了“规划首都行政区”案。该案明确提出中央政蒋介石训令。台北“国史馆”档案治区应建在明故宫，其理由是中国与外国“国情不同”，无法盲目效法西方。首都建设若想要“度宏规而大起，取于近世文明之物质，宜莫友邦若”；“而表见国情，使世知我为文明古国，则吾往昔之经制，固有其可取者在”。他认为，明故宫不但极为壮美，同时其旧址所遗留的“宫室之制”，恰好是南京效法的对象：

明都金陵，湮燕雀湖以为宫室，经始于洪武二年，而告成于六年。中经四年，工费巨大……虽秦汉阿房建章异，其制之隆，亦足以为中国近古之冠。成祖徙都北平，辇宫殿大木以去，更数百年，故宫之遗址、孝陵之坚密，从足以动建筑家之赏叹，而发思故之幽情也。今言建筑、则宫室之制，取于国故，亦足以为法。若必专言白宫，侈谈友邦之美，不知彼友邦之士，何以独重视吾古昔之建筑。

根据刘纪文的计划，中央党部安排在明故宫里的位置大约处于原皇宫的中心位置，国民政府则位于其前方，行政院在古代皇帝召集群臣议事的位置。刘的提案经市政会议议决通过半个月后，《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又载，刘纪文曾呈请中央某“要人”，确定以明故宫为中央政治区，并获得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建筑经费支持。其中所说中央“要人”极有可能就是蒋介石。人们认为，1928年蒋介石和刘纪文就将中央政治区地点设在明故宫达成了默契。后来由于财力和战争的原因，该计划没有全部实现，只是在南京明故宫遗址范围内修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现为南京军区档案馆）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对故宫、故宫博物院及故宫文物，有着特殊的认识。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继续实行理事会制度。10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27人为故宫理事会理事。新组成的国民政府的重要成员全部成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理事会俨然成了国民党“朝堂”的翻版。这说明，故宫在皇权时代的“正统”地位与故宫博物院的巨大影响，对于蒋介石本人威望的树立与南京政权“法统”地位的强化，有着特殊的裨助作用；作为故宫博物院最高领导机构、决策中心的理事会便成为新的当权者表现新气象的依托，自然有着重要的象征或宣示意义。

南京明故宫是北京故宫的蓝本。在蒋介石看来，南京明故宫虽仅剩断墙残垣，金陵王气犹在，仍与北京故宫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政治区位置选择在明故宫，从更深层次看，体现的是关乎法统的一种执念。“明故宫”也被赋予一种体现政权合法性的意义。南迁文物——这些无数皇家珍宝存放于首都南京，自然理所当然。因此，蒋介石的“务请”就不是个简单的存放地的选择，而是个重大的政治原则。

3. 得其所哉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地址定于南京水西门的朝天宫。

朝天宫在一土山之上，地基高广。按《江宁府志》，其即古之冶城，春秋末年吴王夫差的冶铸之所，后为著名道观。五代吴国杨行密在此修建紫极宫，宋代改为天庆观，元代改称玄妙观，又升为永寿宫，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建，改名朝天宫。殿后有万岁亭，凡大朝贺，百官习仪于此。清同治四年（1865），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于此改建江宁府学，当时仅成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两庑，曾国藩再督江南，始建崇圣殿、敬一亭、宫墙、明伦堂、尊经阁等。这些建筑因山作势，崇弘壮丽，数里之外，可以望见殿宇参差之势，为南京重要古迹，千余年来名胜之区。关系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故宫瑰宝存藏于此，可谓得其所哉！

朝天宫本为建筑之名，后来其附近一带街市亦谓之朝天宫。1935年７月，教育部正式将由其管理的朝天宫旧址移交故宫。朝天宫原有建筑均已破败，且皆为宪兵病院、军事杂志社、金陵兵工厂宿舍及南京市府的戒烟医院、朝天宫小学所用，其余地基也为111户居民占住殆尽。且此项房产卷宗文契，均已散失，无法考证，交涉搬迁实非易事。因此尽快搬迁这些机关及居民，就是当时一项繁难的任务。故宫先后呈请行政院，分令迁徙。一面派员分往各机关接洽。其中宪兵病院占用房屋最多，态度也最强硬，影响到整个搬迁工作的进度与成效。1935年8月22日，马衡致电蔡元培，请其电请蒋介石，催促宪兵病院迁出朝天宫。蔡元培第二天就致蒋介石电饬宪兵病院迁出事宜。蔡元培日记载：“致介电：‘故宫博物院拟建仓库朝天宫，前承电饬各军事机关迁让，至感。惟现宪兵病院尚未商妥，如蒙申令早迁，不胜感荷。’本月25日，得军委会复电，称已电宪兵病院速还。”

直至1936年3月底，故宫博物院费时半载，多方调查，始将飞云阁、摘星门、十三祠、尊经阁及居民所占房产先后清理接收完毕。接着委托褚民谊、罗家伦二理事与南京市政府交涉，并同意补助其所辖的戒烟医院、朝天宫小学12000元及宪兵病院5000元的迁移费。经过这番磋商，朝天宫小学始让出所占房屋，宪兵病院亦先腾出养正堂一部分。这些房屋收回后即时拆除，以便兴工。嗣后再经交涉，宪兵病院、军事杂志社、金陵兵工厂宿舍及居民所占房屋，先后腾出接收。

朝天宫总面积为138亩2分9厘2毫。其旧址，中间为崇圣殿、大成殿、戟门以至棂星门，东为明伦堂、尊经阁等处，西为卞公祠及卞公墓。中部诸殿及明伦堂略为完整，修葺之后，尚可作为办公陈列之用。西部狭长，不能布置。唯东部明伦堂后面，地基高广，可以建筑保存库。

在抓紧搬迁朝天宫住户的同时，文物保存库的工程设计、招标也在进行。参与工程设计与施工的都是当时业界翘楚。

基泰工程司由关颂声于1920年在天津创办，为近代中国建筑师开办的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关颂声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专业，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曾任南京首都建设委员会工程组委员。1935年初，故宫邀请基泰工程司到朝天宫实施勘测，编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计划书》。该工程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保存库基址的勘选，办公、陈列等用房的规划，以及保存库建筑空间设计等方面。根据工程计划书，保存库“拟建在朝天宫东部明伦堂之后，南北长形高地，经实地勘测，依其地势，建筑南北长形库房。预定库房长二百零四尺，宽七十八尺，除过道墙壁之外，净计三层半之总面积，为五万五千平方尺”。其空间设计，拟采用书库钢架式库房，材料全部采用钢骨水泥。依据北高南低自然地势，保存库拟建筑四层，南段建筑四层，北段建筑三层。为与朝天宫建筑环境相融合，保存库样式略采中国式建筑意味。此外，基泰工程司根据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核定的60万元预算编制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建筑工程估价单》。

1935年4月22日，故宫理事会研究讨论基泰工程司所拟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计划书》。经理事会决议，建筑南京分院及保管仓库，应组织工程委员会，负责设计及监督工程的进行，便推举内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罗家伦理事、李济理事及马衡院长为委员，并由常务理事会添聘委员二人。会后，故宫博物院即于4月25日成立“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委员会”，并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议建筑设计绘图招标事宜。

然而，就在工程委员会筹备招标之际，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60万元工程预算被核减为20万元。工程预算的变更直接影响了工程设计与进展。为此，故宫博物院约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及李锦沛建筑师，勘测朝天宫基址，编制建筑设计草图及工程计划说明书。华盖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一家重要的事务所，由赵深、陈植、童寯三位建筑师合办。李锦沛是美籍华裔建筑师，1929年曾受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之聘，以彦沛记建筑事务所名义，负责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工程的设计工作。参与的还有奚福泉建筑师。奚为中国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1935年9月南京国民大会堂建筑设计公开招标，他的方案为首选。1935年10月2日，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基泰、华盖、李锦沛、奚福泉等四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图样。会议议决选定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图样，并呈送建筑专门委员会审核修改。

马衡还为此专门致函北平营造学社梁思成，请其会商朱启钤和汪申，审查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图样。这三位都是故宫博物院建筑专门委员会委员，他们认真研究，就库房楼板之结构、各层楼板高度、柱间距离、办公室方向及与明伦堂连接之走廊的变动、瞭望警亭与库房立墙之间的处理方式等，提出了7条修改意见。

根据专门委员会的修改意见，华盖建筑事务所编制了第二份设计图样，将原来四层建筑设计改为三层，并省去电梯设备。经多次沟通之后，华盖建筑事务所编制的第三图样作为最终设计图样。

不久，因考虑国内时局及文物保护严密问题，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委员会决定在适当地点建造防空密库。根据此议，华盖建筑事务所再易其稿，并于1935年末完成最终设计，在保存库北部高地建筑地下防空密库：

至去年十月，本会第三次会议审查结果，以华盖设计图案形式古朴，切合实用，立体容积亦足敷贮藏沪库古物而有余。但未几以时局多故，佥认防空设备，实有同时兴建以备不虞必要，当就选定设计图案，重行计划将其中三层库后高地上之一层库房，改筑为地下密库两库，建筑材料，悉采能绝对避免火湿之钢骨、水泥、毛毡为主，两库储藏净容积量合得六十一万九千一百四十四立方尺，库外并附建有工作、晒件、摄影、机器各室大小二十一间，以供整理、修补、裱褙之用。库内空气，亦采机械调节，一切结构，务求简朴坚固，切合科学实用。

保存库基址的勘选、建筑设计及人员搬迁工作陆续就绪后，建筑南京分院及保存库工程遂于1936年1月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公开招标。经过严格程序，择定新金记、六合、利元三家建筑公司。最后经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讨论决议，六合入选，并限令其五个月完工。上海六合建筑公司，公司老板李祖贤是留美的土木工程专业科班出身，对现代建筑工程技术颇为精通，在营造业界颇负盛名。此外，保存库的设备、人造空气、暖气、卫生、电气、库门等工程，分别由其他公司承办。

1936年3月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4月15日工程奠基，8月初告竣，9月26日正式落成。保存库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风格，其建筑形式仿承德外八庙须弥福寿之庙的大红台，平稳坚固。库为钢筋水泥结构，地上三层，每层是一个库，由下而上，编为第一库至第三库，又在库房背后土山下建有密库编为第四库，由第一库通进去。库内全部用空气调节，维持一定的温湿度，由机器控制。保存库位于朝天宫建筑区内的明伦堂后一带，因此又称为朝天宫文物库。同时将明伦堂略加修缮，为分院办公场所。大成、崇圣等殿拟作陈列之用，但经费未经核定，一时不及兼顾。便先拟具修理计划，等到筹得款项，就会立即兴工。



保存库钢筋水泥地基完成（1936 年5 月7 日）

马衡作为故宫院长，组织、协调了保存库的建设。朝天宫库房兴工掘土，挖掘面积达十余亩，三丈多深，作为中国考古学先驱的马衡，又参与并指导了整个发掘过程。他果然有所收获。他从出土物看到了历史，看到其特殊价值。在库房落成的同时，他撰写了《南京朝天宫发现之古迹》一文。文章说，朝天宫工程，“得古迹二处，皆与历史考古有关，值得吾人注意者也”。其一为“陶制之井甃”。井甃，即井壁。当他一看到陶器之口，就断定是井甃，并指导工人挖掘。他说自己1930年曾发掘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故址，得此类陶瓷十多个。他发现，朝天宫之甃，与燕下都完全相同，“惟甃之腰际有二孔并列，相距约三寸。其他一面亦有二孔遥遥相对，故每节中有四孔，此为异耳。形制花纹既与燕物无异，则其时代或亦相当”。又一为“古墓”，在井甃之北，相距约两丈，同时发现一砖砌之墓。此墓砖文，为六朝之物。他说：“最奇者，墓之中央为一井，深二丈，以砖层层累置以为井甃，砖之形式图案，与砌墓之砖无异，必系同时所作。从来发现之古墓，未有作此形者，此所以称奇也。”马衡认为其有研究价值，且所在地并不妨碍新建筑，因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商量，对此特别保存，为冶城山留一特殊古迹。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外部摄影（1936 年9 月）

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他因这次考古发现很有感想：

夫朝天宫之工程，占地不过十余亩，深度亦仅三丈余，竟发现奇迹二处。去年江南铁路公司兴工筑路，有考古家与工程师相识者，谆谆以留意古迹嘱咐之。至冬间，南京各古董肆争梁钱范出售，且大富大吉等五铢，为从来所未见。询以出土地点，则谓在洪武门外，江南铁路公司筑路时所发现。履勘其地，则铁路已成，路旁低洼处残范犹有存者。其地必为梁代铸钱之所。其所以发现者，以增高路基，取土路旁，见有红土烧成之土块无数，碎之则每块中含钱范数十片。依吾人推测，路基之下未经发掘者，必尚有之。今路已筑成，无从探检矣。其后考古家向工程师责问，则曰未之闻也。于此可见凡事必须专心注意，尤须有考古常识。否则虽有发现，亦熟视无睹，发现之日，即其湮灭破坏之时，后此无复再见之希望，岂不重可惜哉。余今日报告此新发见之事实及其感想，即所以希望诸君对古迹古物发现问题稍加注意，不容忽视也。

1936年12月8日至21日，存沪文物由行政院指派专员会同故宫驻沪人员押运，分五批运抵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存储。存库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文物，亦一并随同运往南京。古物馆箱件存第四库，图书馆及文献馆箱件存第二库，前秘书处箱件存第一库，并有一部分因第一库无地安放而存于第三库。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箱件均存第三库。至于存储办法，除按照库内所备的木架分组安放外，其箱件每两行相并，中间留走路，同时编制箱件索引，以便提检。钥匙也确定专人保管。故宫派科长庄严保管南京分院保存库库门的锁、钥，科长欧阳道达管理该库库栅等钥匙。

1936年12月22日，院令颁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管理规则》。其主要职责分为典守、研究、流传三项；其机构组织性质却并未明确，大体框架设想是在北京设总院，以总务（当时下设四科）、库务（分古物、图书、文献三馆）为纲设置，院长在南京时，分院工作由院长直接领导；院长在北平总院时，分院工作以院长指定之各主任、科长组成的院务会商讨，请示院长后定夺实施，院务会召集人由院长指定。故宫博物院随即裁撤了原来的驻沪办事处及驻南京办事处。

经行政院批准，从1937年1月1日起，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行政院成立南京分院令。故宫档案馆藏

文物由上海运到南京朝天宫库房后，除继续完成全部点收任务外，还完成了一件重要事项，即对书画的分类保管。

南迁文物中的书画作品，仍然用着宫中原有的旧箱，每箱所藏，书画杂乱陈放，查找起来十分不便。例如，明代文徵明的书画，南迁箱件中共有108件，却分装在35个箱子里，想做一次比较研究，就得打开35个箱子不可。况且箱子经常开关，每次又要起钉子，箱板也容易钉烂。这次文物一到南京，就在库里做了些柜子，把书画一一提出来，分类放在柜子里，想要取哪一件书画，马上可以拿到。据那志良回忆，这一工作完成后，还计划把铜、瓷、玉器照此分类入柜，但未能实现。

对于南京分院的工作与发展，马衡院长雄心勃勃，已有很多美好的计划，并开始着手实施。1937年6月7日，马院长召集主持故宫博物院第十二次院务会议，讨论拟筹设南京分院图书馆，并拟定了三条办法，会议原则通过，提出由图书馆、总务处商定办法，待下次院务会议讨论。

朝天宫大成、崇圣二殿及其两庑，已预留为陈列之所，亟待整修。在1937年6月21日的故宫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上，马衡提出“兴修朝天宫殿庑，辟设本院陈列室工程，应如何统筹规划进行”案。会议决议，先由故宫博物院约集专家，拟制朝天宫总地盘图，对于下年度拟建及未来必须续建的建筑物进行整体计划与如何设置有安全设备的现代陈列室等，制订计划方案，并要求上述计划于8月10日前送会讨论。

但是已等不到8月10日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改变了一切，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8月26日，刚搬入朝天宫库房的故宫文物就有第一批走上了西迁之路。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郑欣淼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0

1万余箱故宫国宝，10年辗转万里烽火路，中国人如何以命相托，护住千年文脉？

1933年1月，山海关失守。2月，故宫1.3万箱珍品被迫踏上南迁之路。从南京到西南，又从西南复归南京，十年间辗转大半个中国，穿越枪林弹雨，奇迹般地实现“零丢失，零损毁”。

本书由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本书不仅刻画了鲜活的故宫人群像，还有三百余幅珍贵文献档案，其中许多为首次面世。本书兼具史料价值与可读性，图文互证，细节毕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让普通读者像追一部“纸上纪录片”般欲罢不能。



马衡日记（1948-1955）

马衡 著 马思猛 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7

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达27年之久，作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执掌故宫博物院19年。他亲历了故宫博物院创立和早期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和回归，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越的领导者。

《马衡日记》始自1948年12月13日，终于1955年3月24日，前后六年又三月余。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命运面临转折的重要时期，也是故宫博物院新旧交替的关键阶段。作为一院之长，马衡先生在日记中对故宫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详的记述，不少内妊酞档案文献之所缺者，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