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策略转向日企为何选择退股而非撤离-墙外头条

2019年以来，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调整动作，多以退股、终止合作或缩减投资的方式呈现，较少出现集中关厂或公开宣布撤离的情况。多位熟悉中日合资运作的人士指出，这并非偶然，而是日企在综合评估制度风险、资本约束与经营成本后，所采取的一种相对审慎的调整路径。

来自北京的姜先生是一名长期参与中日合资项目谈判的企业顾问，本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多数日本企业而言，直接撤离中国意味着较高且难以评估的法律、劳资与声誉成本。一旦公开宣布退出，往往需要面对员工补偿、合约处置，以及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协调，相关程序可能持续多年，结果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姜先生说，相比高调撤离，通过退股、不再续约或停止新增投资等方式逐步退出，更有利于企业控制风险与节奏，“这是一条相对可控、也更符合日企决策逻辑的路径”。

低调退场成为风险控制路径选择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低调退场”的策略，反映出日本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重新评估。多名日企高管在非公开交流中提到，近年来在华经营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包括政策解读空间收紧、数据与合规要求趋严，以及外资企业所处的舆论环境变化。即便未直接遭遇冲击，相关企业也已将“制度风险”纳入中长期经营规划之中。

熟悉日本企业内部决策流程的学者周光（化名）表示，日本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一向强调长期稳定与可预期性，一旦对经营环境的判断发生变化，通常会优先调整资本结构，而非立刻中止全部业务。“退股不等于马上离开，但意味着不再承担核心经营风险”。

行业差异影响调整节奏与方式?，此外合规与制度成本亦成为重要考量。多名日资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在中国经营所面临的合规要求与不确定性增加，使企业更倾向于降低直接经营与决策责任。通过退股或转为非控股角色，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与合规压力。

一名在华日资企业高管指出，对日本总部而言，中国市场已从以扩张为导向的成长型市场逐步转为需要精细配置资源的存量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战略重点转向风险控制与回报评估，“退出的方式本身，也成为策略的一部分”。

多名受访者还提到，不同行业与地区的差异，也影响日本企业的调整节奏。在电子、汽车零组件与精密制造等领域，日本企业与中国本土供应链的绑定程度较高，完全撤离并不现实，退股或结束合作因此成为过渡性选择。

与此同时，成本结构的变化亦削弱了中国对日企的吸引力。随着工资、土地与能源价格上升，中国在部分产业中的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北京一位大学教授胡先生表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成本不断提高，而且他们还面临融资困难、银行借贷利息高的问题。”

胡教授表示，一些日企当前在越南、泰国、印尼和印度设立生产线，虽然初期效率不彰，但政策稳定性与风险可预期性更高，适合承接新增产能。

经济观察网12月12日刊文指出，近年来，日本企业在华布局呈现出“低附加值业务收缩、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的结构性调整趋势。相关分析认为，日企在不同产业与业务环节的取舍，反映出其对中国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

截至目前，多家日本企业仍未对外使用“撤离中国”的表述。受访者指出，这并不代表企业没有调整计划，而是选择以较低调、分阶段的方式推进。在当前环境下，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策略调整，既非单一事件，也非情绪性反应，而是多重风险评估后的结果。这种转向或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重塑中日经贸关系的实际面貌。

有观察人士认为，日本企业选择退股而非直接撤离，显示其在华经营策略正由扩张转向风险管理。这一转向是否会进一步演变为更深层次的调整，仍有待后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