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当中国统治者下令数万士兵镇压北京的民主示威活动时，徐勤先将军以拒绝执行命令而闻名。

他拒绝率领部队开进首都，以武力清剿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几十年来，他的反抗故事一直鲜为人知。

如今，一段泄露的秘密军事法庭审判视频罕见地揭开了徐勤先的真实面貌，也展现了当时军队内部的紧张局势——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准备向北京派遣军队。这一部署的高潮发生在6月3日和4日，士兵向抗议者和旁观者开枪，杀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人（根据某些估计达到数千人）。

在审判录像中，徐勤先解释说，他拒绝命令是出于个人良心和职业判断。他告诉法官，派遣武装部队对抗平民会导致混乱和流血，并说执行戒严令不力的指挥官将成为“历史罪人”。



徐勤先出身小贩家庭，却一路晋升至第38集团军司令——最负盛名的部队之一。但在1990年的军事法庭上，他被剥夺指挥权，被控违反戒严令，并且要在法官面前，为这个突然结束他职业生涯的决定辩护。

长达六小时的审判录像显示，徐勤先穿着朴素便服，在三名士兵的看守下进入法庭。三位法官端坐审判席俯视全场。法庭中没有观众。

徐勤先没有乞求宽恕。相反，他简洁地列出了他拒绝服从的原因。

他对法官们说：“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这类描述中国军队内部决策和异议的录像非常罕见，而且关于1989年镇压的讨论在中国仍然受到严格审查。这段视频在中国被屏蔽的YouTube平台上分享，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仅一个频道的观看量就超过了100万次。

“读到徐将军秉持良知挺身而出的报道是一回事，亲眼目睹他在法庭上如此脆弱的姿态则是另一回事，”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周杰荣(Jeremy Brown)表示。他曾撰写过天安门事件抗议与镇压的历史著作。“当看到徐勤先从深入的军事专业视角阐述拒绝执行错误命令的抉择时，观者不禁会自问：‘如果身处同样情况，我将如何抉择？’”



徐勤先告诉法官，他拒绝命令只是代表他自己，而不是代表38军。

他的陈述，以及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中引用的其他将军的证词，为中国领导人如何秘密制定和传达戒严令计划，并试图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疑虑提供了新的视角。

徐勤先也许和其他将军一样，被单独召见听取命令。现居台湾的中国独立历史学家吴仁华说，这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相互交流自己的疑虑。吴仁华撰写过若干关于1989年民主起义和镇压的研究，他还指出，徐勤先的审判表明，戒严令是口头下达的，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这可以说是我30多年收集六四资料当中所见到的最重要的一份，”吴仁华在谈到庭审视频时说。

“徐勤先将军抗命的事件，在整个六四事件当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很多细节，这个录像出来之前的都是不明了的，尤其是关于戒严的决定，”吴仁华说。1989年，身为年轻学者的他曾前往天安门广场参与抗议活动。

吴仁华是在网上发布视频的人之一，但他说他是在看到其他人上传之后才跟进的。他说，他从一个值得信赖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这段视频，但他拒绝透露此人的身份。他还说，他仔细检查了细节，以确认视频的真实性。周杰荣及另一位研究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均表示，他们认为该视频真实可信。



审判的焦点集中于1989年5月18日徐勤先和他的指挥官们的一场紧张的会议。当时学生们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几个星期，要求政治自由化。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要果断地结束这场骚乱。

正因肾结石住院治疗的徐勤先被叫到北京军区总部。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实施戒严令，徐勤先奉命从38军——一支驻扎在距离北京约150公里的精锐部队——派出大约1.5万名武装官兵，作为最初的5万人部队的一部分。

“我说这个事情我有不同意见，”徐勤先对法庭说，他指的是戒严令。他说，抗议活动应该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而不是武力。如果中央政府命令军队进驻，应该只部署在北京的郊区。

徐勤先承认38军必须服从命令。但他告诉指挥官，他不想参与这次行动。

“当时我说，我说上级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他在法庭上叙述道，似乎表明他愿意因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丢掉职位的代价。

会议上的一位将军戴敬生告诉调查人员，他和同事们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徐勤先的反抗让他们一时没回过神来。“没想到徐会说这些话，”戴敬生在证词中说。



在质询之下，徐勤先承认军队听命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他表示，军队也应该受到更广泛的权威的约束。

他对指挥官们说，如此重大的命令，首先应该在党政高级官员之间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最关键的是，也许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一些党内温和派人士也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介入，阻止事态滑向屠杀。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徐勤先说，解放军已经“纳入国家体制”，因此不仅对党的领导人负责，也应对政府和立法者负责。（此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谴责“国家军队”理念威胁了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

徐勤先“似乎相信，他表达的担忧有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从根本上踩下戒严令的刹车，”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看过审判录像后说。

唐志学说：“我认为，这次审判表明，甚至在军方内部也有一种感觉，通过对话争取学生支持的途径尚未穷尽。”

徐勤先似乎在纠结该将异议表达到何种程度。

在北京会议期间，迫于指挥官的压力，他在电话中向38军的一位同事转达了戒严令，但同时告知对方自己不愿参与。后来，他打电话给一名下达命令的指挥官，重申自己不想参与其中。第二天，一名军官恳求徐勤先若部队进京务必随行。徐勤先表示同意。但到那时，改变态度为时已晚。

“这是不能容忍的，”根据审判证词，中国军方的一位副主席在谈到徐勤先的行为时说。高层领导人切断了他与38军军官的联系，他后来被拘留。

在新指挥官的领导下，38军以向北京进军的血腥行动而臭名昭著，不仅射杀抵抗者，连路人也不放过。

徐勤先被判处五年徒刑，他于2021年去世，享年85岁。他的部分故事出现在书籍和新闻报道中。2011年，他对一家香港报纸表示，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