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抄家的经过

那天下午，母亲和三姐向我说了被抄家的经过。不知是否极度紧张后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说话，于是都枯坐着。我一直记不起三个妹妹当时是在家还是躲了出去，因为家中能供人活动的地方实在太小，气氛也太压抑人，自我回到家好像还没有见到过她们。突然，门口光线一暗，有几个人闯了进来。一个男青年上前自我介绍，说他们是镇上的“商业红卫兵”，又声明他本人是工人阶级出身，然后对我说，他们抄我家是因为我家是资产阶级，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着，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说了一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要求我们把还藏匿着的财物交出来。态度还算文明。我和母亲都没说话。三姐则向他们再三解释，说所有的财产都已交出来了，连你们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动交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藏匿的？就这样软磨了好一阵，这几个商业红卫兵估计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又教训了我们几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们走后，母亲告诉我那天领头来抄家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小青年。我明白这个小青年只是个打手，幕后策划指使的另有人在。

晚上，母亲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单位和学校去。我们也觉得留在家里不好。以前温馨的家，此时已觉得如同地狱般的难受。但又担心母亲一个人怎样应付这个局面，三个妹妹毕竟还小。母亲说她不怕，反正家也抄过了，他们要的东西也都拿到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能把她怎样！于是决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轮船离开练塘。睡觉时，没有床，只有几条被子，母亲、三姐和三个妹妹在已被撬起的凹凸不平的地板上打地铺。我没有地方睡，就在那张破藤椅上躺了一夜。好在天还没有冷，没有被子也不要紧。那天半夜，我突然发起高烧来。母亲听见我梦中说呓语，连声问我怎么了。我被惊醒后忙说：“没事，做梦。” 好在第二天早上烧就退了。

匆匆吃了一点早饭，我和三姐各拿了自己的一小包行李到码头去等候乘轮船。根狙桃从中共的“革命回忆录”和一些小说得来的经验，我很担心镇上的红卫兵是否会轻易放我们离开。从家里到轮船码头，我们一路小心低头避人而行。见到路人，仿佛他们的眼光都是疑问和嘲笑。一里多长的街道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好不容易到了镇东北栅尽头的轮船站，也是拣了一个角落静静等候。从我们镇上到县城青浦，每天有两班轮船往返。头天晚上从青浦开来的船，到练塘放掉客人后就开到一个离码头不远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早上到时候再开到码头接客。那天我们等轮船来接客，那轮船好像故意刁难我们一样，迟迟不见开来。后来总算开来了，我们等其他乘客先上船，到差不多都上了船，我们也走出轮船站准备上船。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几个人把我们拦住，不准我们上船。我担心的事竟被我估中。我无奈地望了一眼正准备离开码头的轮船，在众目睽睽下听凭这些人将我们押走。这时，我切身体会到被人像罪犯一样押着在街上走的感觉。我感到愤怒。天理何在？公理何在啊！人世间为什么这么丑恶？我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将大家一起埋葬算了！

这几个人将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销合作社一个农副产品门市部前。这是一长排有十来间店面的大房子。原来的主人叫龚仰之，做过练塘镇商会的会长，“解放”后被中共枪毙，家产被中共没收。这房子临街的店面房做了供销合作社的门市部，里边的房子也被政府另作他用。我们被押解着从一个大门进去，穿过一条长弄，进一个侧门，上楼，到了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我估计这里可能是商业红卫兵的一个据点。这房间内先已另有一男一女二个人等着，我们到后他们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墙的地方，将我们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开，一件一件地仔细察看，用手摸索，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什么东西。接着这一男一女上来分别对我和我三姐进行搜身，连鞋子也脱下来检查。搜查我的那个男的，是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其实，即使不同学，多年来住在一个小镇上大家也都认识，而今天竟然来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时的表情有点尴尬，目光躲躲闪闪；而我则除了愤怒还觉得悲哀。这是什么世道啊？我有何罪？要受这样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么也没有搜出来。虽然，被抄家搜身这样的事我是有生第一次碰到，但对这些人的心思我再清楚不过。因为人的贪欲本性，抄人家的人永远也不会满足已经抄到的东西，总怀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抄到，怀疑我们会将东西偷偷地转移出去，于是设计了半路拦截搜身这一幕。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舅舅家人去密告时，说我家有二斤多金子，这与他们已经抄到的黄金数量还差很多呐！所以这也难怪。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们故意夸大黄金数量，无非是利诱抄家者能下定决心来抄我们的家，从而发泄他们的私愤。共产党总是以阶级来区分一个人的善恶。但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人确实有善恶之分，但非关阶级，而是关乎一个人先天的本性和后天的教育。摊上这样的亲戚，也只有自认倒霉了。

突然袭击没有收获，他们只好放我们走。但船早已开掉，我和三姐只能先回家再说。本来中午还有一班船，但因不确定他们是否还会来拦截，就没有再去乘。中午时分，我发觉有人在门口探望。一看，是我单位的一位同事，即“四清”前夕新从福建医学院分配来的黄麒旌。他在站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但他是“四清”结束时工作队培养的新预备党员，得到站领导的器重。他的工作从来与练塘这些地方无关，因此我直觉他是单位领导派来的。而他这么快就赶到练塘来，我怀疑昨天我回家的当天，镇上就有人与我单位通过气了。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走到门外。显然，他早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亲从香港带回来的，还是原来就有的？我不知他这样问的用意何在，香港带来的如何？原来有的又如何？就照实说是原来就有的，不是从香港带来的。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回青浦？我说本来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拦住了不让回。他皱了一下眉头，没有说话，然后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谈话结束，就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试着去码头乘船，这次没有人来拦截。我和三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三姐直接去上海学校。我回到单位后，单位领导没有任何人来问我被抄家的事，也没有人来问我母亲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次动员，我们单位有两位临时工去了新疆。这两个临时工都来自一个叫商榻的小镇。当时全站临时工还有十几、二十来个，来自全县六、七个小镇，其他镇来的临时工都没有去新疆，而单单商榻来的两个全都被动员去了。与我同一个小镇来的孙隆璋一样也是临时工，但我从未听他说过单位也曾动员他去新疆的事。可见这动员也是政府做的假戏，谁去谁不去，是单位领导与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由此我一直怀疑这是单位领导为报复我质疑前阶段运动是否正确，故意来吓唬我的。

那天我勉强挨到晚上学习结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浑身无力。半夜里我又发起高烧来，而且烧得比在家时厉害得多，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天快黑了。这次生病，我足足发了一个多星期高烧，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个多星期。烧发起来的时候全无知觉。我那一间宿舍住有五六个人，其间没有一个人来问候过我一声，或跟我说过一句话，仿佛这个宿舍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一样。我不怪他们，对于我这样一个刚被抄家的人，谁都要与我保持距离，谁都想明哲保身。我甚至高兴他们不来理睬我，因为我那时根本不想与任何人接触。毕竟，在当时大陆这个环境，在人们普遍的意识上，包括我自己都这样认为：被抄家总是一件不光彩的的事情，说明你有严重政治麻烦，避之则吉，谁也不想自找麻烦。宿舍所在地没有食堂，我也病得没有食欲，我不记得这一个多星期中我有否吃过饭之类的东西。我只记得因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挣扎着去街上老虎灶打了一瓶开水，买了一包天津鸭梨回来，觉得口渴或有一点饿的时候，就喝一点水或吃半个梨。

那时因为人员集中搞运动，单位地方小不够住，我们很多临时工（包括已转正的）借住在原县红十字会医院旧址的空房里。这本是什么大户人家的住家，里面有两栋二层的楼房，还有一大片平房。房子虽大，房间虽多，因为是老式住宅，阴暗潮湿，曲折而幽深，无形中就给人一种阴森感。“解放”初共产党将它没收过来作了医院，而既然作过医院，难免会有人死在里边。文革开始刚来这里住时，我还有些害怕。但这时，从早晨到晚上很晚几乎只有我一人留在这一大片空房内，却不再有害怕的感觉。那时已是初秋，白天渐短。其他人因为参加运动，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才能回来。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时把外面中间穿堂的电灯关掉，就要到晚上九点后有人回来才会再开亮。我一个人躺着，有时清醒，有时昏睡。傍晚醒着时，我就看着从天窗里射进来的光一点一点昏暗下来，直至伸手不见五指。宿舍里有电灯，我却不想开。黑暗像一张可以触摸得到的、巨大的天鹅绒幕布，轻柔温暖地裹着你，令我感到很舒服，有一种安全感。有时我还觉得身披黑袍的死神就在我旁边。祂浮在半空俯视着我。但我并不觉得可怕，与外面喧嚣、充满罪恶的世界比，或许死亡倒是一个静谧安宁的所在。我也不再怕鬼，觉得如果真有鬼，以后在阴间也是一种生活，或许比阳间并不差。那里还有我的祖先，我不会孤独。

抄家对我的精神打击十分巨大。它从此部分地改变了我对人生、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原先我总认为共产党的革命是合理的、正义的，现在我发觉了其中的丑恶、残暴。以前我总觉得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地主、恶霸，都是罪有应得的，现在意识到事实并非都如此，有不少人可能是因为遭人嫉妒有钱、或被人陷害才遭不幸。过去我对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的人没有多少同情心，现在我意识到他们比我更不幸，因为他们比我更早就承受了许多苦难和不公。

抄家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首先，我家成分是商，过去政治上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虽然处在“人民”范畴的边缘，但总算是“人民”的一份子。现在被抄了家情况就不同了，在地方政府和一些人眼里，我们已跌入“人民敌人”的泥坑。街道将我母亲与其他“四类分子”一样看待，批斗、监督劳动，而文革前我母亲还做过街道小组长。有人公然上门无理取闹，我们也只能极力忍耐，不敢反击，怕被人说“阶级报复”、“反动气焰嚣张”。其中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我家的房子被房管所没收，从此每月要交八元多人民币房租。这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房子直到十年后落实政策才发还给我们。还有，三个妹妹相继到农村插队落户，虽然这是当时的大势，“一片红”，成份好的也要去。但成份好的至少可以提出一些困难，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一些照顾。我三个妹妹则得不到任何照顾，去什么地方全凭别人发落。后来招工上调也困难重重，托了好多人情，费尽周折才算将两个妹妹弄上来当了幼师。这是当时所有招工工种中最差的一种。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而当幼师则是“臭老九”中的最低等。

在抄家高潮时，有些单位党组织为了响应这种“革命行动”，也组织人对本单位的人抄家。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对我们抄家。后来才知，不是不想抄，而是准备抄却没有来得及抄。据后来党支部书记张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时向造反派作的一个检查，说当社会上抄家风达到高潮时，党支部也曾拟定了一张抄家对象的名单。他说了一些名字，其中也有我。他没有解释不抄的原因。对此，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当时县级的企事业单位都没有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组织，而党组织自己又不便公开出面对单位的员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团组织出面；还有当时北京红卫兵来冲击上海市委，党支部自身也有一种危机感，于是一直在观望形势。不料后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他们更自顾不暇，抄家一事也就不提了。这样想是不是符合实际我不知道，但单位没有对我抄家，总算没有令我二度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