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自由的生活

富二代赵典的流浪生活持续了一年，他并没有什么停下来的想法。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体验。今年7月，我在大理见到他。他背着15公斤的背包，穿着起了毛边的背心，工装裤屁股的位置破了个洞，之前缝过，现在又破了。鞋子是二手市场淘的，80多块钱，鞋头开了胶。“还是名牌，阿迪达斯。”他说。他住在一顶红色帐篷里，是件二手货，下雨总是进水。帐篷扎在一片田地和水泥道路附近，抬头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苍山和大理三塔。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佛堂的免费素食。



赵典在收拾帐篷

赵典32岁，拥有活成一个体面人和精英人士的一切条件。他有中澳法三个硕士文凭，满世界的实习履历，从奢侈品公司到顶级券商。对他来说，赚钱不是什么难事，早在澳洲读书的时候，他就和当时的女友做鸡汤外卖，一份25澳元，毛利70%，深得当地妓院的喜爱。即便抛开这一切，他的家庭条件也足以让他过上远优于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愿意老老实实当个富二代的话。他曾拍过一条上海家中别墅的视频，里面是电梯、台球桌和昂贵饰品。父亲做建材生意，爱好是飞到英国打高尔夫，或者和母亲一起邮轮旅行。他厌恶这一切，更愿意跟陌生的流浪者或加油站工人聊彼此的生活。

现在，他生活在大理，每月只花100元，钱来自日结，大多是除草、洗盘子之类的体力活。由于还是新西兰国籍，所以送外卖并不合规。他爱这些工作，就像原始人热爱采集、打猎和分解动物尸体。事实上，他的人生曾因为刷盘子改变。他或许有比常人更多的敏感，于是在成为社会精英的道路上，他只能收获沮丧与无聊。在巴黎，他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光，然后决定过上彻底自由的人生。



赵典做灌溉果树的日结工

什么叫彻底自由呢？在任何公共场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靠在沙发上，脱鞋脱袜子，让脚自由散发味道。如果你不爽，可以跟他打一架。他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除了体力活还有组织露营和教育活动，跟不同的人聊天，带陌生的孩子学习技能；或者写公众号，搬运心理学视频。他每天工作一两个小时，时间久了会不开心。他几乎不用洗发水，不刷牙，只用牙线清理，但笑起来牙齿整齐发亮。对于赵典来说，自然的意味着更优的。

某些时候，过去也会浮现。在上海流浪的时候，一天晚上，在酒店后厨打完工，他走到大堂演奏区弹了一首钢琴曲。没过一会儿，工作人员示意他离开。

他足够诚实也足够勇敢，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即便代价是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他从不遮掩自己对父母的抗拒，他希望和他们保持陌生人的关系。他有一个女儿，读大学时就有了。母亲是位俄裔美国女孩儿，这是在非洲做志愿者时冲动的意外。他反对打掉孩子（当然最终会遵从孩子母亲的意愿），理由是不能剥夺孩子出生的权利。他愿意承担代价，也就是做好准备在20岁成为一名单亲父亲。

他的电脑上贴着女儿的照片，且从不掩饰对女儿的爱和对女儿母亲的厌恶。他希望能和女儿待在一起，前提是女儿愿意过流浪生活。

在常人看似坠落的生活中，赵典建立起某种新的秩序。他早睡早起，在帐篷里更能遵循自然的节律。他现在很少抽烟，也不再玩游戏，这些是之前生活的一部分。他选择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选择自由，也选择付出代价。



“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平静”

赵典的皮肤是匀称的黑棕色，肌肉结实，这是长期体力劳动的结果。我试着背他15公斤左右的背包，走起路来要全身发力。他每天在大理游走，整个人看起来健康且轻松。虽然喜欢干体力活，但他不想找长期工，日结更自由，不喜欢做就随时离开。他似乎活在工商社会的秩序之外，当然不是一直如此。

在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敏感之前，往往生活在懵懂之中。2012年，他在澳洲读大学，选了商科和哲学双学位，哲学自己喜欢，商科是父母的期望。他的父亲做实业，完成原始积累，儿子用钱赚钱，完美的财富传承方案。赵典称不上排斥，他想自己或许会喜欢这个专业。他尝试一门门课，最初积极乐观，或许自己只是对管理学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营销很乏味？或者只是不喜欢这门课的老师？当然，乐观的理由一个个熄灭，他只觉得无趣。

他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就像所有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参加过很多次实习，但每次都无法持续。在悉尼，他去一家卖轮胎的公司实习，负责人工比对参数。这边是25-50-65，要检查那边是不是也是25-50-65，一次比对几百行，然后列成PPT交上去。“很繁琐，完全没有创造性。”他形容。此外他还去过陆家嘴的券商，国外各种公司，工作内容大同小异，他觉得自己总是在走神。痛苦之处在于，他希望取得一些成绩，但工作真的干不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矫情，毕竟大部分人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但很不巧，他天生对钱无感，对富有带来的生活方式也无感。大学时他没钱了就找家里要，一次一万澳元，自己花得少，跟别人合租可以住客厅，最大的开销是花几千澳元给女友买包。澳洲中国学生里有家庭优渥的，一起出去吃饭唱歌，他没兴趣。女友说他太邋遢，应该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喷什么香型的香水，懂得搭配。他不太懂，觉得麻烦。殷实的家境让他不需要那么在乎钱，实在穷了也没关系，他很节约，小时候要撒三泡尿才肯冲一次马桶，他不需要那么多。他只愿意对自己喜爱的人和事情全情投入。比如女友2017年去巴黎读书，赵典马上随便申请了个学校，三年学制，到两人分手时，他还没毕业。



2017年，赵典在巴黎高等商学院

他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忍受。在巴黎时，他决定“再给世界一次机会”。他去奢侈品公司，负责收集各个市场的消费者情报，又做成PPT交给领导。他依然做不到，一些本来要做两个月的项目，他一个月就不想做了，领导对他不满，甚至向学校反馈差评。但没办法，他只觉得压抑和乏味。而他的同事们不一样，他们本就是奢侈品的消费者。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问题只出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没有工作能力。”他说。

他痛苦极了。他又一次失败了，更深刻的失败是，类似的失败不断重复。他无法适应每个人都能适应的世界，像是一种残疾。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迈出家门，虽然内心依然深信应该继续找工作，但他甚至无法打开投简历的网页。他待在合租的房子里，室友是对外国人敬而远之的本地人。他和同学联系很少，后来他回忆，不是不愿意，而是自己“没有能量”。疫情恰巧把他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他只能没日没夜打游戏，“那时候一天有26个小时”——因为每天都比昨天晚睡两小时，直至平白多出一天。只在饿得快死掉的情况下吃顿饭。

游戏疯狂打了三个月，他放纵自己跌落谷底，“每一天都知道自己想要更差一点”。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并不认为这段时间是荒废的。沉沦让他卸下了某些沉重的东西，不管学业、工作、父母的压力，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他不在乎了。“反而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他说。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刷新世界观”的事。当时他依然抱着重返社会的执念，但大幅降低了标准，“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挑战一下。”他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当了服务员。在中餐馆，赵典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切菜、码菜，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扛进仓库。他每天从上午9点站到晚上7、8点，同事们密切合作，你和面我炒菜，一个碗一个菜一份肉，及时反馈，细小却实在。他感到身体劳累，但精神“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平静”。

“我从来不可能预想到，原来洗碗会这么开心。”赵典说。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华莱士里，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切菜的时候）你没有烦恼，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很心流的感觉。”“（对于洗碗这样的工作）别人都说你是个很失败的人，做的应该是非常‘凄惨’的事，但比我所有的工作都开心。”

最初还有些面子上的掣肘，中餐馆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总是背身面对顾客，不希望被人认出来，“但洗着洗着就把包袱洗掉了。”他说。再后来，2023年他回到国内，在成都民宿里铺床，到川西做义工，洗马桶。他略有不适，但随即意识到，这种不适源于自己身上也带着社会对“洗马桶、扫大街”这类工作的歧视。

他去了遥远的地方，身上的背包越来越重，心里的包袱却越来越轻。



家里有钱之后就变了

七月的一天，我跟赵典去一座山头干农活。太阳烤得人发烫，这个活是在大理做农业的朋友安排给他的。赵典拎着两桶中药和水混合的溶液，上山给果树浇水。山上树多，枝桠漫天，他手臂被树枝刮了不少伤痕。类似的工作，他每个月干10次左右。他的日结工资从50到200不等，有时在地里割两小时草也只挣50。



赵典和一个日结工朋友

半年前，赵典看着自己卡里的几千块钱，感觉太多了，他要给朋友杨树800。杨树31岁，也在大理流浪。他愣了一下，不好意思收，说要把自己没卖出的电助力自行车送给他，赵典接受了，然后放在扎帐篷的露营地供所有人用。

赵典希望自己保持贫穷，这会督促自己过勤俭的、劳动的生活。他需要靠贫穷保持清醒的状态，不被包括消费主义在内的各种概念裹挟。“比如我看见一家奶茶店，如果身上有钱，只会想喝哪一杯；但没钱的时候，想的是为了能消费起这杯奶茶，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而这些代价是他不愿承担的。

赵典和杨树同为流浪者，也都是做事的人，但两人对金钱的态度截然不同。杨树曾想找赵典合作营地民宿之类的，赵典拒绝了。杨树觉得，赵典希望做的事更偏公益方向，但杨树希望它能更商业化。

大理有太多以不同逻辑生活的人，比如杨树。他31岁，是赵典的朋友，也是大理的网红之一。杨树瘦高身材，小腿纤细紧实，一头长发，脸笑起来像开花。他曾经的伴侣海外留学归来，在上海当了十年白领，然后和出身农村、高中学历的杨树结合。那时他们希望践行某种自然的生活理念，他们住在大理附近一座真正的荒山上，会遇见野生动物以及偷猎者的那种。他们保持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并生了孩子。博主“峰哥亡命天涯”拍过他们，后来“一条”也拍过。现在他们分手了。

我在大理一场教育分享会上见到杨树，他分享了学习温柔分娩的经验，第二次是在大理图书馆，这时他在大理流浪近一年。杨树崇尚个性，尝试理解各种概念，是个开朗的人。回看过去的经历，虽然当时两人过着看似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关于生活的一地鸡毛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争吵，比如要不要用为数不多的存款买一辆二手车，比如女方对其他男性的态度让杨树嫉妒，或者女方试图建立的“女性共居计划”招徕的女性，对他总有莫名的指责——“又不挣钱又不干活，回家干什么？”——“那是我家啊…这个房子都是我建的。”他们两人最后在愤怒中结束了这段关系

杨树以前是那种即便有卧室，也要在天台搭帐篷住的人。但现在，他对成功的渴望称得上迫切，转变是从孩子降生之后发生的。那时他发现前任开始为金钱焦虑，为未来担忧。现在，前任带着女儿在江西，他在大理，前段时间音乐节，他去扮了几天人偶，赚了2000元，给女儿打过去800。除了这些，他也做不了什么了。所以他必须赚钱，杨树更喜欢用另一个词，“成功”。为了成功，他尝试过脱口秀，拍过访谈，现在和一位久居大理的朋友创业，项目大概和徒步相关。

杨树觉得他和赵典都热爱自由，但他没法做到和赵典一样放松。有时赵典说去哪里徒步，或者组织流浪活动，杨树也很感兴趣，但如果他把时间放在类似的事上面，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还是有经济压力，他能够得到满足了，我是满足不了。”杨树说。

“我们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家庭背景太不一样了。”杨树说。

在杨树看来，赵典对金钱的抗拒来自家境的改变，“他很小的时候好像挺快乐的，但是家里有钱之后就（变了），”杨树说，“可能父母没有时间陪他。”

赵典是辽宁人，他的成长伴随着父亲生意的成功，之后他跟着去了上海，四年级去了新西兰。



赵典和新西兰的高中朋友去爬山

在面对父母时，赵典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或者说无视。他很少和父母联系。“我觉得他们一直是我的对立面，一直是我的敌人，一直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赵典说。

一天下午，我跟赵典去参加了一场直播，主持人是他的朋友。作为一个十几岁女孩的母亲，主持人和赵典聊起他的童年和父母，赵典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他们爱的方式几乎都是错的。

像大多经商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赵典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然后是小学。他觉得学校像监狱，周日回学校前，他总会想尽办法逃跑，妈妈在商场里追他，他不敢跑远，只能隔着一段距离。他总是哭，因为各种事，可能是上学、写作业或者弹钢琴，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哭泣从来没有得到安抚。其实他的要求并不过分， “我就是想她陪着我，或者多在我身边待一会儿。”赵典说。

小学四年级，他和妈妈去了新西兰，父亲在国内赚钱。在赵典看来，母亲几乎不懂教育，更不会沟通。十几岁时，他们出现任何矛盾，妈妈只会指着鼻子让他闭嘴。演变到后来，变成“谁说话声音大，谁打断别人说话，谁就能主导”。他说。另一次，他在争执中无意踢了母亲一脚，他记得母亲的和呆愣的自己。后来，赵典觉得自己的记性变差了，因为“要回避和压抑那种痛苦”。 “其实可能父母和孩子走到我这一步是蛮可惜的。”赵典说。

很多人羡慕他的家境，但他觉得金钱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前几年他为了走出困境，自学了心理学，现在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反而是没有那么难给予的， “我爸有点可怜，他把力气（花在拼死拼活挣钱上了）。如果他有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他还会这样对他的孩子吗？他还会花很多时间去赚钱，而不是去陪伴他的孩子吗？”

小时候，父母经常带他认识工厂的下属，商场的朋友，他们希望赵典走上他们想要的道路。但现在赵典回忆起来这段经历，只觉得“在有一定财富背景中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看到这种社会的虚伪。”出于天生的敏感，那时他就观察到，饭桌上大家互相吹捧，心照不宣。作为孩子，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跟叔叔讲两句，他不理解做这些的意义——长大后变成不屑——然后大人们继续说话，他很快走神。他总能发现一些荒谬的地方，比如那些金碧辉煌、摆盘精致的餐厅，总是很难吃。

回国之前，赵典不管去餐厅打工，还是做别的什么，父母总觉得他是“短暂休息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会上班的”。但是他们显然错了，于是无时无刻不想把他拉回原先的生活轨道。母亲问，“为什么你要过这样的生活？”他试图解释，但无果。在成都民宿的时候，父亲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他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问了半天父亲才说是工作上的，他说那算了。家里也尝试给他介绍相亲，他一身流浪汉打扮就过去了。他坚定地拒绝家人资助，唯一收过老叔的几千块钱，因为老叔说不收就不认他这个侄子。

“你没有看到你妈妈的优点。”在直播结束后，沈丽萍对赵典说。她是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在新西兰就认识赵典的母亲。沈丽萍讲起赵典母亲，她带着赵典在国外生活多年，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话剧社，自己募资，招募演员，排戏，卖门票。她还是新西兰一家华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她们最初相识就是因为一次采访。在沈丽萍看来，赵典的母亲能力强且为人善良，更是爱自己的儿子，或许是她喜欢的小资生活让赵典不习惯。

至于父亲，赵典依然觉得和他有价值观的冲突。之前父亲在上海买了套别墅，要带他去看装修。赵典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东西？”父亲说节假日可以和亲戚朋友聚会。赵典无法理解，“想聚会的话，去哪里不都可以聚吗？”

只有在谈论父母时，赵典才会表露出急切，声音提高，平时他总是淡淡的。今年夏天赵典回上海，正赶上生日。父亲说请他吃饭，想吃什么？他说那就吃麦当劳吧，小时候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爸妈带他吃麦当劳。



“最差也就是这样了”

七月的傍晚，赵典带着几位参加流浪活动的人，到亚朵天台上聊天。赵典盘着腿坐在台阶上，参与者们坐在地上，他们看起来三四十岁，喜欢讨论教育和哲学问题。赵典和他的朋友们把附近的亚朵大堂当作客厅，以及办公空间，有多人活动就坐电梯去天台。后来发现那里的洗衣房不用投币，还有洗衣液和柔顺剂。不过要早上六七点过去，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使用。当他们蓬头垢面坐在大堂里，充满边界感的工作人员只会问，“先生有什么需要吗？你说‘不需要不需要’，只要脸皮够厚就可以了。”赵典说。

赵典经常在大理组织流浪活动，参与的大多是好奇这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人群。在他看来，流浪可以是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工具。不少参与者告诉他，流浪活动“对我很有启发”，“如果你知道（最差也就是这样了），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就更有底气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二树是赵典大理流浪活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来自湖南，86年生人。他原本有一份修理共享单车的工作，今年4月来到大理。他认为之前的生活方式不是自己想要的，颈椎和腰都不舒服。二树通过短视频认识了赵典，对于流浪生活，二树不适应的地方是睡眠不好，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夏天帐篷闷热，蚊虫多，冬天寒冷。但赵典似乎毫不在意。昨晚大理又下了雨，赵典的防潮垫搭在帐篷上晾晒，邻居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睡得挺香的。”赵典说。

赵典有时会发视频，讲述自己从富二代到做日结的经历。但最常见的评论是，“因为你有特权。”这让赵典感到愤怒。他希望做的事，是证明所有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于是去年在上海，他第一次开始流浪，假装自己一无所有，找到废弃的楼层扎帐篷。那里是毛坯房的样子，灰尘很大，散落着垃圾。流浪的初体验并无不适，在这之前，他已经去过非洲、印度和川西，习惯户外生活。



2022年底，赵典去印度旅行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和不被看见的人打交道，比如保安。在上海，他住在楼道里。保安让他别在这里睡，同时跟他聊起来，问他为啥要睡在这里。保安知道上海有一个月几百块钱的住处，建议他过去。赵典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不好的那些不记得了。“因为他们很能理解你，你知道吧，”赵典说，“因为他们就是那种经济情况的。”

除了组织流浪，赵典在大理做的另一件事是教育。我第一次见到赵典时，他在参加一场教育讨论会，由沈丽萍组织。参与者多是母亲，她们在大理生活多年，实行homeschool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在家学习。去年9月，赵典从上海来到大理，他看重这里新式教育的氛围。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创办一所“梦想学校”，让更多孩子找到心中热爱。现在，他的项目是“去玩”，他发布“任务”，并带孩子参与，可以是剪片子、摄影，也可以是洗盘子。项目是公益性质的，孩子完成任务后会得到家长给的奖励。

之前他帮一位母亲带孩子，孩子六七岁，妈妈离开了，总是哭。赵典陪着她，诚实地告诉她妈妈去工作了，她需要跟他待在一起。他不想欺骗孩子，更不会拒绝回应。孩子要跑，赵典也不阻拦，只是默默跟在身后。据赵典说，他希望孩子有选择权——这是他儿时缺少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孩学走路，总是摔，”他说，“但这样才能学会走路。”如果想拿刀切菜，那就切，切伤了就切伤了，以后他会小心。孩子不想上学就可以不上学——homeschool一样是很好的，甚至他认为是更好的教育方式。

他认为人应当是生长出来的，人类自然而然地拥有一切。父母的作用是给孩子无条件的情感支持，而非干涉。赵典告诉我，他从小就不喜欢刷牙洗脸，现在他自由了，于是不刷牙，只用牙线，但自己的牙齿也没怎么样。当然，如果以后牙齿坏了，或许他会刷的。



恐惧本身是一种束缚

在大理，赵典和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但所有人都相信，赵典和自己不一样。一位营地的大哥告诉我，“虽然他自己分得很清楚，但是再怎么样，继承权还是在他身上对吧……过几年他可能改观了之后，他想要随时都可以。”或者更玄乎一点，杨树认为，赵典比那些生活所迫的流浪者身体更好，“心情不一样，”杨树的意思是，赵典有选择的权利。

关于财产继承的问题，赵典认为，如果父母并没有留下分配方案，他会继承财产，并捐给他信任的项目。那时的他不一定还在流浪，但总归“自己的生活用不上这些钱”。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的确确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了。彻底成为流浪汉之后，他获得了一些此前从未有过的觉悟。前段时间回上海，赵典看着街头和地铁里的人，发现他们并不开心，忧愁写在脸上。原先他也是其中一员。他形容那是一种清醒的感觉，就像吃了《黑客帝国》里的红色药丸。

随着流浪生活的持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世界。比如，大家都认为预防是保持健康最重要的手段，但他认为，更好的方式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些挑战中，让身体更加强壮。经受寒冷和风雨是必要的。前段时间他摔到小腿，没做任何处理，伤口自然愈合，结痂，露出鱼鳞般的皮肤。

道德、教养和礼貌似乎也不重要了。“它存在的意义是牺牲一下你自己，让整个群体可以更好地运转。”他说，“它没有一个比让自己爽更深的意义。”但对赵典来说，让自己爽就是最大的意义。“与其说你担心爽的后果，不如你先爽了，然后承担后果，后果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内耗。”赵典说。他觉得人不能既要又要，你很难一边做机械的工作，一边维护自己的创造力；很难在选择彻底自由的同时，获得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他的轨道离父母和曾经的生活越来越远。爸妈最近几年迷上坐游轮旅行，叫他一起，他从不想跟他们一起去。这种抗拒里甚至包含执拗。回上海家里看到是龙虾鲍鱼，他拒绝，“就算我本身喜欢（吃），但如果它是带着这种标签的，我也不喜欢。”

他上次回上海的家，到小区门口，他穿着破衣烂衫，没有门禁卡。他让保安开门，保安阴阳怪气，“真把这当自己家了？”他毫不犹豫地对保安竖了个中指。保安骂他，他对骂。保安说要打他，他说你过来我打死你。后来他告诉我，他并非不清楚代价，“我做好准备他捅我一刀。”赵典说。

他不在意别人看自己的眼光，现在更愿意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说话。在非洲的时候，他因为没带护照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跟很多底层人关在一起，有一位当地的农民，他给地主付钱承包一块地，但地主撕毁了租约，贿赂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他感到愤怒，但无能为力。

他希望能帮助更多人，他深知不了解他们的生活，“至少我在经济上可以（跟他们类似）”。他在B站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做日结的女生。据这位女生说，她意外怀孕，但没钱生下来，就找赵典借钱。他也不知道女生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还是把身上的几百块钱给她了，当然没指望还。他想万一她是真缺钱呢？以及，他希望让对方意识到，哪怕在最绝望的时候，这世界上是有愿意帮助她的人的，这也许能让她坚持下去。

有个很多人问过的问题，如果老了，病了，怎么办？赵典的答案很简单，认命。看到时候还想不想活，想活就找找人援助，不想活就简单了。一切都关于成本与收益，如果长寿和稳定的代价是失去自己的面目，赵典认为并不值得。更深刻的原因是，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束缚，他要战胜它。

赵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或者被自己的恐惧支配，也认为没有人应当如此。他最骄傲的事是始终没有被世界改变，“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但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点， 也不再去寻找让自己满意的生活了，他们接受了人生给他们的安排……我一直没有接受这个，除非给我一个自己满意的。不然我是不接受的，就算是差一点我也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