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九评21周年 全球4.55亿中国人“三退”

1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社会主义》议案，对隐藏在社会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维持高度警惕。

在北京，官方口径仍在重复“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在华盛顿，国会刚通过一项题为《谴责社会主义之暴行》（Denouncing the Horrors of Socialism）的决议案，逐条点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波尔布特、金正日、金正恩、查韦斯和马杜罗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追随者”，指责他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导致逾一亿人非正常死亡。

在中国境外，另一组数字正在缓慢但持续地攀升：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5年秋，通过其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总人次，已突破4.5亿。这场以《九评共产党》为思想起点、历时21年的精神离党运动，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长，在现代政治史上实属创举。

21年前，《大纪元时报》在2004年11月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从历史、暴力、谎言到党文化等层面，系统性解构中共政权。如今，当美国众议院在决议案中写下“社会主义一再导致饥荒与大规模屠杀”这样的句子时，华盛顿与中国民间一场漫长的“认知对齐”，似乎正在发生。

一部社论 引爆一场“精神退党”

在中国，加入中共党、团、队几乎是许多人的“标准人生履历”：从少先队到共青团，再到党员，伴随的是一次次举拳宣誓——“把生命献给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被视为政治正确甚至仕途起点，极少有人追问誓言背后的伦理与后果。

《九评共产党》这组社论用大量历史素材重构中共发迹史，还原其“反天、反神、反人性”的意识形态邪灵真相，它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九评》随后配套的一份《郑重声明》更直白地呼吁：所有曾经参与党、团、队者“赶快退出，抹去兽印”。

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是对“入党誓言”的一次反向操作：既然曾在党旗或团旗前发过誓，就必须以另一个公开声明去解除。

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因此格外在意名单的“规范性”：英文字母乱码或明显不像人名的申请不计入统计；同一人多次提交会被剔除；他们强调“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觉醒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串可以任意堆砌的数据。

这种“灵魂政治”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几乎没有位置，但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却并不陌生——从“誓言出口，天地为证”到“愿力决定命运”，中国人长期相信，重大选择会在看不见的层面影响人生走向。

《九评》编辑部把这种文化语感与现代政治结合起来，构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精神离党程序”。

数字与故事：4.55亿背后的21年

全球退党中心服务中心的统计显示，21年来，符合严格标准并被登记的三退人数已逾4.5亿；而因数据不全或格式问题被排除在外的声明，可能还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三退渠道也从早期纸本、传真、电话，逐渐过渡到网站、加密工具与社交平台。

一支规模约数百万人的义工网络，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其它多国、多地，以不同方式“劝三退”。

数据曲线与中国内政事件之间，呈现明显关联。退党义工回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共掩盖死亡人数与极端清零政策，引发了一波明显的三退高峰；此后几年，失业潮、房地产危机、高额社保改革、地方财政崩盘，以及近期演员于朦胧死亡事件在网络掀起的舆论风暴，都在留言区留下痕迹——

有人写下：“清零把我逼到绝路，我才看清这个党到底是什么。”

也有人说：“看到于朦胧那样死，我觉得再不退就太晚了。”

如果说早期“三退”多源于《九评》及法轮功群体的主动劝说，那么最近几年的申请中，自发觉醒的比例正在上升：民众不再被动等待“别人打电话来讲真相”，而是主动搜寻退党网站。在一个高度控网与审查环境下，这显示了舆论压力与生活体验累积之后的“内部爆炸”。

华盛顿的转向：从“人权议题”到“安全议题”

长期以来，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宗教自由与人权多被摆放在“道德层面”：领导人会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关切”，但难以撼动大局。最近，一些迹象表明，这样的格局正发生变化。

2025年1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H.Con.Res.58《谴责社会主义之暴行》，决议文写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求权力集中，而这种集中一次又一次滑向共产主义政权、极权统治与残酷独裁”，并点名中国“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导致估计1,500万至5,500万人饿死。决议最后宣示，美国“谴责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并“反对在美国实施任何社会主义政策”。

这份决议案本身不具法律约束力，却具高度象征意义：在一个深度撕裂的国会里，议员们仍能对“共产主义带来的历史灾难”形成罕见共识，对照北京仍在主张的“制度自信”，反差鲜明。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举行题为《中共对宗教的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以及为何这关系到美国》的听证会。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在证词中呼吁，美国应将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镇压（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视为“群体灭绝”，并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议题的一部分。

他强调，中共真正害怕的，并非美国的航母或核武，而是“宗教自由”——因为一旦大量中国人恢复独立信仰，党国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就会动摇。

宗教迫害与“政治犯数据库”

CECC的“政治犯数据库”长期记录在中国因言论、信仰或维权行为而被拘押的人。到2023年中，该库中已收录约2,600多名在押案例，其中有近460名被确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意味着，在已知的政治或良心犯中，法轮功占比显着偏高。

其它国家机构与人权组织亦有类似观察：英国内政部2025年一份国别报告指出，法轮功学员仍面临骚扰、任意拘押与长期徒刑；被拘者普遍遭受身心折磨，并有大规模强摘器官的指控。尽管北京一再否认。

在这场听证会上，布朗巴克首次在国会正式场合公开点名“三退运动”，称赞法轮功学员推动数以亿计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的努力，认为这是瓦解中共极权的重要力量之一。这等于把一场长期被中共定义为“X教”“敌对势力”行为的民间运动，重新包装为“全球反极权”的一环，并置于国家安全与全球价值竞争的框架下。

三退作为“文明选边”：象征与实际

批评者或许会质疑：在防火墙高墙之内，一个人在海外网站上用化名“小明”或“有良知的中国人”声明退党，究竟有何实际政治效果？毕竟，中共政权并不承认这种退党程序，党员档案依然躺在密不见天日的组织部柜子里。

然而，“象征性行动”在政治史上的效应，往往不可低估。对许多三退者来说，按下“提交”键的当下，是个人内心与恐惧诀别、与体制切割的一刻：

有人在留言中坦言，“我不敢在单位说，但至少在这里，我能承认中共是邪恶的。”

也有人写下：“不管将来中国会怎样，至少在历史面前，我不再算它（中共）的一份子。”

这种“精神退出”未必立即转化为街头行动，却可能在未来某个临界点——譬如经济崩坏、政治危机或大规模丑闻爆发之时，决定普通人是选择“替体制辩护”，还是“袖手旁观”，抑或“顺势倒向另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退是一种为未来政治重组“预埋种子”的社会工程。

北京的焦虑：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

在中共官方版本里，经济仍保持“5%左右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人民“对党和政府满意度很高”。然而，社交平台与内部信件流出的碎片信息，拼出另一幅图景。

地方官员在匿名信中形容，选择性反腐已使官场弥漫恐惧气氛：“今天是他，明天会不会轮到我？”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已无心再管具体民生，只求在政治上“不犯错”“不站错队”。在这种环境下，行政效率与公共服务自然每况愈下。

对上层而言，压力同样沉重：经济放缓、房地产债务高筑、年轻人失业、外资撤离，再加上对外关系恶化，构成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

从中共内部视角看，“三退运动”或许只是网络上一串不顺眼的数字；但与这些结构性危机迭加，便难免被解读为政权合法性正在悄然流失的信号。

川普与“反共”：一个非教条派的意识形态战

有趣的是，推动华盛顿“重新正视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人物之一，恰恰是一位常被描绘为“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细节”的总统——唐纳德·川普。

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首次演讲中，他便点名批评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把原本富裕的国家拖入贫穷与崩溃。其后在面向委内瑞拉裔小区的演说中，他更宣称：“在西半球，社会主义正在走向终点。”这些话，对于长年把“社会主义”视为政治正确标签的一部分西方左翼而言，无疑刺耳。

到了2025年，白宫更宣布设立“反共周”，以纪念全球在共产政权下丧生的受难者，并在国内政治中频繁将极左派法官与官员称作“共产主义激进左派”，警告他们“企图通过司法与官僚体系破坏美国体制”。

在冷战结束多年、反共话语一度被视为过时乃至“政治不正确”的背景下，这种高调“反共”重新回到公共语境，对于已被中共深度渗透的国际机构与学界、商界来说，是一种“不再装睡”的信号。

全球反共的新前线

无论北京如何包装“中国模式”，它与美国国会决议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明显家族相似性：权力高度集中、一党垄断、对异见与信仰的系统性镇压。这种体制的危险性已不再仅被视为中国内政，而越来越被纳入“全球安全”的讨论框架。

从这个角度看，《九评共产党》21年后仍在被阅读、转发与引用，并不是偶然。它从一开始就试图把中共问题从“政权更迭”提升到“文明选择”，将中国人的退党行为描述为一场必乎灵魂与命运的抉择。

如今，当美国众议院以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谴责社会主义与其背后的共产极权；当国会听证会上，前宗教自由大使公开称三退运动是“中共最害怕的力量之一”时，这场原本看似边缘的精神运动，正在被重新嵌入国际政治与全球价值竞争之中。

对中国民众而言，按下一次“三退确认”的按钮，或许只是几秒钟的动作；但对这个仍在硬撑的庞大体制来说，每一个小小的内心出走，都是对其合法性的一次微小侵蚀。

因为全球4.5亿次三退背后是那么多具体的人，未来某一天，当中国真正面临制度转折时，这些在精神上早已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公民，将成为决定方向的一股关键力量——这恰恰是《九评》21年前在纸上写下、如今才开始在历史中兑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