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战胜恐惧：幸存者忆述中共酷刑迫害

（英文大纪元记者Petr Svab撰文／张紫珺编译）谢戈的眼睛只能朝着天花板。刺眼的大白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照着他的脸，而他却无法转头移开自己的视线。然而，这还不是令他最难受的事情。

他被迫呈大字形仰躺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双手举过头被铐在铁床的一端，双脚分开被布条固定在床的另一端。中共当局对他进行了无限期的非法关押。没有确定的刑期，也没有未来可以寄托希望。

谢戈回忆说，恶警管这种刑具叫“死人床”。虽然他之前曾遭受过毒打和其它令人发指的酷刑，但是“死人床”这种方式更为残忍——人被长期绑在床上，一刻不得动弹。他说，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就开始疼痛。而且这种折磨是无休止的，即使被用刑的人想要一死了之，也是求死无门。他们被绑在“死人床”上靠输液维持生命，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

“这种酷刑会让你彻底绝望。太可怕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甚至比肉体折磨更加残酷无情。”谢戈向《大纪元时报》描述道。

被绑在“死人床”上的谢戈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知道那些看守穿着北京武警的制服。不过，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关押在那里。

恶警头子胡子辉对他叫嚣：“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

“转化”是中共国安机构的术语，指的是让某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在谢戈的案例中，指的是要谢戈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教导人以“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包括缓慢柔和的打坐和功法练习。

法轮功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传遍中国，开始时中国官方媒体还在报道中称赞法轮功对身体健康的益处。然而，当政府调查发现有超过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之后，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媒突然宣布禁止修炼法轮功，并开始对法轮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

1998年，在上海读大学的谢戈在亲戚和教授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他立刻就被法轮功的内容深深吸引。

“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学过一个理论或一门课程可以真正地教导人行善做好人，或者真正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修炼自己。”他说道。

谢戈说，自己患有心脏病，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阵发性心动过速发作时喘不过气来，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一样，非常难受。自从他走入法轮功修炼之后，心脏病的症状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心脏不好而导致的抑郁症也不翼而飞。

谢戈和父母住在上海，也在那里上大学。1999年7月，谢戈去上海以西约300英里的安徽省安庆市探望祖父母。当禁止修炼法轮功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前一天我们还可以修炼，后一天就不准炼了。”他说道。

谢戈说，21岁的他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中共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之下。

“简直不可想像”，他说道，“政府怎么能强制不让人炼功呢？这绝对不可思议。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们搞错了。”

于是他决定去省级政府上访。

“既然他们搞错了，我们就应该向政府表明法轮功是好的，是他们错了。”他解释道。

谢戈说，有这种想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当他去到政府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静静地在政府大楼外等候了。

“我们一到那里，警察就开始抓人了。”他回忆道。

谢戈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山区的一个偏远村庄。在那里，警察登记了他们的信息，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诬蔑法轮功的宣传，然后用大巴将他们运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在那里放了他们。

去北京上访

谢戈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理清自己的思绪。1999年10月，他决定上北京向中央政府上访。在理论上，上访是中国民众对政权表达不满的合法途径。

至少可以说，谢戈的准备不足。他下了火车之后，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在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栋在建的大学教学楼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

“我在那里铺开一张报纸就睡着了。”谢戈回忆道。

习惯了上海温和气候的他，在半夜被北京十月的天气冷醒了。

“我起来四处走走，让身体暖和一下。”他说道。

谢戈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当局监视了。中共的中央政府有一项政策，如果辖内居民因为法轮功去北京上访，当地的官员会受到惩罚。后来谢戈得知，他就读的上海大学来了几个人，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敖近守着，等他一出现，就会把他带走。

“我听说，他们一整天都会在那里，坐着凳子守着。”他说道。

第二天，谢戈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回家，他可能会被抓，或者永远不准再去北京。但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他的钱很快就会花完。

“我觉得我还没有完成我出来要做的事。”他说道。

谢戈决定留下来找工作。晚上，他偷偷溜进大学的教室里休息。

不久，谢戈找到了一份挨家挨户推销电子产品的工作。老板承诺每卖出一件电子产品，就能给他100元的提成。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一件产品也没卖出去。他用身上仅剩的5块钱买了些白面馒头，每天只吃一个，这样才可以多吃几天。老板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和另外六个工人合住一个房间。

谢戈说，宿舍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功，但显然没有人向警察举报。在他看来，他的言行举止比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更有力量。他勤奋肯干，乐于助人。由于他主动提出负责帮大家做饭，宿舍里的人对他十分感激。

渐渐地，谢戈开始挣到更多的钱，足以养活自己，还成为了一名基层经理。

有一天，他去批发市场进货。当他向一位商贩说起自己是法轮功学员时，对方告诉他，市场里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虽然费了点时间才找到他，但这对于谢戈来说意义重大。他第一次与北京的法轮功同修联系上了。

2001年，谢戈所在的公司倒闭了。他觉得也许迫害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于是决定给家里打电话。

离开家之前，谢戈曾经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但是去了北京之后，他就一直杳无音信，母亲非常担心。接到电话之后，母亲叫他立刻回上海。谢戈回去了，却发现学校因为他去了北京而开除了他的学籍——尽管他根本没去过北京的信访办公室上访。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越来越严重。谢戈忧心忡忡。他知道北京的情况很糟糕，想要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当他有机会与一些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同修见面时，便询问他们自己能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告诉他，他们需要有人帮忙翻墙（突破中共封锁消息的网络防火墙），下载中共揭露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这些同修大多数年纪较大，不是很懂电脑的操作，不过这对于谢戈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于是他回到北京，租了一间小鲍寓，买了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他把真相资料打印出来，交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再传给其他人。在当时，这只是一种临时的做法。但类似的资料点很快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涌现——据自由之家后来的估计，中国大陆法轮功资料点的数量高达几十万个。

不久，谢戈也开始帮忙发真相资料。那是一项令人胆战心惊的任务。他回忆说，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经常看到很多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街上和地铁站巡逻，到处都有人巡逻。”他说道。

每一次带着法轮功真相资料出门时，谢戈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一旦被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些资料，就意味着要被抓进监狱或者劳教所。

200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谢戈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当他沿着北京的北三环中路行走时，两个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想向后退，却发现身后也已经有两个人跟着他了。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说道。

那些人把谢戈按倒在地上，双手放到背后戴上手铐，然后给他戴上头套。

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

谢戈被带到一处秘密的地方进行审讯。几名恶警逼他说出和他认识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他什么都没有说。随后，他遭到毒打。

一名恶警用警棍勒住他的脖子，防止他喊出声音。另一名恶警开始用警棍抽打他的背部和大腿。

“他下手很狠。”谢戈回忆道。

他们所用的警棍是由铁棍包上胶皮制成。这种棍子打在人身上会非常疼痛，但是一时不容易看见外伤，以此来掩盖虐打的痕迹。在谢戈因为缺氧而快要昏迷之前，恶警短暂停手让他呼吸了几秒钟。然后又再次勒住他的脖子，继续用胶皮棍猛烈地抽打他。

他说，那时他才明白这些恶警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熟练”。

正是在那一刻，谢戈意识到：中共“邪恶至极”。

“我突然意识到，共产党和它在教科书里面描绘的形象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说道。

谢戈说，这些恶警“毫无人性”。每当他不“配合”的时候，他们就威胁说要杀了他。

“我们打算把你吊在树上，吊一夜，然后挖个坑把你活埋。”恶警恐吓道。

“一个正常的警察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不可能的。”谢戈说道。

恶警还有另一句威胁的话：“把你送到东北去。”

谢戈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说，多年之后他才知道，中国的东北地区正是中共最早开始杀害法轮功学员并贩卖他们的器官的地方。

打完之后，谢戈又被戴上头套，押往一个秘密的关押中心。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即使知道也于事无补。那栋简陋的建筑上赫然写着“北京法律培训中心”几个大字。实际上，那里是一个进行洗脑和酷刑折磨的机构。

中共在中国各地设立了许多这样的机构，目的是“转化”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专门分享法轮功信息及揭露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网站）收集的曾经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证词，这些机构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多日甚至数月。

谢戈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配有摄像头的监室里，他的一举一动二十四小时被监控着。他被禁止与外界联系。

谢戈开始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但看守的武警却以此为借口，对他施以另一种酷刑——强行灌食。几名武警把他按在椅子上，另一个人则强行将一根长长的橡胶管从他的鼻孔经过喉咙顺食道插入胃里。

“这种酷刑使我非常痛苦。”他回忆道。

谢戈多次被强行灌食。有一次，橡皮管没有插入他的胃里，而是插入了他的肺里。一名兼任“医务人员”的恶警发现了之后拔出了管子——如果他没有拔出来，谢戈会死在这种酷刑之下。明慧网上记录了许多类似的案例。

另一种酷刑是冰冻。冬天寒风刺骨，恶警会在半夜冲进谢戈的监室，用冷水将他从头淋到脚，浇到全身湿透，然后打开门窗用冷风吹。谢戈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不住地打颤。

他们还会散布谣言，说其他法轮功学员已经放弃了修炼，开始配合恶警的工作。

“他们就是想让你觉得，如果其他人那么做了，那么你也应该那么做。”谢戈说道。

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谢戈依然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

于是，他们用了一种更为残忍的酷刑：“死人床”。

谢戈被绑在“死人床”超过七个月，直到他极度虚弱，心跳微弱，血压降到只有40/70，濒临死亡。意识到他有生命危险之后，恶警才把他从床上放了下来。

“他们不想承担（害死我的）责任。”他戈说道。

从“死人床”上放下来的谢戈四肢肌肉已经严重萎缩。

“我好像已经不会站了。”他回忆道，“手也不会动了。”

大约两个月之后，他被转到劳教所——官方名称是北京市团河再教育营。

不再恐惧

到了那一步，谢戈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对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恶警们再也无法用任何手段威胁他了，而他们似乎也明白这一点。谢戈甚至可以在监室里炼法轮功，没有人会阻止他，他的身体因此而逐渐恢复健康。

然而，他身体刚好一点，酷刑折磨又开始了。这次是坐“老虎凳”。谢戈每天被迫坐在一个非常小的凳子上，一坐大约18个小时，不能动弹。这种看似简单的酷刑手段也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

即便如此，酷刑也没能击垮谢戈。2004年1月，为期一年的劳教结束，他终于重获自由。

获释之后，谢戈回到了上海。过了几年，饱经魔难的他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自由的意义。”谢戈说道，“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可以在公园里安心打坐，不用提心吊胆，甚至可以和成千上万的同修一起，在曼哈顿人来人往的马路上参加游行。这种场面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想像的。”

他说，很多的迫害都是利用了人的恐惧心理。中国的民众形成了一种自保的心态，不敢做任何可能得罪中共的事，而中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迫害。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谢戈说，只有当他真正放下了恐惧的时候，迫害者才停止了迫害。

“他们后来再也不敢迫害我了。”他说道。

对于美国，谢戈表示由衷的感恩，感谢美国给了他一个机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终于体验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受到了尊重和实现。”他说道。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到这样的自由、尊严和幸福。”

原文：Faith Over Fear: Torture Survivor Speaks of CCP’s ‘Brutal and Cruel’ Treatmen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