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游客在一篇由中国警察大学发布的文章中写道，在塞尔维亚街头“遇到了最可爱的人，中国警察”，并称“感到无比高兴、安全和自豪”。

这篇宣传文稿与中国对全球安全的设想完美契合：在这一设想中，中国一方面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坚持“不干涉内政”，对比西方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

这是习近平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时所描述的框架。

自那以来，中国迅速扩大了海外安全行动，通过提供警察培训和监控技术，重点协助他国维护“内部稳定”。

中国不仅协助他国打击犯罪，也帮助控制民众、巩固政权。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欢迎。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提出的另外三个全球倡议（发展、治理和文明多样性）一样，首先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重构国际影响网络的尝试。

为此，中国将一个原本小型的地区性警务论坛升级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国际安全会议——“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安全合作并观摩中国的警务科技，包括机器人警犬等设备。

去年，论坛还推出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按包括枪支犯罪、交通死亡和恐怖主义等维度，以看似随意的标准为各国打分。中国名列榜首，美国则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德克萨斯大学的格雷滕斯指出，这是一次“重设安全标准和定义的操作”，并塑造了“中国是正面范例”的舆论。

中国对全球公共安全的影响也体现在更实用层面。中国的监控技术出口迅猛增长。两家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和大华是全球最大的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合计市场份额达40%。

华为则向100多个国家出口“安全城市”监控系统。数字取证组织InterSecLab近期调查发现，中国私营企业积至信息向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和巴基斯坦政府出售互联网控制技术，协助这些政权实施审查和监视。

根据格雷滕斯、艾萨克·卡登和卡梅伦·沃尔茨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为138个国家的警察和内保部队提供了近900场培训。

数据显示，在习近平执政的前十年中，这一数字从2010年的14场激增至2019年的138场，疫情期间活动有所下降，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这些培训多在中国境内的警察学院进行，每期通常接待几十人，时间为几周至几个月不等。内容包括中国执法制度介绍、前往地方公安局考察，以及边境管控、铁路安全等专题课程。

常见的活动还有为学员颁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甚至安排练习太极拳或书法。

中国警察也在境外与外国警方合作，今年就有一组中国顾问前往所罗门群岛，推广“枫桥经验”。这一模式源于毛泽东时代，强调由村民互相监督。

接受中国最多警察培训的国家多为邻国，尤其是中亚和东南亚国家。中亚以反恐为重点，东南亚则与中国合作打击诈骗和人口贩运。

非洲国家也是主要参与者，这可能与中国希望保护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大量投资有关。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与哪些类型的政权开展合作。

将卡内基的数据与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交叉比对后发现，全球82%的威权政权接受过中国的警察培训。



即便是完全民主政体中，也有近三分之一接受过中国培训。不过卡内基的研究者指出，这些国家通常只是参加一些表层项目，比如教欧洲警察学习中文，以便与中国同行沟通。

大多数中国警察培训内容以通用技能为主，例如打击网络犯罪或毒品走私。这类项目与美国的国际执法学院培训项目类似，后者自1995年以来在博茨瓦纳、萨尔瓦多、加纳、匈牙利和泰国设有基地，已培养出来自100个国家的7万多名学员。

不过两者有关键区别：美国的培训项目还承担民主推广任务，并禁止向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援助。当然，这些法律并非总被严格执行，在川普政府下还曾被削减。

不过，中国宣称安全援助“无附加条件”。这一立场令其在威权政权、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以及政体混合型国家中颇受欢迎。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政治制度薄弱、选举机制存在问题。在这些国家中，四分之三的有缺陷民主政体、以及86%的混合政体都接受了中国的警察培训。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教这些国家变得更威权，尽管部分课程确实涉及政权安全，如要员保护和骚乱控制。

这类课程的主要受训者通常来自中非共和国、缅甸和几内亚等威权国家。尽管中国声称援助“无附带条件”，但实际上，受援国普遍被期待支持中国在台湾等领土问题上的主张。



那么，中国的安全介入是否促使他国变得更加威权？

这取决于这些国家原本的倾向。南加州大学的埃琳·卡特和布雷特·卡特的研究发现，在威权国家，华为技术的引入显著提升了数字压制能力，但在民主国家并无类似效果。

格雷滕斯表示，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创造了压制性的潜力”。中国的警察培训和技术满足了许多国家的现实需求，而那些拥有完善法律保障和强大公民社会的国家，能够使用这些工具而不陷入压制路径。

但对本就倾向威权的政府来说，中国既是支持者，也是榜样。

哈萨克数字权利专家达娜·马利科娃指出，2022年国内爆发动乱后，阿拉木图街头迅速布满数千台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她表示，哈萨克的安全机构可能正在借鉴中国在新疆部署的系统，那些系统借助人工智能识别“潜在麻烦人员”，即使这些人并未犯罪。

6月，一名反腐人士桑扎尔·博卡耶夫在阿拉木图机场被拦截，原因是其面部在“通缉人员”数据库中触发了警报。

但中国的安全援助并不总能换来稳定。在中国帮助下，埃塞俄比亚加强了监控和打压，中国为其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并向政府供应了监控与互联网审查系统。

然而，这个国家目前正濒临崩溃：两个最人口稠密地区正爆发武装叛乱，民族紧张关系持续激化，与厄立特里亚重新爆发战争的风险不断上升。

这与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所描绘的和平图景相去甚远。

中国安全援助中最“聪明”的部分，是如何在不直接宣扬威权主义的同时，却大大强化了威权政府的控制力。中国将自己包装成“工具提供者”，由受援国自行决定如何使用。

去年11月，塞尔维亚一座由中国建造的火车站雨棚倒塌，造成16人死亡，引发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抗议。

学生抗议者对欧盟感到愤怒，认为其未支持塞尔维亚民主运动。

“欧盟根本不在乎塞尔维亚的民主状态，”一名学生说。

然而，尽管中国为塞尔维亚培训警察并提供被认为用来监视抗议者的设备，仍有81%的塞尔维亚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部分原因是中国从不对塞尔维亚的国内动荡发表评论，也不声称代表任何政治或价值体系，和西方国家不一样。

中国这种“去价值化”的安全外交，几乎无可匹敌。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太平洋岛国。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米哈伊·索拉指出，自从接受中国培训后，所罗门群岛等地的警察文化开始转向“保卫国家机器”而非保护人民。

索拉表示，澳大利亚只能以“赠礼竞争”的方式应对：提供比中国更多的设备和援助，条件却更少。

最近，所罗门群岛政府开始讨论组建本国武装部队——尽管“没人觉得那是个好主意”，但为了避免其向中国寻求帮助，澳大利亚可能还是会支持。

中国也为中等强国提供了灵活选项：既能获得中国的内安支持，也能享受美国的国防保障。越南和阿联酋就是如此。

格雷滕斯指出，世界可能正在步入“未知领域”——同时存在两种不同体系的安全援助，由不同力量主导。结果将是一个更交易化、更犬儒的世界，国家变得更强大，而公民却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