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颤与重生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清晨，圣诞与新年的欢庆刚刚落幕，仿佛空气中仍然残留着节日的笑声与食物的美味。我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准备处理因假期积压的邮件和被疫情“搁浅”的公司上市案。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入，在桌面与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一如我的心绪。

突然，一阵心慌涌上心头。心脏如失控的鼓点，急促而狂乱地跳动。我试图静坐，却觉得心跳加剧，难以自持。这是过于疲劳的缘故吗？节假日欢乐的聚会，放松下来，便感到了全身的疲惫。疫情间两年的隔离，使我们像蓄势已久的弹簧，终于在这个圣诞期间释放。尽管疫情尚未完全消散，人们却已决心在新的一年重归日常。

那是2022年1月初。斯坦福大学刚开始新学期，又因新一波感染潮宣布转为线上授课。元旦时与我一同登山的朋友中也有数人确诊。我想，或许自己终于“中招”了。周围的人似乎早已“轮流上场”，现在大家只当作一场类似感冒的经历。可我坐在电脑前，心跳如雷，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做事。于是拨通了家庭医生的电话，打算去诊所做一次更准确的新冠检测。家里的测试剂从未显示我阳过，而且它们已经过期。

“有什么症状？”护士问。

“胸闷，心慌。”

“请立即去急诊室。”她毫不犹豫地说。

我的心猛地一沉，“有必要吗？”内心开始犹豫起来。假期后公务堆积如山，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试图让自己平静，想用理性压制慌乱，反复权衡是否要去急诊。

犹豫之际，忽然想起邻居好友——一位退休的家庭医生，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她毫不犹豫地说：“去急诊室！”她的声音一锤定音。于是我驱车前往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医院。

一进急诊大厅，有不少人在等待，气氛显得忙乱。说明症状后，护士便立即为我测量血压与心跳，随后被引入一间小房间做心电图。表面上我看起来与常人无异，除了心跳狂乱。屏幕上赫然显示：心率187。检测到房颤。

很快，我被安置在病床上，挂上静脉注射液，静候医生的到来。

医生告诉我：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症状。正常人意识不到，你的心脏如精密的节拍器，发出规律电信号，指挥心房与心室协调收缩。而在房颤状态下，这些指令变得杂乱无章，心房犹如失控的电网，频繁发出无序信号，令心跳急促、紊乱——仿佛在胸腔刮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接连不断的医生前来询问病情，记录症状。半小时后，药物逐渐起效，心率开始回落，但医生说，心律依旧紊乱。

随后是一系列检查。傍晚时分，我被转入心脏科病房继续观察。

次日清晨，医生确认我已无紧急状况，配了药，准我回家。胸前佩戴着两周的心律监测仪，我离开了医院。没想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需要持续接受心脏专科的治疗。从此，我由一个几乎从不看病的人，变成了医院的常客。

各种检查陆续展开。房颤的成因往往无法追溯。圣诞节前，我打了第三针新冠加强疫苗，有人推测这是疫苗的副作用，但并无充足数据证实。也有人说或许与长期压力、睡眠障碍相关。但种种推测皆无定论。检查还显示心脏结构存在某些问题，一支动脉有些阻塞，但尚未到需放支架的程度；睡眠检测则提示中度睡眠呼吸障碍，这会加重心脏负担，需佩戴呼吸机入睡。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全是病”。难怪有人不愿踏足医院——自觉无病，却可能查出诸多隐患。

我购置了一块苹果手表，用以随时监测心跳与房颤。每当上楼、爬坡、焦急时分、深夜工作，甚至喝茶、咖啡或饮酒，心跳加速之际，它总能敏锐捕捉到房颤。我的生活，被彻底重新定义。每日需服数种药物，于是在药店购得以前给父母用的药盒，每周提前分装，置于餐桌一角提醒自己。茶、咖啡与酒，一概戒除。晚上争取早睡，戴着呼吸机入眠。周末不再登山。一切习惯，悄然改变，必须让自己慢下来。

身体健康时，我们常忽略体内每一个器官的默默付出，不曾在意心脏每分钟跳动多少次。未曾想，它也会停歇，甚至会“背叛”我们。人体如一台精密而脆弱的机器，器官会损耗，也需维护。过去我从未认真关怀过自己的五脏六腑，也未意识到它们日以继夜、竭尽全力地支撑着我的生命。

转眼到了2022年底，疫情真正过去了，公司上市计划彻底搁浅，IPO团队解散。CEO、CFO、副总裁陆续离职。很快，我也到了离场的时刻。不甘也好，心甘也罢，人生终须向前走。我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份薪水，而是一颗更强健的心脏——在任何时候都能支撑我的生命与呼吸。

2023年春，我又一次离开了忙碌的职场，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父母。这一次，不必请假，无须协调工作，也不用考虑孩子的日程。我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曾经生龙活虎的父亲已经不能自理，一向要强的母亲，气势消减了许多，却依然守护她的天地，静默中透着生命的顽强。

北京的六七月，酷热难耐。父母相继住院，轮到我尽一份孝心了。每日奔波于医院之间，听候母亲差遣：今天带去肥皂和毛巾，明天送拖鞋，后天带衣架、外套，再送些吃的食物。生活习惯与口味难以更改，在医院虽令人安心，可是哪有家里方便。

酷暑高温达四十度。几次坐在出租车里，心脏突然狂跳，眼前一片漆黑，天旋地转。我生怕失去知觉，便使劲按压虎口，以痛感维持清醒，避免晕厥添乱。谢天谢地，总算撑到医院，将母亲所需送达。回到家，躺在地板上静听心跳，最终靠药物平复心律，让房颤安静下来。

未料酷热之中，房颤发作愈发频繁，由每周一两次增至每日一两次。专家解释，心脏电路出了问题，故障随时可以发生。我尝试用各种方法调适：调整呼吸、正念冥想、祷告、药物调理。不同方法有时奏效，却终究反复不停。

两个月后回到美国，医生立即安排我进行两周心脏监测。结果显示，两周内房颤发作87次，日均六到七次，有时持续超过一小时。有几次凌晨，房颤断断续续发作两个多小时，苹果手机发出警报。多次心脏停跳超过安全时限，医生直言，情况危险，建议尽快做房颤消融手术，防止中风，心脏停跳导致的严重后果。

对于斯坦福医院的医生来说，动大手术是家常便饭，如换肝脏肾脏心脏等器官，房颤消融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做这种手术不用打开胸腔，只是微创手术。医生在大腿根部静脉穿刺，放入细长的导管，经过血管，穿过心室，直抵心脏。利用先进的电生理系统绘制心脏“电路图”，找到引起房颤的异常放电区域，用高频电流产生热量，把异常电传导组织“烧灼”掉，阻断或隔离心脏里引起房颤的异常电信号。

若将人视作机器，这个过程似乎很简单。然而，当这套技术作用于血肉之躯，尤其是对痛感敏锐的人，每一道伤口都是真实的印记，意味着难以忽视的疼痛，还有其他风险和副作用。然而我别无选择——房颤已严重干扰生活，愿听从医生建议。

先生仔细阅读了手术说明与风险，劝我三思：中国人向来怕“动刀”，认为大伤元气，能不开刀就不开。但我并不害怕。生有时，死有时，若这是必经之劫，我便坦然赴之。于是开始准备手术。

术前准备接踵而至，检查项目层层叠加。美国医生倚重数据与报告，不像中医凭经验判断。一旦决定手术，心反而静了下来。我逐一完成检查，并抓紧时间处理手头的事务。

一天夜里，我正沉浸于写作的忘我之境，忽觉心脏剧烈跳动，仿佛难以承受那一刻的情感负荷。我将手轻轻地按住胸口，对心脏说：别闹，让我写完。可心脏依旧任性狂跳。

那一瞬间，忽然意识到：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它完全是自主，独立于我的意志。什么才是我真正可以掌控的？连生命都不在我手中。顿时觉到人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立于万物之间，方知个体生命之微小。我放下笔，在那一刻，体验到一种“臣服”的平安。

“我们会为你的手术和康复祷告。”读书会的Betty姐妹带领大家为我祈祷。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医生出于审慎，安排多项检查，不料保险公司多次以“重复检查”项目为理由拒绝批准。至少三项检查，需医生再次申诉为何必要，所幸最终都在手术前通过。预约有时被取消、又重新安排，好在一切都没有耽误。

一切有条不紊地推进，日历上画满圈圈与备注，如同往日管理项目一般。只等11月初的到来。

那时，我知道先生公司正处于关键时期。他工作繁忙，常需出差。我心想若他在家，手术当日可送我去医院；他若不在，我考虑好请那位朋友帮忙接送，尤其是出院之时。预想周全，便觉心安——这是我的习惯。然而人生无常，是你没有办法准备的。

手术前三周，先生突然被裁员。公司最重要的合同被取消，股价大跌，投入上亿美金的生产线戛然而止，大批技术人员遭遣散。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雇主提供的很好的医疗保险，突然在你需要的时候，失去了一份你觉得是“天经地义”拥有的保障。面对人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常言道，在美国，一场大病或一场辟司，足以令人倾家荡产——此言不虚。

这是先生一生中，在退休年龄，第一次开始找工作，为了有一份家庭健康保险需要继续工作，过去他长年在科研圈与熟悉多年的同事共事。失去保险，马上要做手术，包括多项昂贵检查。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毫无用处，唯有坦然面对。

还算好，先生通过公司买了COBRA 保险PPO 计划，月费近三千美金，加上几千deductible (自费额），并且自己要承担20%的医疗费。每次检查费用动辄上万甚至数万美元，自付部分难以预估。也许是别无选择，或者是选择后的释然，我开始学习放下，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一切不在我的掌控中，便不再执着。

手术日如期而至。那天，我内心出奇地平静。做好了万全准备，包括最坏的可能，但心中仍有平安。

手术定于早晨七点，医院要求凌晨五点注册并进行术前准备。

凌晨三点半起床，四点多出门，天色漆黑一团。医院门口寂静无声，而术前准备区却灯火通明。病人静候，医护人员穿梭忙碌。平日在这个时刻，我尚在梦乡，而医院从不歇息，这里没有昼夜交替，他们始终在救死扶伤。

注册后换上病号服，进入术前等待区。窗外天光微亮，家属不得入内。我躺在病床上，接受护士、医生、麻醉师的逐一问询与核对。一个布帘的距离隔开了一个个病人，这里什么人都有，有年轻人，有老人，有的病人全身挂满了插管。我的左右手臂贴满胶带与导线，为插管与监测做准备。

随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全副武装带着口罩，看不清脸的护士给我带上呼吸机，在我的耳边轻轻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氧气，Enjoy!”我清晰地听到这句话，还来不及回味那句近乎诗意的调侃，便瞬间失去了意识，魂飞何处，全然不知。

六七小时后，我从麻醉中慢慢苏醒。术后恢复室里空旷安静，同批手术的病人都已离开。意识渐渐恢复，只见身上仍插着许多导线与输液管。

“感觉怎么样？”守在一旁的先生问。他整夜未合眼，眼中布满血丝。

我喉咙干涩，难以出声。一阵咳嗽牵动着大腿伤口的绷带。

护士递来一杯凉水与吸管，摇斑病床，方便我喝水。

“试着，站起来走走。”她降低病床，扶我坐起。

她与先生一左一右搀扶我站起。他们松开手，移开我身上的线管。我双脚再次踏地，身体轻盈如鸟儿，心脏无一丝负累之感，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感觉如何？”护士与先生紧张地望着我。

“好极了，简直像重生。”我答。

两个月后，我完全康复。先生也结束了他的“长假期”，开始了新工作。不得不感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些未曾击垮你的经历，终将使人更加坚强——也让我的心脏，更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