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网红”凤姐纽约谈反共心路

2025年10月初的一天，记者在纽约法拉盛的一个过桥米线餐馆见到了凤姐。她穿着一件黑色T恤，背着粉色的跨包，用一顶天蓝色黑花边的帽子遮住了脸。

打了招呼之后，凤姐落落大方地坐下。点了碗鸡丁米线，默默地吃了起来。记者一点也不饿，正好专心打量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初代网红”。凤姐的标签是“又胖、又黑、又丑”的农村人，但她给我的印象整好相反，她的吃相很斯文，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吃，那种习惯了在被人注视、被羞辱的环境下临危不惧的气场一直围绕着她。

“凤姐，你并没有照片上那面胖啊？”记者忍不住说。

“是嘛，那些照片都是他们故意照丑的。”凤姐不以为然地说，那标志性的厚嘴唇像有点生气地噘了噘，“再说了，我再胖也会有人比我更胖，胖瘦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

是了，还是那么自信、坚强，正是那个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以一张“征婚传单”而被官方媒体塑造为令人耻笑的、“丑陋的”、“不自量力的”、“一心想找清华北大男朋友”的中专生的“凤姐”——罗玉凤。

和数亿中国人一样，记者多年前就知道“凤姐”这个名字，也知道她来到了美国纽约，但却从来没有碰到过她本人。

“所以我很惊讶在最近的一次反共活动上看到你。”记者说：“你为什么站出来反共？”

“其实我本来就是反共的，过去因为各种顾虑没有站出来。”凤姐坚决地说：“我都40岁了，我不想再继续被网暴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想多参加这些反共活动，我想成为中共的‘敏感词’，让抖音啊、小红书那些网站再也不敢发我的照片了??”

被媒体“造”出来的小丑

凤姐的一切苦难开始于一个追求平等的农村女孩的征婚启事。

她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农村，7岁时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改嫁到继父家，从小被骂“拖油瓶”。9岁时又多了一个妹妹，她从此看着妹妹的同时还要做饭、干农活、在直径一米二的大锅旁煮猪食、喂猪。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妹妹哭，她一哭我就被妈妈和奶奶骂。”凤姐回忆说，“从九岁开始，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干活、挨骂，小心翼翼，寄人篱下，我每次问我妈为什么我比别人过的差？我妈就说：你命不好。”

上学之后，凤姐找到了她生活中的最爱：看书，哪怕是一张纸片，她也要读。小学4年纪的时候，她在学校操场里捡到一本沾满泥水的书，书里讲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的故事，她知道了美国总统林肯出身于平民阶层。

“当我后来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上面说人人生而平等，拥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我觉得说的很正确。”凤姐说，“后来读到马丁路德金的《有一个梦》，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这颗追求平等、自由的种子让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上海打工的凤姐萌生了找“清华北大”男朋友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不论学历、社会地位和收入，我的灵魂和这些人是平等的，所以想要找这样的人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对。”凤姐说。

凤姐最开始在上海陆家嘴一带发征婚启事，不到一个月就被媒体发现了。她在家乐福收银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1300元人民币，电视台说给她400块，而且说“上了节目就会变成正面形象”了，凤姐相信了，就去了，她目前在X平台上的置顶帖子中说，“关于一些人认为我当初是在自己炒作的情况，我想说明一下：不是我自己哭着喊着要去上电视的，而是电视台的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节目。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敬和信任，我去参加了电视节目。”

于是，“九岁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过去三百年、未来三百年都无人能超越”等“凤姐名言”相继问世。

“这些电视节目都有事先安排的脚本，都设置了陷阱，通过删除或者省略一些正常的言论，只留下让人厌恶的部分，比如他们采访我一个多小时，只剪成了20分钟；我看了那么多书，被他们剪辑成我只看‘故事会’和‘知音’；那句‘我看不上中国男人’也是导演给的台词……”凤姐说：“在江苏卫视《人间》栏目中，他们请了一名心理学家证明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在上海东方卫视《中华达人秀》节目中，他们请人往我头上扔了一个鸡蛋……”

后来凤姐到美国后，有当年的嘉宾给她写邮件揭露了当年被媒体雇用的内情，说都是电视台教他们做的；一个扔鸡蛋的人还郑重向她道了歉。

但从那以后，凤姐被成功塑造成了一个外表丑陋、狂妄自大、无知粗野的小丑形象。一夜之间，她成了全中国谁都可以嘲笑、侮辱、唾骂与口诛笔伐的人民公敌。

无处可逃的美国生活

在经过了不到一年的恶梦般的被骂生活之后，凤姐决定逃到人人平等的美国。2010年11月，她拿着用尊严换来的钱飞到纽约。

初到纽约，凤姐什么都不懂。房东要求押金、店家听不懂她的英语、地铁的地图让她晕头转向。更可怕的是，她以为到美国就逃离了中国人的嘲笑和侮辱，但是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人和网络仍然像幽灵一样追着她。

在纽约，她还需要戴帽子、口罩低头走路，不敢久留在人群中，不敢交朋友，她走到哪都被人认出来，拍丑照，无处可逃。为了躲避中国人，她饭店不能做、公司都不能做，只能找到中国人一般不常去的美甲店工作。

“我以为，我不上电视，不接受媒体采访，不赚中国人的钱，我就可以好好生活了。”凤姐说，“而结果恰恰相反，我在指甲店工作的照片被中国媒体广泛传播和嘲笑，注意到我的人更多了。”

至此，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凤姐在美国“给人洗脚”。

“我承受的压力比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大，我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中，既没有身份，又天天被网暴，每个中国人都认识我，对我指指点点，我晚上做梦都会梦见有人拿手机拍我，醒来的时候就会哭……”凤姐说，语气中带着幽怨、无奈和疲倦，“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的是，中国那么多人，他们为什么老追着我不放呢？都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隔三差五就有我的新闻？！”

“中央公园照片”之后的抉择

不仅如此，到美国不久，凤姐赫然发现，自己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中国公务员的“申论”材料中，把她作为“低俗”的符号来让考生评价；还有一些中小学的试卷中也出现“凤姐”的考试题；重庆一所大学的心理学老师把她当作“精神病”的案例给学生授课……

凤姐只好把自己裹在套子中，像老鼠一样躲着人生活。她以为自己再藏得更隐蔽些，更孤僻些，怎么也能避免被人放到火上烤的命运了吧，没想到去年突然间，有人在纽约中央公园抓拍到了她，再传回大陆，说她“身材变形”、“牙齿脱落”……在国内一个网站的点击量达到了9000万之多。

这件事真的让凤姐抓狂了。

“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中国变成一个负面人物，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我现在明白了：中共治下的很多人过的不太好，所以内心充满戾气，需要找一个出气口，他们需要到网上去骂人，发泄他们的不良情绪，所以他们需要看到我难看，看我过的不好，那些人就很高兴：你看某某人在美国生活得很悲惨，说明美国也不好——‘她的选择是错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他们就找到了优越感，”

凤姐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统治不稳，塑造一个我这样的人也是他们转移社会矛盾的一种策略；我到了美国之后，由于中共害怕中国人向往其他国家，他们直接攻击美国效果可能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攻击我这样的人，说你看凤姐到了美国生活很悲惨……那个《环球时报》的‘胡叼盘’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凤姐这个励志榜样是什么鬼’，里面反复强调我的职业是‘洗脚工’，充满了各种歧视……”

但凤姐认为，她的“贫贱的出身”和“对平等的追求”没有错；她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小丑形象也不是她真实的人品，她不应该为一个和她本人没有关系的形象、为她没有做过的错事而被这样全民化的、制度性的剥夺尊严、侮辱和伤害。

凤姐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那就是她要高调地在网上发声，在街头上亮相，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反共。

“朋友们，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在中共媒体上的形象，一个愚蠢的、丑陋的、盲目自大的、外表和黑猩猩一般的人；我从未忘记过中共施加给我的耻辱，绝不！！”凤姐在她的一个X推文上写道，“我常常想起过去十几年所受到的羞辱。只要我还活着，这段历史就不能过去！我衷心的希望共产党早点倒台！辈产党一天不倒，中国人当一天奴隶！！”

凤姐终于打破了长久以来出于各种顾虑保护自己却毫无效果的心理障碍，她走到法拉盛参加纽约纪念八九六四的活动；走到时代广场为被中共冤判的牛腾宇发声；同时，她以自己的真名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团、队组织……她说：“你问我来美国十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想通了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凤姐的梦想——被人遗忘

凤姐目前在一所城市大学攻读一门环境方面的学位，她从对岩石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慰藉。

“我们到纽约上州去做地质考察，介绍那个岩石有6、7亿年的历史，当时我就想，恐龙也不过3亿年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更短了，共产党的历史更是只有几十年，我凤姐被骂也就是十几年，其实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她说，“所以我也看开了，世界上几十亿人，不断地有新的人出生，旧的人死去，其实我们人都是很渺小的，就算我被所有的中国人骂上几十年，也都是很渺小的事情，我也没必要很在意这些事。”

记者问她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工作？环境专业可以在政府或者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没想到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干什么工作都行，钱从来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从网络上消失！我想被人们遗忘！”凤姐说，“我小时候被我爸抛弃，被我妈骂，我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我已经40岁了，我真想和别的女人一样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凤姐说，在十几年的网暴中她一直没有寻短见，就是她“不甘心”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她总幻想着有一天没人关注她了，她说不定就能过上好生活了。

“如果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天天拍我，那样的生活哪怕我只过一年、一天，也是好的。”她说，就是这个“梦想”支撑她走过了别人不能承受的苦难，“因为我这辈子够悲惨的了，如果我死了，有家庭、有孩子的好生活我就过不上了??”

凤姐说，如果她可以结婚有孩子的话，哪怕天天被人骂，天天被放到网上，她都可以忍受，“那样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