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安生活的赵炜奇告诉BBC中文，自从2018年集采制度创立以来，他就重复经历“加价也买不到不在集采名单里的药物”的情况。2023年起，这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日常用药“百忧解”无法从医院直接取得了——医院的系统里直接没有这个药物。

他自嘲说和疑难杂症比起来，他这还算轻度问题，“我也在尝试换药，但我们这种精神类疾病，一旦涉及换药、换配比，我们的反应就会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告诉朋友我想死，我知道这是药物不起效果、或者药物导致的情绪波动，但没办法，这样的事情构成了我新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影响到了我，而且是突然发生的，我甚至措手不及。”

赵炜奇的这个焦虑在10月15日再创新高——当天，中国药监局发布通告，将包括氯雷他定片在内的80多种药品在境内的药品注册证书注销， 此举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争议：医院指出国产药平价、利于长程治疗，病患恐惧药效不够。

实际上，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有161种进口药停止注册。精神病患常用的“百忧解”、儿童常用药“择思达”都已经退出中国，并逐渐在越来越多的病患群体之间传出更有共识的焦虑——去年12月起，中国当局公布近200家和中国公立医院合作销售的药物公司名单，民众发现，这些制造商几乎全部都是国内的仿制药制造商。

这或许直接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进口药此后将更难购得。10月的这份清单更是被看作“坐实”这个猜测。

在这份10月的新名单中，民众重点关注的是其中过半为外资或合资产品——但是“过半”这个说法其实很勉强，因为80个退出药品之中，仅有51款可以被宽泛定义为进口药物，其实和国产药物几乎是对半开——说宽泛还是因为这些药物背后的企业属于外资或合资、或者曾是外资或者合资。这51个被退出的药物共包括19个外资创办的26款药物、有些仅是同一合成物的不同呈现规格。

即便如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此次大规模清理亦因此被称为“多款进口药退出中国”。这句概括极大撕开中国医疗体系内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民众对于原研药、尤其是进口药有很大的依赖心理，信赖来自更稳固的海外制药标准——民众不信任国产药物。

这种不信任由来以久，归因诸多，但最直接推动了此次大规模退市药物引发众议的依然是从12月合作销售药物公司名单公布以来，不断积压的关于集采制度的忧虑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年初多位医生公开发表对于国产仿制药的效果担忧之后被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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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拥有34年从业经验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的一段话引起民众剧烈反响：“抗生素引起过敏、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

这段话快速点燃社交媒体、甚至成为民众之间广为流传的口号， 许多民众纷纷分享对用药效果的担忧。

梁利也说：“而且国产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是，进集采会把成本压很低。但是，研发需要周期需要成本，注册检验都需要钱，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赚钱……”

在此基础上，民众的疑虑逐渐聚焦在为何在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品质更能被保障的进口药物如此难以获得。

80款药物清单列出之后，关于具体有哪些药物攸关性命、哪些药物无法被替代的讨论声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民众所关心的疑虑点在于：为什么我们就算有钱都买不到药了？



退出政策

今次突然的药物列表调整并非“突然”，过去几年里，中国药监局多次对医疗保险所覆盖的药物进行调整，也就是直接发布一个名单宣布新将哪些药物纳入医保，但并不同时指出哪些药物被同时踢出这个名单。与此同时不断缩紧中国药物市场的准入政策，也就是和10月退市名单的操作方式一样，直接注销。

对于医院医生来说，系统内的药物在近年并不算安定。河南一家地方医院医生对BBC中文匿名表示：“最近药物变化比较大，对我们专业医护来说，其实就是系统里有什么开什么，对我日常工作需求来说没有差别”。

而对于赵炜奇来说，作为长期有药物需求的病患，他如今已经很得意于自己擅长从各个渠道收集到自己需要的原研药的能力：他从互联网医院上下单需要的药物，或者委托亲戚从海外购入——但这样并不保险，被海关查到几乎是早晚的事，他也不能保证总有亲戚定期从海外回家。

最近，他把目光放向了大湾区，中国广东省在今年2月即已宣布将《港澳药械通》范围扩展，截止8月末，根据港府消息，已经累计有56种药品和69种医疗器械获批在政策覆盖的城市范围内流通使用。

中国自2018年起，秉着降低药物价格、惠及民众的想法而建立集采制度，尝试用“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以量换价”的原则便民——这个原则的宗旨是先让更多人通过医保获得相对便宜实惠的医疗资源，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好不好”是一个后话。

只是，这个制度建立不久就遭遇三年新冠疫情，中国庞大的医疗系统经受考验，厂家和医院之间的合作逐渐转向更地下、难以追溯、也难以监督，由此在采购端的监管上出现诸多事端——疫情后，2023年中，中国叫停了多家医疗专线媒体，公共监督集采和医疗供货的渠道紧缩，官方空白的话语难以回应民众急切的提问。

在中国，公共医保制度的执行模式是报销，一些药物和治疗方式在报销框架内、另一些则不在。对于民众来说，报销范围内，进口原研药是首选。但对于这个系统来说，针对同一病症的不同药物，受到专利保护的进口原研药会让这个系统更加艰难。

赵炜奇告诉BBC中文，在过去几年里，他去地方三甲医院开药，逐渐能感受到为了把一个更有效的原研药开在药单上，医生会多开几个中成药。他把这个笑称为“医保配货”。

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多网民开始寻找海外购药渠道，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他们的首选——距离相对近，往返路费便宜，当地药物价格合适，算下来甚至可能比在国内购买原研药更便宜。

这条路对于中国的跨性别群体来说更不陌生。2022年末，药监局出台政策限制了一批药物的网络售药渠道，这个药物列表中很大一部分是激素类药物，也就是跨性别群体要维持HRT（荷尔蒙激素疗法）所每日必需的药品。

和今次集中的原研药退出政策相似，药监局把此举视为规范用药的强制手段之一。但对于中国的跨性别群体来说，要去医院开药就必须出具诊断证书，但“易性症”诊断书在没有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开具——在中国，无论跨性别者年龄几何、经济状况几何，没有家长知情同意，他们几乎此生难以通过正规途径确诊用药。

他们由此转向黑市和走私，甚至有跨性别者开始自己根据有效化学成分自己制药，社群将这戏称为“自制仿制药”。



忧虑

围绕国产药的质量焦虑是整个议题的核心：答卷人不仅有针对进口原研药的国产仿制药，还有国产原研药。对于前者，民众担心仿制药不够有效。对于后者，民众担心海外原研药退市过快，新药还未发展成器，市场青黄不接——中国生产的药物能扛起市场的需求吗？面对退市，每个病患都有这个疑虑。

对于25岁的梁利来说，目睹近年来多款进口原研药退出中国，他的不安感逐渐加剧——作为一名有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需求的患者，他开始咨询医生下一步是否有必要备用计划，加入“病友互助咨询小组”，甚至开始在保质期内尽可能多地囤药、或者寻找代购。

梁利在上海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工作，出于公司保密规定，他要求化名接受访问。

他说，病友之间早有信息传出：技术难题或者专利保护会导致补充药品、替代药品的效果不一定够格。此外，换到国产药物之后，副作用比较强——精神类药物更强调个人体质，药物种类、配比都会极大影响病患本身的状态，换药期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说都非常难熬。

梁利作为医疗器械生产的从业者，他直言对于国内生产药械要投出不信任票。

“起码就我们器械行业来说，国产的器械很难比进口的好。国外的大企业研发有更完善的团队，经验的知识累积需要时间。国内因为很多都是仿制所以减少了研发时间，有一些设计我们并不很了解医学原理，是‘因为谁谁这么做，所以我们也……’，”梁利这样解释。“而且国内研发团队配置更弱的同时需要承担不同种类的工作，小企业尤其。”

多位和BBC中文对话的药企研发人员亦肯定此顾虑：这样的照葫芦画瓢更广泛存在于仿制药中，由于专利保护制度的存在，以及药物反馈制度的缺位，仿制药的效果相较原研药更不稳定——即便药物分子是一样的。

此外，梁利还非常担心研发体系本身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对于实验验证数据的要求远不如海外严格。根据他的专业知识，他解释称医械行业本就容易存在验证不充分的问题，“我不相信医药会是非常好的例外……原研药的说明书都格外详细一些，实验是否充分也会体现在说明书上，包括禁忌症、不良反应等。”

作为从业者，他还表示小药厂的生产体系亦值得担忧。

“体系也关系到生产环境，生产合规，可追溯性……前辈们说早几年的药监局监管比较宽松，最近几年我体感觉得是越来越严了，但是距离国外的差距不知道要多少年，”梁利这样解释。“我觉得国外医疗行业的产品上市后监管做得更好，风险管理流程也更完善，这是从政府监督和体系管理上就做得更好的地方。国内体系审核不太看风险管理文件，也不太看售后信息，国外对这方面比较重视。”

梁利说，在美国、欧盟等地区，对于药物产品的不良事件统计、召回都在官网有数据库可供查询，细微到如一位老太太觉得体温计上有污垢都可以投诉记载。但是在中国，药监官网“只有党政红色信息”。

原研药和仿制药差别很大吗

即便原研药上市并披露专利信息，仿制药企明了其有效化学成分，但由于原研药厂家没有义务分享合成和制备工艺，仿制药企只能通过逆向工程去进行炮制，种种流程上的差别就会导致药物的临床效果不稳定。

一款新药要测试上市，需要经过严密的临床试验，效果得到保障才能和患者见面，这个流程往往要经历七年到数十年不等。但对于仿制药来说，在几乎仅掌握有效化学成分的情况下，毒副反应、实际效果、试验案例和范围都没有保证，因此更容易出现副作用、或者“时灵时不灵”的情况——这也是集采药物收获诸多差评的主要原因。

多位和BBC中文对话的医疗从业者关于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区别守口如瓶，只是强调“结果上来说区别不大”。轰轰烈烈的原研药退市潮之后，公开发表担忧、异见的媒体几乎没有。

但对于梁利这样的消费者来说，他非常在意用药安全，觉得只能靠自己多关注病友互助来判断多款仿制药之间的效果区别。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集采制度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拉开国产药和进口药之争的名单里，一些药物产品并非“劣币驱逐良币”。

以氯雷他定为例，被退市的费卡华瑞公司产氯雷他定的原研药为拜耳公司的“开瑞坦”，费卡华瑞版本是一款仿制药，市面上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是扬子江药业和海南普利生产的“氯雷他定”，费卡华瑞公司所生产的这一款在市面上占有率很低。

英国葛兰素史克（GSK）公司生产的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也是此次退市潮中吸引民众讨论较多的一款产品，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是原研药“万托林”（Ventolin）的仿制药，常见于治疗COPD等疾病里的支气管痉挛。在过去几十年里，这款药物的喷雾器将药效发挥到最大化，2020年，万托林喷雾剂的仿制药在美国上市，有分析指出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的退市只是市场洗牌的结果。

法国赛诺菲公司生产的“利司那肽”适用于在饮食控制和运动基础上接受二甲双胍单药或联合磺脲类药物、或基础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不佳的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也是“司美格鲁肽”的竞品，但市场辨模远不如“司美格鲁肽”那样风光——随着“司美格鲁肽”减肥法在中国走红，“利司那肽”逐渐失去市场。实际上，今次赛诺菲所注销的“利司那肽”6个规格早在2023年即已从美国退市。



“不能全盘否定”

对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主任医生来说，王医生觉得原研药留出来的位置自然会有其它国产同类药物进行补充，但对于高端医疗来说会造成影响。

“使用原研药最多的群体一是干保（社会保险的一种），然后就是高端医疗，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和私立医院。其实替代药很多，只是有部分群体不信任国产药物，”王医生这样说。

河南地方医院医生亦对BBC中文肯定表示要从长程治疗角度来看药物是否有效：“如果病患买不起，这个药物就没有用。起码在我的治疗经验里看，还没有什么特别不能替代的药物，只有效果更好，和效果一般的产品。”

在中国国产创新药厂从事研发的杨女士对BBC中文表示，这场进口原研药退市潮也使得中国国产创新药物迎来更多机会——海外药商使用多中心数据机构的样本，其中来自东亚的数据相对更少，在此基础上设计的药物剂量很容易“大炮打小切口”。相较之下，国产药有充足的国人体质数据，由此会让生产的药物靶向性更强，更精准适配国人体质。

“现在其实全球研发环境都不好，但是相较之下，我们国内做创新药的环境反而开始趋于稳定，甚至结构升级。之前我们做仿制药是会多一些，但现在我们更加注重创新，之前注重营销，现在的重点完全在研发上，我觉得还蛮积极的，”杨女士这样说。

和进口原研药退市潮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当局对于国产创新药的扶持。新华社在今年7月报道中即指出，2024年新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中，超过30%为当年获批的新药，此外，还有八成创新药在上市后两年内可以纳入医保——这和进口药退市潮几乎双向并行。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世界湾区经济论坛2025上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有14%款创新药物产自中国，在202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1%。

“政策的扶持和倾斜都是有的，最初审批流程会很长，现在新药的审批变快了，负责审批的工作人员也更专业，整个流程都更加成熟，我能明显感受到‘精确医疗’正在发生，”杨女士这样说。

杨女士指出，对于临床来说，病人是否愿意的从医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否使用进口药、还是选择国产药，杨女士觉得这几乎完全看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

如果全部采用进口原研药，价格过高，这很容易会导致病人无法负担，放弃治疗。但使用国产药物，不管是创新药还是原研药，它们从价格上都会更加利好病人遵医嘱、长期服从医生指令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