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起家就谎话连篇 正是他主导井冈山虐杀极刑

袁文才讲义气帮助穷人深得人心，这些品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湖北省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深深反省中共缺少武装力量的问题，而定下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念，并且提出了军队要掌握在党的手中的“党指挥枪”的基本方针。这场会议被称为“八七会议”。

现在的中国军队还是归党所指挥。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辖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主席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现在的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其间虽有波折，这个基本方针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确立以来，近90年没有改变过。

这时候中共还完全没有掌握军事力量，却也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和国民党军进行作战。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中秋节率领超过5000名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并以失败告终。10月，带领约千名败军逃到江西省临近湖南省的井冈山上打算躲起来，然而井冈山上已经有了“山上的规矩”。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在有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另一人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两人互相呼应管理着井冈山。在险峻的山中有水田和村庄，靠农村经济来维持军队的开销，时不时下山劫富济贫。他们本来是土匪马刀会出身，勇猛果敢无出其右，又讲义气帮助穷人，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这两位“山大王”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两位并不认识毛泽东，对这支外来部队抱有戒心。然而在毛泽东热心的游说下，两位终于同意和工农革命军进行合作。“山大王”终于点了头，让毛泽东等人进入了井冈山。

如果这时候没有讲义气的“山大王”的许可和支持的话，中国也就不会有“毛泽东”这号人物了吧。当时的他已经无路可退，能够在井冈山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袁文才和王佐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根据地，是离不开这两位的帮助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毛泽东最早开辟的革命圣地，有许多电视连续剧、电影、芭蕾对其进行描写，在中国有着很高的评价。然而在其背后，实际上有着谜一般的杀害上万战友的大肃反。之所以鲜为人知，大约就像很多中国历史学者所说的一样，是因为其真正的执行人正是毛泽东吧。

在中共党史中，把罪责推给了“党内有AB团间谍伪造情报”。“AB”是“Anti-Bolsheb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称，1926年11月，蒋介石为了北伐来到南昌，却发现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掌握的军事力量完全占领了南昌，于是为了打败他们而成立了这个组织。

1930年2月24日，本是革命大恩人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被毛泽东当作AB团的间谍处决。

为什么？因为一山不容二虎。

因为害怕两人部下的报复，于1930年春开始，全部将他们处决。而在这年年末在江西省盎田发生了反对虐杀的兵变。反对者喊着“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史称“富田事变”。

国民党建立的真正的AB团，是从1927年1月开始，只活动了3个月就在1927年春天结束了活动—因为4月12日发生了“四一二事变”，不再需要靠AB团了。而在其结束活动3年后的1930年，AB团居然在中共组织内部潜伏有上万人！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承认了袁文才和王佐是“杀错了”，却若无其事地没有承认是谁杀了他们。也许是因为心中有愧，所以才对袁文才的遗孀表示了悼念之意。

而到1993年，富田事变发生地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教授发表了揭开富田事变真相的论文，并于1994年和罗惠兰一起出版了《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因为是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本书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最后以“富田事变是冤案”做结。1999年，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撰写了相关论文，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明确地指明了“当事人是毛泽东”。这也是因为在香港出版，所以才得以实现吧。在这之后，“当事人是毛泽东”为大家所接受。而在日本，则有《中国一直隐藏的毛泽东的真实（中国毛沢东の真実）》（北海闲人着、廖建龙译，草思社，2005年）等书，对AB团有详细的描述，明确写到“当事人是毛泽东”。

高华等的结论是，毛泽东为了稳固江西苏区，为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打下权力基础而实施了这一连串的杀戮。很难想像袁文才能成为毛泽东的竞争对手，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缺少权威，和共产国际关系也不大好，为了让自己更加醒目的缘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自他戒心太过强烈的弱点。袁文才讲义气帮助穷人深得人心，这也是毛泽东自许的理想形象，他很难容忍有他人匹敌，袁文才这些品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写到，有1万多党员和人民遭到残酷杀害（498页）。

在俄国历史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所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里，也有目击者的如下证言（264页）。证言中的李韶九是最效忠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

李韶九高喊：“你们应该晓得中农一向可能造反。你们唯一的路就是坦白认罪.....党，毫无疑问会给你们机会改过。”......然后他们被用煤油、灯芯动刑。他们一边被刑求、一边被讯问。这不是讯问，这根本就是刑求。他们被追问：“你招不招认加入AB团？你什么时候加入、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有什么诡计、谁是首脑？从实招来！？如果不招，再加强动刑......同志们的手指被打碎、整个身体点火烧......只听见受刑人不断尖叫......他们遭到最野蛮的刑求。几位领导同志的太太也被捕，包括赣西南党委书记白芳同志的太太（译按：李白芳）。他们被动刑、剥光衣服、用尖器打臂膀、全身点火、烫阴户、用刀子削下乳房，这些不人道的刑求，光是讲，都让人战栗。所有被捕的人，不论是否被审问，都手脚捆绑起来。卫兵上刺刀、持长枪，将他们团团围住。士兵们上刺刀时，大家都不敢出声。被捕的人被喂吃残羹剩饭......有五十个人被拉出去处决。

连根据共产国际的内部资料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也写到毛泽东扮演了主要角色。

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之中，毛泽东学会了靠恐怖来统治的独裁帝王的手法。不是打倒敌人（日军），而是对中华民族举起屠刀，特别是不断地将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革命同伴处以极刑来维持自己的权威，这一手法贯穿了他整个生涯。

靠着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毛泽东在农村扩大了势力范围，不断推进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农的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国的贫民就像农奴一样，反抗地主就难保性命，而知道这一点的贫农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加入中共的军队。字面意义上的“拼命”，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利用恐惧的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