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23日闭幕。除了落马中央委员数量创下记录外，另一核心议题是审议中共中央对新一轮五年规划（“十五五”，2026-2030年）的《建议》，其细节或许更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生活。

当前公开的与“十五五”有关的官方文件仅有中共中央发布的《建议》和习近平的《说明》两费棠件。完整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预计在2026年3月全国“两会”上正式发布。

五年规划（2006年前名为五年计划）是中共沿袭自前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政策，每个五年周期代表一个阶段性的战略发展方向。1953年的“一五”计划为中共建政后的中国工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世纪之交的“九五”和“十五”计划则强调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进行制度与产业调试，奠定了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这些五年计划被认为成功。然而，“二五”计划与大跃进运动交织，定下的目标不切实际，导致生产体系紊乱，成为最具负面冲击的历史阶段。

综合四中全会后的各方分析评论，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的这一轮宏观规划呈现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科技自主战略的升级，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直接回应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现状； 其二是“AI+”战略的提出，对标十三五时期的“互联网+”，寄望催生新的产业变革和全球竞争力； 其三是消费升级首次成为优先事项，标志着政策方向从投资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

这三条主线有望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轨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与社会发展。BBC中文邀请专家，对其进行逐一解析。

“科技自主”：不新鲜但更主动

中共中央的“十五五”建议明确，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定为核心发展目标。“科技”一词在《建议》中被提及46次，“创新”则高达61次，凸显了科技创新，特别是科技自主的重要性。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高级分析师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向BBC中文指出，“十五五”规划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首要任务。这表明中国既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升级传统产业，其领导层仍将工业视为主要增长动力。

在近期一场亚洲协会（AsiaSociety）举行的研讨会上，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研究主管王丹认为，“十五五”规划的显著之处在于，中国首次明确表示希望在基础研究等多个技术领域占据制高点，而这些正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所在。

过去五年，两国科技竞争愈发激烈，尤其在芯片（晶片）领域，管控强度迅速提升，使其成为中美谈判桌上博弈最多的议题之一。中国则在基础材料领域尝到了拥有筹码的快感，稀土成为有效反制工具。

所以“十五五”规划不仅强调科技自主，更提出要占领技术制高点。“两者紧密相连，” 华尔街咨询公司22V Research中国研究部主管麦克尔·赫尔森（Michael Hirson）认为，这个目标既是“十四五”规划的延续，也是一种加强，意在弥补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美竞争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



今年8月北京举行的一场机器人运动会上的拳击项目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雨龙（Jeroen Groenewegen-Lau）认为，确立这一优先事项后，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前沿科技的支持，并鼓励企业承担更多风险。

此次全会表明，中国正加倍推行其大胆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方针。

王丹认为，中国政府对待技术的态度已发生转变。过去五年与美国的交锋，特别是在经历了一系列高层谈判后，中国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例如在稀土管制和反制美国科技出口限制等方面。为实现抢占科技高地的目标，中国的另一种方法是构建人才库。为此，中国已调整了签证政策以吸引高科技人才移民，学习美国和欧洲，追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领先。

然而，新推出的科技人才签证政策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有批评者担忧这将加剧就业市场的进展局面。

专家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担忧。王丹提到，中国自1953年起制定五年计划，虽为国家奠定了重工业基础，却牺牲了农村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他认为，“十五五”规划对产业的侧重与那个年代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会为技术进步而牺牲一两代人。

王丹还指出，未来五年，在中国生活的人可能会发现，获得高薪或轻松的工作将愈发困难，因为中美科技战已无退路。“我与中国官员的交流发现，中方有一个压倒性共识，即必须赢得这场竞争。为此，政府已准备好在未来五年投入大量资源并做出政策承诺，即便代价高昂。”

“AI+”：复制“互联网+”的大时代？

“十五五”与“十四五”规划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明确提出了“人工智能+”行动。《建议》文件中，“人工智能”一词共出现8次。其中第14条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并强调“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人工智能+”这个提法让人联想到“互联网+”。“互联网+”是李克强总理时代的重要行动计划，2015年3月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次年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整个“十三五”正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互联网+”不仅推动了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更将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赋能传统零售业、物流业等领域。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催生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全球性科技巨头，在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形成了深度渗透。尽管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它是中国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人工智能+”似乎要尝试复制了这一路径，今年中国“两会”上，这个词首次进入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又正式进入“十五五”规划，理念上也明显延续——意图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



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

人工智能也是当前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从美国封禁英伟达最高端芯片，到今年“深度求索”（DeepSeek）的突破引发欧美对中国人工智能水平的重新审视，都预示着未来五年该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

但作为前车之鉴，“互联网+”在带来全新行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科技企业也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来自监管的巨大压力。2020 年末，“十三五”规划收尾的最后几个月，多年来风头正劲的互联网巨头们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监管压力。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首当其冲，甚至一度长居海外。直到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与马云握手，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外界疑虑。

“关于马云事件，我个人理解，领导层确实认识到了某种过度反应。”迈克尔·赫尔森表示，这一和解的幕后原因也与AI密切相关。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转变——从“软技术”转向“硬技术”。当时似乎电商企业表现不佳，在某些习近平关心的领域造成扰乱，对党和政府的战略以及监管权威提出挑战。

赫尔森指出，而现在，在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时代，这些企业突然又变得非常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重新转向软件公司，或至少是那些拥有AI专业知识的公司。

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在上述那场“民企座谈会”上，马云仅仅列席，而AI领域的新贵、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却获得在习近平面前发言的机会。

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几乎每位经济学家在翻閱“十五五”官方文件时都注意到，居民消费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首次被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在此前的五年规划中从未出现。

“消费被列为重点优先事项，这一点值得关注，”迈克尔·赫尔森表示，从乐观角度看，北京开始意识到这是经济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不能只靠供应端，还需要需求端支撑。如果国内需求不足，一旦陷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面，经济将显得脆弱。这是积极信号。

“但话说回来，关于这种消费驱动将有多强劲，目前舆论尚无定论。我们并未看到太多迹象表明北京将通过财政系统进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因此，可以合理推断，这将是一个相当渐进的政策转变。”赫尔森称。

这一政策转变并非没有端倪。从去年开始，提升居民消费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行动。许多中国居民都感受到政府补贴的存在，享受政府补贴的以旧换新已成为常态。无论线上线下的大型消费场景，几乎都能享受到政府资助。

更深层的背景是，新冠疫情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房地产、教培等行业遭受监管打击，使得居民消费信心持续偏低，回升缓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因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面临较大风险；投资受到房地产断崖式下跌等因素影响，表现不温不火。消费因此被视为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也被这个“世界工厂”越发重视。



北京一家电器卖场币出补贴条幅促进消费。

从数据来看，中国消费率提升确实空间较大。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率接近40%，而美国约为68%，意味着中国仍有显著提升空间。

欧亚集团中国区主任王丹表示，说到消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要么不愿意，要么没办法有效刺激消费。尽管市场和企业持续期待政府重视消费，尽管也有消费补贴政策，但这些措施的力度始终有限，也不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流向。

她进一步分析：“比较当今消费与2019年的消费篮子时，当时住房是主要消费品。平均中国家庭买新公寓后，会自动购买空调、汽车等大件，或在装修上花费数十万元（人民币）。消费篮子中超过一半的项目与住房购买相关。但现在的消费篮子中没有住房，也没有房产相关项目，这意味着整个消费篮子已自动缩小了一半。虽然剩余部分包括更多服务、娱乐和文化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消费结构，但由于住房信心下降，我们看不到之前那样的消费动力。”

穆迪评级（Moody's Ratings）在发给BBC中文的报告中则提到，该规划还突出服务型消费，旨在进一步向外资开放服务业。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包括家庭和商业服务、教育培训、医疗、娱乐和文化——具有显著增长潜力。这将支持私人消费增长以及服务业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