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种植户农作物被“哄抢”事件。

6月13日和14日，安徽宿州埇桥区解集镇租地种植的一家农场昂责人接连两天发布短视频，称自己租种的500亩土豆遭到当地老百姓“哄抢”。



农场昂责人称自己租种的500亩土豆遭“哄抢”/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该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6月10日起，每天约有500名村民手持袋子、锄头等工具，进入其未收获完的土豆田中“哄抢”。

但在16日，解集镇当地村干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否认了“哄抢”。他认为这“肯定是误会”，并称是该承包农户开放给老百姓捡拾的，在此之前，承包户已经捡过两次，大的、中的土豆都捡完了，老百姓捡的都是种植户不要的小土豆。

该村干部还称，他不理解为什么老百姓捡拾承包农户不要的土豆，对方还要报警。

当天，安徽宿州埇桥区警方发通告：目前，公安机关已受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其实，稍加检索便会发现，近几年的夏收或秋收时节，在河南、河北或安徽等地，此类新闻事件几乎成了“保留节目”。尽管数量不多，但每年总会发生一两起。



2023年，河南周口一中药种植合作社遭人哄抢/图源：央广网

综合本次及此前发生的同类事件来看，两个特点较为明显：一是被“哄抢”的基本都是外来承包种植户；二是事发后，承包种植户笃定这是“哄抢”，当地村民乃至当地基层干部回应此为捡拾——村民捡的是承包户放弃了的作物。

这种撕裂的认知，若是孤例，则可以合理怀疑村民和当地是有意为之。但几乎每起此类新闻事件中都存在这种认知的撕裂，就不免要多加思索：

这种撕裂不单是村民为了避责或当地为了包庇。重复发生的此类事件，也不能以一句“当地民风不正或剽悍”来解释。

根据此前对这类事件的调查了解以及农村社会学学者分析来看，这种所谓“哄抢”或失序的集体捡拾行为，要放到土地集中流转带来的变化以及外来承包种植户跟当地村民的复杂关系中去看。

01

拾荒异变

在传统乡村社会，历来有拾荒或拾秋的习惯。困难的家庭或勤劳的老人、妇女、小孩会在夏收、秋收后去自家或他家田里捡拾残留下的作物，而田主默认放弃对这类残留物的占有。

在道义上，这是富有者对贫穷者的一种间接救济。但那时，拾荒或拾秋的前提也是等他人完全收获完毕后才可入地捡拾。而且，传统的捡拾多是个人行为、小辨模，不会聚集成众。

但这不意味着传统的捡拾全是有序、勤劳的，也有拾荒者会故意越界，或偷或抢，与其他村民发生矛盾和冲突。

随着农村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拾荒行为越发少见，各家只捡拾自己地里的残留物，不会去他人田中。一直到有些地区农村土地开始大规模流转后，情况有所变化。



承包商工人们正在收获红薯/南风窗记者何国胜摄

上述所谓“哄抢”或其他失序集体捡拾行为的出现，就跟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高度关联。

2024年11月，南风窗记者曾在河北某地采访因村民捡拾承包户玉米，与承包户雇佣看地人员发生冲突，一农民遭看地人员殴打后倒地身亡一事。

事发地原村委会主任告诉记者，这种村民的集体捡拾发生在2019年该村土地被集体流转后，而在此前从未有这种现象。

此外，回顾以往此类新闻事件，被“哄抢”者几乎全部为承包种植户，鲜有个体农户。



大爷将捡拾的玉米棒子倒进三轮车车厢里/南风窗记者何国胜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农村社会变迁的博士生褚庆宜曾告诉南风窗，根据他们多地的调研经验，这类“哄抢”行为的出现与当前各地快速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进程高度相关。

其中的关联逻辑在于：

土地大规模流转后，原来种地的村民，其中多是老人和妇女，成了村里的“闲人”。而大多数农村附近，一般没有适合就业的产业，或尽管有一些工厂，也并不适合老人。

同时，这些“闲人”本就有捡拾作物的习惯，且对粮食倍加珍惜。因而，无事可干的他们习惯围观大户收割，并在收割后进地捡拾。



农民捡完玉米准备回去/南风窗记者何国胜摄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种收获与评价不对等的捡拾行为，认为捡来的作物不值几个钱。但捡拾的农民并不这样认为。

河北某地一位有捡拾经验的县城居民曾告诉记者，她在承包户离场后，乃至被其他村民捡拾一遍后再进地，几天下来也能捡两三百斤玉米。捡来的玉米被她用来磨面，平时做点杂粮面饼，省得自己再去买。

其他人捡拾作物，或回去自己吃，或拿回去喂家禽家畜，也可以省下一笔钱。

如此，对这些没有其他收入的人而言，捡拾仍有利可图。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里，农民采收小春马铃薯/新华社发（王勇摄）

此外，承包种植户经营模式不像小农户一般精耕细作，大型机械化的收割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作物残留。此时，如果再雇人去捡拾残留物，很可能收获覆盖不了人力成本，就会放开给当地村民捡拾。所以，村民形成了共识——种地大户的田里总有东西可捡。

也是因此，每逢夏收或秋收，种地大户开始收割时，就会有一大群当地百姓在旁边等候捡拾。

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信息错误或某些村民故意不守规矩，在承包户还未收完时进地，就会引发羊群效应，众人蜂拥而入，此时便很难制止。

02

内外有别

对不少土地大规模流转的地区而言，这种集体捡拾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除了每年有一两起这类颇为“极端”或“出格”的事件外，其他有序、没发生争议的集体捡拾一直在进行中。

前述河北某地的村委主任也曾表示，自土地流转以来，村民、包括一些县城居民每年都会去承包种植户地里捡拾，很少发生冲突和矛盾。

不过，于承包种植户而言，这种捡拾一直是种困扰。一位在河北承包200余亩土地的种植户曾告诉南风窗，“年年种，年年有人来捡，种什么捡什么”，让他们颇为烦恼。

他们既怕围观的村民突然涌进来，也怕在他们收割时，有村民跟在机器后面或旁边，发生伤人事故。



5月27日，收割机在湖州市长兴县虹星桥镇蠡塘村的麦田里收割小麦/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风险，不少外来承包种植户会在夏收和秋收时节雇人看地。被雇佣的人一般是当地村干部，又或是一些闲散人员，能耍横，可以镇住捡拾人员的。

但这种人易跟当地村民起冲突，从而加重村民与承包种植户的矛盾，刺激无序捡拾行为的出现。

而作为外来者，承包经营户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好坏，至关重要。若关系经营不善，则会被当作闯入的“坏人”，被当地百姓集体针对，出现“哄抢”或偷盗行为。

其中的影响因素也颇为复杂。

有的土地流转过程可能不规范，承包经营过程中或存在“强迫”“欺瞒”等情形，导致村民出现抵抗情绪；也有些外来种植户承包土地后获益颇丰，可能会造成对当地村民的“相对剥夺感”。例如承包户低价承包后种植高附加值作物，流出土地的农户会觉得“吃亏了”。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种粮大户刘凯的承包田旁，收割机将小麦装车/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徐宗阳的研究，不少地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和当地乡镇政府深度介入，导致村民认为自己的地是被政府“收走”。故而，后来的承包种植户在村民眼中成了“公家”人，而在部分村民的认知中，“公家”的东西是可以随意拿的，不算“偷盗”。

徐宗阳还指出，因为承包土地者不是当地人，导致村民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匿名的陌生人社会。村民和承包户没有交情，将其视为外人，偷拿东西也不会不好意思。而且，即使承包户发现有人偷盗，也很难对偷窃进行定位，不知道那人是谁。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公家”和外人的盗抢行为，在村庄舆论体系非但没被制约，反而得到了支持和激励，谁“拿”的越多，就表明谁越能干。

故此，承包户和当地村民这种“内外有别”的身份，或多或少会导致一些不良行为或矛盾的出现。

03

情与法并行

以上的讨论，仅作为背景，并不指向本次安徽宿州“哄抢土豆”事件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目前所知的信息，此次事件跟此前多个成为新闻的“哄抢”事件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事件形式以及涉事两方对该事件完全不同的定性及讲述。

目前，舆论几乎一致将此事定性为“哄抢”，进而指责乃至谩骂“哄抢”农民的失德、违法行为。这种愤怒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过承包户所言及其所拍的视频来看，当地百姓确实行为过当，完全不顾对方劝阻。

但该事件的定性目前仍未有结论，到底是“哄抢”还是捡拾，需要当地警方及其他部门调查后给出。



安徽宿州“哄抢土豆”事件的通报

从过往的此类事件来看，村民恶意在承包户没有收完的情况下就进地哄抢的概率并不高。更多是收获末尾失序进入或者中途产生了信息偏差，导致“哄抢”行为的出现。

例如2023年11月，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冯塘乡一药材种植户称自己药材被村民哄抢。之后，淮阳区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当时种植户邱某某对种植的白术作第二遍收割，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机械发生故障。附近村民误认为种植户第二遍已收割完毕，遂进地捡拾药材。

一般而言，就算因为理解偏差误入地里捡拾，那也应该在地主人劝阻时停下。但现实中，一旦群众集体进地捡拾，场面就难以控制，因为贪小便宜和法不责众的心理已被激发。这是对失序捡拾现象进行管理的难点之一。

加重处罚有用吗？

舆论普遍主张对参与“哄抢”的村民严加处罚，甚至处以刑罚加以震慑，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每逢夏收、秋收，也应派警员或其他执法部门维持种植户收割秩序。



山西运城永济市虞乡镇麦田里，农户将收获的小麦装车/新华社发（薛俊摄）

现实而言，这些建议恐都难以实施，也脱离了基层工作的逻辑。一是因为，“哄抢”的村民单独所拿走的作物根本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二是因为，当地警力及执法资源也难以支撑秩序维持工作。

不过，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待警方调查完毕，村民确有违法行为的，即便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也可以进行合法的行政处罚，加以惩罚、教育，防范该类事件再发。

法理之外，在乡土社会，更应以情理逻辑理解此类问题，因为这些人对情理的认同，远高于对规则的认同。

对于“哄抢”频发的地区，当地政府也要重新梳理土地流转情况以及外来承包户与当地农户的矛盾冲突等情况，而非简单将参与者归为“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