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何会把贾谊贬出京城？

史书记载《史记·孝文帝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汉文帝的节俭，顿时引来不少人的热烈讨论。虽说这位曾开创过“文景之治”的帝王如今“热度”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在很多古代帝王眼中，他却是个“学习榜样”。明万历首辅大臣朱国桢甚至直言：“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那么，看似“低调”的汉文帝，为何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上图_ 汉太宗，刘恒（前203年—前157年），即汉文帝

汉文帝执政极简史

汉文帝刘恒出身不高，其母薄姬只是“诸姬”之一，未有“夫人”位格。可以想象，若无诸吕之乱，代王刘恒恐怕也只能当个藩王。不过错有错着，刘恒虽早早离开权力中枢，反倒躲过几次祸乱。陈平、周勃等人见他“国小势弱”，又“平平无奇”，故而力排众议，将其拥戴为了新帝。

但他们都没想到，汉文帝却拥有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吕家之败，根源在于吕禄过早交出兵权；汉文帝引以为鉴，在将陈平、周勃等功勋旧臣“高高举起”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令心腹宋昌掌握了南、北二军的兵权；与他一同来到中枢的代国老臣也很快得到升迁，一行六人，“官皆至九卿”。

由此，汉文帝成功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为强化皇权，汉文帝又不遗余力地打击勋贵旧臣。周勃二次罢相之间，丞相之位去二去其一，太尉之职也被取消，“臣强主弱”的局面终于得到有效缓解。对于各诸侯国，汉文帝也是恩威并施，齐王刘襄、琅琊王（即燕王刘泽）从龙有功，加官进爵不在话下；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阴谋作乱，登时便被雷霆镇压。

上图_ 周勃（？—前169年），西汉开国将领

在此期间，汉文帝内政手段更加不容小觑：

一是选贤与能，诏举良才；二是罢黜贪官，赏拔廉吏；

三是广开言路，开张圣听；四是监查天下，督巡百官；

五是轻徭薄俺，劝农与桑；六是改革币制，丰盈谷物；

七是开源节流，休养生息；八是止兵修戈，恩抚南越。

在此情形之下，汉文帝虽在位只有二十三年（前180—前157），但却能让西汉国力稳步上升，进而开启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文景之治。哪怕是汉武帝一手造就的“强汉”，也离不开昔年汉文帝积累的战马、钱粮与器械装备……

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帝王的“学习榜样”

司马迁评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三代以降，世人论贤主仁君，汉文帝名列前茅。非但朱国桢对汉文帝赞不绝口，就连唐太宗李世民，也将汉文帝当做自己的执政“榜样”。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贞观二年（628年），有臣子欲为太宗李世民修建阁楼，理由是李世民现居西宫地势较低，不利于养（风湿）病。然而李世民却拿汉文帝的例子来“背书”，称“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遂拒之。

上图_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类似例子，不止一次。似乎“汉文帝都怎样怎样，我也要如何如何”，已成了李世民的“口头禅”。为此，他还专门给汉文帝举办过大型祭祀活动。及至高宗继位，为满足其父“梦想”，遂将其谥号定为“文”；巧合的是，两人的庙号都是“太宗”，且同样在位23年。

可惜“人无完人”，哪怕汉文帝被誉为一代贤主，但仍有人对他的执政生涯表示不满。有人认为他示弱匈奴，没有魄力；还有人则表示：汉文帝“驱逐”贾谊，未有识人之才、容人之量。那么，汉文帝为何要将贾谊贬出京城呢？

上图_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王勃《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显然，贾谊的时运并不算太好。他有幸遇到了从善如流的汉文帝，得以闻名一时；可不幸的是，他早生了十几年，以致于壮志满怀，却无从实现。从表面上看，贾谊被贬是遭到了功勋旧臣的排挤。

据《史记·贾生列传》记载：“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周勃、灌婴是硕果仅存的开国元勋，又是平定诸吕之乱、扶持文帝继位的从龙之臣。他们的建议或诉求，汉文帝不会不考虑。由此看来，这似乎坐实了汉文帝的妥协与软弱；且另有说法认为：贾谊情商不高，他太过锋芒毕露，所以得罪了朝臣。

上图_ 灌婴（？～公元前176年），秦末至西汉初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人，汉朝开国功臣

可政治上的问题，哪里会有这么简单？倘若汉文帝真的对贾谊不喜，为何还要采纳他提出的诸多建议呢？

屈原《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贾谊“意不自得”，被贬出京，与昔日屈原何其相似？感同身受之下，他写下《吊屈原赋》，以抒发内心困顿。

贾谊此举，何尝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抱怨。对此，汉文帝想来是知道的，但他却纵容了这个儒生。原因无他，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大多主张，后者是认可并付诸实践的。而这，也是贾谊与屈原的最大不同。

上图_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既是退让，又有进取

贾谊在临行之前，曾作《论积贮疏》，提倡重视农业生产与粮食的囤积。汉文帝欣然采纳，于是劝农天下，不仅减免一半田租，还为农民提供了种子。对于盘踞在中枢的功勋旧臣，贾谊也曾建议，让“列侯悉就其国”以“分散其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后，汉文帝成功“劝说”绛候周勃让出丞相之职，遣其就国。

自此以后，贾谊与功勋旧臣之间，可谓势同水火。当贾谊再次作出《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改秦制，定汉制”的想法后，功勋旧臣就更加坐不住了。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贾谊）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

秦汉以降，社会崇尚功利之风，功勋旧臣皆以军功封爵，故而他们不修礼法，大多主张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在此情形之下，儒生贾谊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为由，替汉文帝构建出了一个内在的、能起到自我约束的道德伦理体系。这对功勋旧臣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力约束。到了这一步，贾谊在功勋旧臣眼中，便不得不除掉了。

上图_ 贾谊井的石柱，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太平街贾谊故居

更为关键的是，贾谊的主张过于超前，汉文帝若完全改定汉制，势必要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革新”。而这般激进的主张，显然与汉文帝更为看重的“无为而治”相冲突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功勋旧臣与贾谊之间，汉文帝终究选择了前者。因为此时的朝堂，还经不起太大折腾，是以汉文帝只能暂时委屈贾谊。

不过，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没多久，便转为梁王太傅。须知，梁王乃汉文帝颇为喜爱的幼子，贾谊任梁王太傅，未必不能重返朝堂，这又何尝不是汉文帝对他的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