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内家庭的叛逆者 00后用真相图案纹身

“为什么走到反共这一步？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了。”今年新西兰民主平台纪念“六四”36周年的活动上，一个年轻人在图片展现场展示了其背部的纹身图案，包括“六四”坦克人、白纸运动等内容，令人震撼。

近日，这位名叫Eric MY的年轻人接受了大纪元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叛逆人生。

一个早熟的孩子

Eric来自中共体制内家庭，在他小的时候，父亲是江苏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白天上班围着局长转，晚上照顾家里的舞厅生意。Eric五岁才从外婆家被接回来，父母很忙，经常吵架；有时父亲应酬酒喝多了，也会拿他撒气。他经常一个人在家，很小学会做饭，尽量让父亲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免得挨打挨骂。

这让Eric养成了很叛逆的性格，外婆说他心理年龄比较大，七、八岁就有十几岁孩子的心智。

上小学时，父亲把他送到当地最好的小学。但是Eric比较叛逆，不喜欢被强制戴红领巾、唱红歌，还因不唱红歌遭到班主任、同学的孤立。父母为了让老师对他严格一点，也会给班主任送钱、送礼、送购物卡，让他在课堂上多提问，以及让他晚放学，“但是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负担，一种压力。”Eric说。

Eric所在班的学生几乎都是权贵子弟，有的家里是当官的，有的家里是做生意的。有一个同学家是卖电器的，班主任家里面的空调、电视，全是他们家送的。Eric认为，那时候是最黑暗、最猖狂的时候，“他们收钱收礼，可以明目张胆。”

2008年汶川地震时，父亲给他1,000元钱拿去学校捐，同学看他的眼光马上不一样了，感觉他家好有钱，Eric的朋友开始多起来了。

父亲还组织了义工联合会捐款。有一次，父亲和局长吃饭带上他，Eric听他们说，民政局现在已经不接收这些衣服、被子，以后不要收了。这些东西到时候都得烧掉。

果然，这些捐赠的棉服、被子被用大卡车拉到乡镇，那里有一个大焚化厂，在那里烧掉了。“因为江苏距离汶川遥远，拉过去成本很高，他们认为不划算，但又不想伤害老百姓的感情，就只能做做样子。”至于捐款能否到灾民手里，Eric认为，整个过程没有监督，钱拿到银行存了，应该是捐了，只不过上面贪不贪就不知道了。

12岁少年目睹强拆自焚

Eric上初中时，父亲被借调到某投资有限公司，做国企总经理。当时一个村镇在拆迁，有一天放学，司机过来接他，把他带到乡镇的拆迁现场找他父亲。Eric看到现场有派出所的人、父亲单位的人，还有一些黑社会人员，正要拆一个大叔的房子。

“大叔就不给拆。我是五点多放学，天还没黑，一直僵持到七、八点钟，那个大叔突然拿了瓶汽油浇在头上，燃起来了。我坐在车里面，看到警察无动于衷，也不去灭火、施救。我爸就让司机赶快把我带走了。”

父亲还负责当地一个门户网站，Eric看到论坛上面有人发帖子说强拆死人、自焚的事。那段时间，父亲每天都在接宣传部的电话、上面的电话，要求把这些帖子删除、下沉、转移。这个强拆自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Eric说，“那个门户网站，每天有当地人发一些投诉的事情，投诉物业，投诉医院，投诉公安，每天晚上我爸到家都是接电话，声音开得很大，我们都听得到，说怎么把这个帖子处理了，就是老百姓不能发声，说什么都不行。”

“其实我身边很多叛逆的的朋友，我们这些人应该是随着父辈安排，也是‘接班’嘛，但是我感觉良心上过不去。看到的真相太多了，不像他们宣传的中国有吃有喝，真的是吃不起饭的太多了。”

第一次被约谈

Eric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但很叛逆，总跟老师作对，从来不写作业，也没有书包。他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就两支笔，是父亲买给他的，一根是“百通”，一根是“斑马”，都是日本的牌子。

中学时Eric和同学已经会用赛风翻墙。那时候习近平刚上台，学校里到处贴习近平的画像，比较叛逆的孩子都会用笔把画像上的习近平脸涂一涂。

父亲从小逼Eric学钢琴等乐器，高二时，Eric因为音乐加分被特招上了大学。他没想到的是，中学里有学生会，大学里还有共青团，他被迫当了宣传部部长。学校每天下午有广播，Eric和几个志同道合朋友在播报完习近平的讲话后，放了一首叫《奇妙的约会》的歌，歌曲里很多“哈哈”的笑声，不是当局要宣传所谓的“核心价值观”。

这是2016年下半年，Eric第一次被约谈，刚满16岁，他签了几十页的保证书，还按了指印。大学城的派出所离他们学校只有七、八百米远。

大学里的抗争

2017年，Eric在百度贴吧公开了学校学费贵和菜鸟驿站二件事情。当时学校一年的学费是18,000元，同时又鼓励学生帮忙招生，帮忙招生可以返佣金5,000元。既然招生的钱是从学费里出，那学生就不应该交18,000，应该交13,000。

菜鸟驿站是校领导的亲属开的，经营快递业务。本来快递可以送到学生手里或者校门口，但学校要求必须要送到驿站来递送，让学生付钱，一块钱一件，强买强卖。

Eric晚上发完帖子，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听到“咚咚”的敲门声，一会宿管用钥匙把门打开，进来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还有一个主管德育的校长，把他按住，将他带到德育处办公室。之后，来了两个带着记录仪的警察，看上去问题严重了。

后来，Eric在升旗仪式上被当众批评，他宿舍里的六名同学被调离，宿管隔三差五经常夜里拿钥匙开门，检查有没有偷电、使用大功率用电器等。

“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放弃我了，看我扶不上墙，他不管了。”2017年，学校附近的商场里开始流行aWiFi（公用无线网络），因校园网很贵，通常学生几个人合租一个WiFi使用，Eric想拿aWiFi去赚钱。

他就开了一个宽带，买了一个路由器，但是测试信号很弱，只有隔壁几间收得到。他在网上找教程，买了定频的天线，功率很大，半个校园都能收到信号。受国外新闻的启发，他突发灵感把WiFi名称改成一些反共的名称抗争，比如64、freedom（自由）、人权等等，同学们也有响应。

“这个事情在我们学校闹得挺大的。不过我没被发现，因为他们不好确定信号源，当时学校里查了很久，派出所的车经常停在学校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其他同学也会把手机热点也改成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的名称。为了对抗我们，学校直接把电停了，不给用电了。”

声援香港反送中 遭药物迫害

2019年的情人节，Eric结婚了，新娘是大学里一起抗争的同学。当时学校鼓励学生自己找工作，又强制安排学生到一些工厂去，“给1500块，加上几百块的绩效什么的，压榨得很惨，猪狗都不如。”Eric自己找了一个音乐培训的地方，去教架子鼓和钢琴。

2019年3月，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和妻子去马来西亚、香港度蜜月的Eric，本来已经很少关注境外信息了，但在推特上激进地表达自己支持香港独立的观点。大女儿出生前，6月初的一天早上，回到江苏老家的他被敲开门，赤裸着上身被带走。

Eric被关在派出所留置室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一口水都没有喝，不让上厕所，电话也不给打，鞋带、裤衩上面的绳子也被抽下来羞辱他。警察逼他解开手机密码，查他的微信、推特、Youtube账号，把他发布的言论截图打印出来，并拟好了笔录，让他签字，承认以下犯罪：非法使用VPN，在境外社交媒体侮辱领导人，发表扰乱社会治安的言论，和境外敌对势力勾结。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爸进来了，找关系通融，把我捞出去了。”父亲责骂他说：“我是不管你。（你的）孩子还没出生，以后孩子怎么办！”

2020年8月，二女儿出生了，Eric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却不幸再次被抓。疫情期间，他把各地反抗封控的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

Eric回忆，当时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有核酸记录才可以过去，疫苗必须要打，不打不可以走。外婆所在的高风险小区，每一个单元门都被用铁栏杆全部焊起来的，关了一年多。“当地有个京东产业园，京东用无人机在窗口送菜，上面挂一个二维码，你要给他扫钱，有69元、129元好几档，就是分有肉的没肉的。”

“那时候各地都有抗争，和大白打，和辅警打起架来，我们拍视频发在微信朋友圈。我们这边有往出冲的，市政府对面那个小区封的时间也挺长，那个小区五六米高的大铁门被推倒了。大家都不服嘛。”

住在月子中心的妻子，吩咐他回家拿衣服。他到家没多长时间，门被打开了，几个人上来就扯他走，他说要打个电话，被用防狼喷雾辣椒水喷，被用电棍电击。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市公安局办案中心了。

“我一点意识都没有，眼睛火辣辣的，摸一下我脸上肿得很厉害，眼睛肿得像灯泡一样的，只能眯一条缝，根本就喘不开气。”警察拿出几张照片让他辨认，好像也是在朋友圈发消息的这些人。

很快Eric又晕过去了，再醒来是在医院里，手上插了预埋针，被注射一种叫氯硝西泮的药物。随后他又被带回办案中心，估计药打多了，他在铁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最后一次醒来，是在当地的精神病院。

后来，警察开车把他送回月子会所，他看到小女儿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已经出生了？感觉精神错乱了。他说，“回到月子会所的时候，我就吐血了，我老婆拍视频发给我爸看。我爸说：你再大的关系，你不能和共产党对抗，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你。”

离开精神病院后的几个月，Eric一直在吃药，人浑浑噩噩，脑子不太清醒，丢三落四的，倒车时会把车倒到停车库的柱子上，甚至在等红绿灯时突然昏睡过去，没有意识了。精神病院的医生告诉他，这个药不能突然停掉，他的血药浓度（TDM）很高，让他继续吃药。

“吃完之后不会突然一下失去意识了，但是后遗症、并发症特别多，那个时候我才20岁啊，我每天走路的时候要用拐杖走，不用拐杖就会倒，根本就站不稳，脑子好像被控制一样的，说话非常慢。”

后来妻子带他去外地另一家医院看，医生告诉他：“你继续吃的话，脑子直接吃坏掉了。”于是他慢慢停药，最后终于停掉了。

参加白纸运动

2022年底，中国大陆爆发了白纸运动。从悼念新疆乌鲁木奇由于封控在大火中丧生的民众开始，各地民众开始聚集和举白纸抗议中共惨无人道的暴政。

Eric回忆，“第一天，上海学生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教堂门前集会，大家都是带白纸过去；第三天整个教堂被封起来了。所有的文具店里面，你想买A4纸、买白纸、本子这些东西，要身份证了。复印店也接到通知，复印、打印要白纸的，全部要登记身份证。”

白纸运动后，各地突然一下解封了。Eric认为，中共已经抗不住舆论压力了，已经到了共产党掌控的极限，它放弃一部分，然后可以继续维稳。如果当时不放弃封控，搞不好当时它就已经倒台了。

“我们当地做白纸运动这些人，推小区大门，冲卡啊，不做核酸，那个月是最混乱的时候。核酸岗亭都被掀翻了，大白身上穿的衣服被撕开。大家都不戴口罩，把口罩扔掉。那个时候中共确实扛不住了，民意已经压不住了，物极必反，就像现在中共这个样子，也没几年气数了。

“疫情之后国内经济已经烂掉了，现在街上、商场基本上没有人，能明显的感觉到中国经济已经垮掉了，老百姓行尸走肉一样的。疫情时政府说有房贷延期还，根本就是在作秀。我打电话给房管局、银行，他们说没有上级通知，我说你看新闻有，他说那你找新闻去。全部都是骗人的。”

把真相图案纹到背上

2024年，Eric打算把真相图案纹到后背上。理由很简单，他经常会去参加演唱会，带上真相条幅在现场展示，后来国内的演唱会、音乐节全部要安检、搜身，包括去香港声援。他说哦，那（真相图案）纹在身上，直接把衣服一脱，最简单了。

Eric联系了纹身师，作品分多次完成，每一次纹一幅图要四、五个小时。第一次纹的是六四、坦克人，接着是白纸运动，下面是揭露迫害新疆的种族灭罪，然后纹的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杰作谈不上，就是无声抗争。”Eric问过纹身师，为什么要纹很久啊？之前他手臂上也有一些小纹身，很快完成了。纹身师说：我压力很大，你不要催我，这不是纹那种普通的图案。“你能感觉出来这个纹身师压力真的非常大，大汗淋漓的，我都没有喘粗气，他喘着粗气在纹。”

纹身之后，Eric经常找机会展示，包括在当地的洗浴中心公开展示。他曾想过去天安门，但是现在去天安门要APP预约，他预约了好长时间没有约上。

今年3月6日，几个警察突然上门，强制把他和妻子一起带走，关了两天。3月8日，Eric收到消息，让他当天晚上就要离开中国，因为他的案子当天报了法制处，第二天报检察院复核之后将限制他出入境，想走就走不了了。

第二天早上，Eric和妻子从青岛坐飞机，飞到马来西亚（免签）。之前他们在马来西亚投资了一个小餐厅，本来4月份准备开业。但把餐厅的资产处理之后，他们开始办签证。5月，两人来到新西兰。

“因为我想，新西兰距离中国远，一个北半球一个南半球，就想越远越好。环境好坏无所谓，只要可以说话，让我可以做事，那我就开心。哪里爱我，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共产党气数已尽”

Eric认为，共产党气数没几年了。现在国内开始大通缩，没有好地方了，就是在上海，人们也被压榨得像牛马一样的。高铁上的人明显比前几年少多了，因为太贵了，老百姓连坐高铁的钱已经掏不出来了。以前打出租车要等很久，现在各个高铁站出租车比人还多。

“我们身边的同龄人都是在体制内，有的法院已经6个月没发工资了，有的单位承诺‘争取发3个月，至少发2个月’，因为真的没钱发，地方财政已经没钱了，国家现在又不拨款，为什么前段时间要搞‘远洋捕捞’？没钱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

“法院有个部门叫执行局，权力比较大，之前是抓老赖的，从去年开始抓上访的。那个部门现在就是替政府维稳，经常开车去驻京办，把人领回来之后再送办案中心折磨一顿。”

Eric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无辜的，不是凶手，就是帮凶，虽然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他可以不参与，“人性嘛，你不可能漠视不管的。醒的人很多的，只不过都是装睡吧，等到有一天大家都睡不着的时候，一定会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