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就业寒冬：毕业即失业 80%学子没有工作机会

硅谷曾经不可动摇的乐观情绪正在经受考验 。多年来，“代码改变世界”的口号，吸引着全球最杰出的人才涌向帕罗奥图等科技中心，许诺他们丰厚的职业回报和构建未来的机会 。如今，一股名为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AI）的新力量，夹杂着政治因素冲击，为应届毕业生和国际留学生，制造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局面。

又一年毕业季来临，刚从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获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的黄哲宇，正带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准备踏上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硅谷热土 。他面临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梦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全新世界 。他的经历，或许是当下无数怀揣技术梦想的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下的一个缩影。

艰难的落脚：一份“随时可能倒闭”的救命稻草

“我叫黄哲宇，今年刚从布朗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刚勉强找到一份在硅谷湾区的创业公司工作，打算下周就搬过去开始工作了 。”

当被问及这份工作是否是他的理想选择时，黄哲宇的回答充满了无奈：“不是的，说起来，这家公司目前非常的sketchy（不靠谱），人特别少，然后给的薪酬也特别的模糊 。它可能都不能算一个正式的工作，所以工作还是要继续找的，我感觉它很快就要倒闭了 。”

这份工作，对于一个常春藤盟校的计算机硕士毕业生而言，显然与“先在大厂经历几年”的普遍预期相去甚远 。

黄哲宇介绍说，他即将加入的这家初创公司，是一家由律师或法律行业背景的人士所共同创立，希望利用法律行业的内部资源，打造法律行业的AI Agent，类似于AI律师Harvey 。然而，这家公司的技术背景几乎为零 。

“他们找我这个new grad（新毕业生），相当于去做他们的founding engineer（创始工程师），这整件事情就不是特别的make sense（符合常理） 。”但黄哲宇坦言，他可能是目前公司里唯一懂技术的人 。

尽管公司承诺会为他提供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美国移民局为F-1学生签证持有者提供的合法工作许可），但所谓的股权（Option）兑换条例却“特别特别的苛刻” 。这更像是一张看得见却摸不着的“饼” 。

之所以接受这样一份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是因为这已是他能抓住的唯一机会 。从去年直到今年毕业，黄哲宇都在努力寻找工作，面试了多家公司，包括行业巨头英伟达、社交媒体新贵Tiktok，以及一家位于湾区的教育公司 。但结果都未能如愿，“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是没有headcount（招聘名额），要不就面试挂了，要么就是需要回国内 。”

“我个人还是想在湾区这边发展一下，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有一个硅谷的梦在 。”黄哲宇强调，这纯粹是他的个人偏好，他表示，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国留美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如今“留在美国就一定好，回国就一定是不好、是失败，这种narrative（叙事）已经扭转过来了 。” 许多毕业生都比以往更加理性和现实 。

“奇惨无比”的就业季：从黄金时代到人人挣扎

黄哲宇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当前整个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真实写照 。他直言，对于像他这样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来说，今年的就业情况“尤其糟糕” 。

“我所在的布朗大学也算是藤校，但布朗的本科生今年的就业情况也是奇惨无比 。”他补充道，“即使是美国人，没有身费淌题的限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今年就业也是奇惨无比 。”

这种惨淡的局面，直接导致了一个过去极为罕见的现象：大量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 。

“狙桃了解，感觉甚至都会有接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选择留校读master（硕士） 。”黄哲宇说，“今年美国人当中读master的比例也是大幅度增加，甚至有些人会去比本科更差的学校去读一个master 。”

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选择“被迫”读研或拖延毕业，本质上是把找工作这件事推迟几年，以期望未来的就业状况能有所好转 。

回忆起几年前的光景，黄哲宇充满了感慨。“最好的时间应该是2021年毕业 。那时候大厂的需求很大，几乎好一点的学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都能在毕业后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 ，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

他分享了自己本科时认识的学长学姐的例子：“那时候很多打算去读个master的中国学生，结果中途就被Meta捞了，被Google捞了 。所以master不读就直接去Meta或Google上班了 。”

如今，这些2021年毕业的人，“生活还是都是非常多姿多彩的，放假都是要么在夏威夷，要么在Utah到处玩儿 。” 黄哲宇的语气中充满了羡慕。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跟我一起毕业的人都在struggle（挣扎）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和身边的同学感到普遍的悲观和焦虑 。但他也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慰藉：“稍微往好一点的方面想，就是假如说就我一个人过得很惨，或者每天负面情绪很重的话，那确实是心里很难受 。但是一看，发现周围大家都挺惨的，心里就会好一点 。”

黄哲宇的切身感受，也印证了Tim对当下美国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观察，Tim在硅谷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多年，目前担任HireIO海拓优才首席执行官，他对硅谷科技行业的就业趋势有着长期深入的一线了解。

他给出了这样的一组数据：最近几年，每年美国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因为4年前的情况太火了，毕业生甚至没毕业就会拿到好几家的offer，导致了报考计算机专业的人数激增。

“这几年下来累计了30-40万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其中大概有80%是没有工作机会的，也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些毕业生上千份的简历投递，可能都拿不到一个offer。”Tim说。

Tim表示，最近他们发布过一个AI相关的岗位，是entry level的实习岗位，大概一天半的时间，就收到了七八百份简历，大部分是毕业生，里面不乏有卡耐基梅隆、伯克利、斯坦福、UCLA等计算机专业顶级高校的学生。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看，即便是顶尖学校出来的学生，也不一定有机会，最急迫的人群还是这群留学生，因为他们需要尽快找到工作，解决毕业后合法留美身份的问题。”

Gen AI的冲击波：行业重塑与教育脱节

这场就业市场的寒冬，始于2022年大厂纷纷开始的裁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2023年开始的生成式AI热潮，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需求结构的剧变 。

黄哲宇认为，新毕业生需求锐减主要源于两方面。第一，是始于2022年的裁员潮导致大厂并未扩张，因此对新毕业生的需求自然减少 。他听说，像Meta内部，原来E3（初级工程师）职级比例约有20%，现在都降到了5%以下 。这些大公司是消化应届毕业生的主要渠道，它们的招聘冻结，直接导致大量毕业生无处可去 。“小的创业公司，那些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可遇不可求的，不能大范围大规模地把人给送进去 。”

第二，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学教育与行业发展的脱节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校里学的计算机，就像是古典计算机一样的，就是过于传统 。”黄哲宇无奈地表示，“尤其加上这两年的行业发展过于快，加上各大公司招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

过去，公司招聘前端、后端工程师，这些技能在学校里或多或少都会涉及 。但现在，招聘需求几乎全部转向了“Gen AI developer”或者“LLM Developer” 。这些岗位要求应聘者具备训练或推理大模型的经历 。

“你要么有训练经历，要么有推理的经历 。”他解释说，“但现在就是非常的Generic，全部都是跟transformer相关的 。”

这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和硕士生而言，是一个几乎无法跨越的门槛 。黄哲宇指出了这其中“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对于本科生来说，你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你不是在大公司，首先你没有这个数据，其次，你没有这个算力的资源 。”他补充道：“像过去，前端，后端，你做个网站，你自己在家里也能做，那你现在要求又要求训练，又要求inference（推理），你在家里就没法做 。”

这种岗位需求，目前来看更符合博士生（PhD）的背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更丰富的实习经验以及实验室里更充裕的研究资源 。

学校教育的滞后性也加剧了这个问题。“你说学校里要求你写一个编译器，有用嘛？也不能说没用，但是现在需要嘛，就是不需要了 。”从Gen AI爆发到现在不过两年多，对于大学来说，课程体系的调整和设计需要时间，可能再过一两年情况会有所好转 。

雪上加霜的是师资问题。“现在best talent（顶尖人才）全部都在industry（行业），做学术冷板凳的人还是极少数 。”他甚至开玩笑说，现在和同学们私下聊天时，大家都觉得，上学不如直接在YouTube上看前OpenAI创始员工之一Andrej Karpathy的相关解读视频，“他一个视频等于是一个学期的课 。大家都说Andrej is the best professor （最好的教授）。”

Tim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表示，就他的观察来看，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对于entry level的初级岗位，尤其是知识型岗位的冲击是最大的。

“很多岗位被今年的agent替代非常严重，还有一些就是销售型的、前端的这些岗位类型，”Tim说，“今年的重点，就是AI替代化，所以对于毕业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少的。”

求职新牌局：过时的方法论与残酷的“内卷”

在Gen AI时代，过去那套行之有效的求职方法论已经彻底失效 。

“过去靠刷题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路径依赖’，以后肯定行不通了 。”黄哲宇总结，“过去如果作为计算机或相关专业，你好好上课，按部就班，毕业后刷题Leetcode，然后顺利面试进大厂，这一套整个的路径是走得通的，你不需要put any extra effort into this（为此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自然而然毕业就能很顺利找到工作 。”

但现在，求职者需要“左蹦右跳，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够达到过去约定俗成的目标 。”这意味着，除了常规的学业和技能，还需要有额外的“闪光点” 。比如有人疯狂社交，“coffee chat（咖啡闲聊）100个人”，每天都“住在LinkedIn上面”；或者自己动手做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 。

信息的高度透明化也让竞争变得空前激烈。“现在因为各个社媒，尤其对中国人来说，比如小红书，基本上把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全部扫平了 。”

当所有人都知道了游戏规则，竞争的激烈程度便呈几何级数增长 。

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不同科技公司的吸引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哲宇和他的同学们心中，有一张清晰的“鄙视链”：

公认的第一选择：英伟达 。 “肯定是最好的，就是best of the best，就是啥都好 。”但其招聘门槛极高，据说现在“基本上就只要两个学校了，伯克利和斯坦福 。”

优先选择是Google 。 “Google总体来说就是收入也可以、工作时长也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于国际生，他们的绿卡政策也还是可以的 。”

其他优质选择还有Netflix、LinkedIn 。 这些公司一直以来都还不错，但门槛同样很高 。

纠结的选择是Meta 。 尽管收入高，但Meta的负面标签很多 。首先是绿卡政策，“所有的绿卡申请全部停了，停了好几年了 ”，这对国际生是巨大的障碍 。其次是听说其“非常的toxic（有毒）”的工作环境，“听说像玩鱿鱼游戏一样的 。”

不得已的选择还有亚马逊和Tiktok 。 这两家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相对较多地招聘新毕业生的公司 。亚马逊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收到面试，这“全看你的这个运气了” 。而对于Tiktok，黄哲宇的评价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不去，你也没有工作，你去，那就只能捏着鼻子去 。”

身份的枷锁：签证政策下的集体焦虑

对于黄哲宇这样的国际学生来说，除了找工作的压力，签证和合法身费淌题是悬在头顶的另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

“相对于不景气的大环境来说的话，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影响 。”黄哲宇认为，不稳定的签证政策对人的内心平静感影响巨大 。“你时刻得做好找工作的准备，时刻要做好被layoff的准备 。因为你要只要被lay off，你就得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不然就得回家嘛 。”

这种缺乏“job security（岗位安全）”的状态，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做好两手准备 。黄哲宇透露，他目前的备用计划是，如果工作出现变故，就“自己注册一个小的一个公司，然后先把自己hire（雇佣）自己”，也就是通过自雇的方式维持在美国的合法工作身份 。

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毕业生的选择 。其他选择还包括找ICC（IT咨询公司）先将身份挂靠，尽管现在通过ICC找到项目的整体难度也很大，但至少可以暂时保住合法身份 。

在这段艰难的过渡期，家庭的经济支持成为了许多留学生的后盾 。“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没有收入，还是需要靠家里来这个救助的一个阶段 。”黄哲宇表示，他身边的同学也大都如此，现在“砸锅卖铁上学”的情况少了，大部分家庭还能支持子女一段时间的生活开销 。

未来的抉择：个人迭代与留学趋势的转向

尽管现实残酷，但黄哲宇对未来依旧抱持着一份谨慎的乐观 。他坚信，生成式AI的浪潮并非一时的炒作（Hype），而是一场深刻的“paradigm shift（范式转移）”，行业会因此涌现出更多的机会 。

对于新毕业生而言，他认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毕竟身上的负担不重，毕竟nothing to lose（没什么会失去的），所以应该以更乐观的心态来应对AGI带来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他甚至觉得，那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如果不能快速行动（move fast），他们受到的挑战可能比新毕业生还要大，因为他们过去的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可能一下子被颠覆和清零了 。

谈及个人规划，他的想法是在有了这段“混乱”的创业公司经历后，还是想先去大公司感受一下系统性的工作流程 。“可能不是待一辈子，但是至少也是开始两三年稍微更有条理一点 。”

更长远地看，他认为未来需要锻炼的核心能力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意识到，在Gen AI时代，技术和非技术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如果只是一心钻研技术，可能不再像过去那么“吃香” 。

“所有这些Gen AI，它都是一个工具嘛 。相当于就是跟所有任何business本质一样，就是发现一个没有解决的一个需求，然后通过自己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它 。”黄哲宇说。

这种想法在毕业生中逐渐开始形成，但尚未成为共识 。他观察到，面对剧变，一些人还停留在旧的叙事里，没有意识到现实已经改变；还有一些人，他们当初读计算机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收入高、工作轻松，现在则在考虑转行去会计、护士等就业依然很好的领域 。

“过去几年小红书上到处都是35岁宝妈、四大宝妈会计转码的，现在却是要转回来的时候了 。”

最后，他谈到了这些不利因素对未来留学趋势的深远影响 。以自己为例，作为19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从16年就开始准备，整个规划周期很长 。他预测，由于当前准备出国留学的人数锐减，可能两三年以后，会看到留学生数量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他引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目前本科留学生已经回落到了2013、14年的水平，未来情况可能会更差，甚至回到本世纪初华人留学生稀少的状况 。

Tim也表示，对于许多在美国高校毕业的留学生来说，如果不能顺利在美国找到工作，大多数应该是回到国内，另外一部分人会选择继续深造，或者拓展自己的技能往最新的人工智能方向转，然后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进入到创业的浪潮中。

“所以有一些VC在预测这样的趋势，就是今年Agent应用落地的一年，很多毕业生是desperate在向创造机会，他们是要创业的。”Tim说。

从申请本科的人数减少，到为找工作而读研的人意愿降低，再到博士生受签证影响，整个留美路径的吸引力都在下降 。对于像黄哲宇这样，职业生涯刚起步就遭遇“困难开局”的年轻人来说，如何在时代的剧变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断迭代自身能力，可能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持续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