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出境一事维权，来自湖南的李明（化名）已经奔波了两个月。

李明今年25岁。6月，他在马来西亚旅游时接到户籍地派出所的电话。李明称，对方要求他三天内回中国，不然就把他定义为“诈骗犯”、注销其户口。为了自证清白，李明很快就订了机票回国。

但他没想到，这次回去就再出不去了——在没有通知情况下，李明被出入境部门系统列为“涉诈高危分子”，“我无法出境，连香港澳门都去不了”。

他开始为自己维权，每隔几天就去派出所问、打过市长热线，还花了6000元找律师，至今仍未得到一个说法。

今年7月底，中国宣布将从9月15日起实施出入境新规，当中包括赋权边检人员“劝阻”公民，引发不少民众担忧出境自由受限。但事实上，早在新规出台前，从公务员、国企人员到普通民众，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被没收护照、列入黑名单等原因无法出境。

目前旅居日本的中国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曾被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安”之名限制出境六年。他对BBC中文表示，自己对新规毫无意外，反而不理解民众为何“大惊小敝”——“中国不是一直这样吗？”



早在新规出台前，从公务员、国企人员到普通民众，已经有不少人因为不同原因被限制出境。

东南亚旅游后被列为“涉诈分子”

这是李明第一次出国。

2025年8月，李明拿着在国内攒下的钱到东南亚旅游。他说自己没有订回程日期，一心想着“把钱花完就回国”。他从广州出发，先到了马来西亚，再去过印尼和柬埔寨。这接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一边旅行，也在当地打工赚花费，当过酒店保安，也在物流中心工作过。

李明说今年6月，当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时，他很惊讶，“他们怎么知道我人在哪里？”

面对劝返的要求，他没有一开始就答应，先派家人去派出所了解。据李明转述，家人表示警察态度强硬，还说“要把境外的人都劝回来”。李明不理解原因，但他称警察在电话里曾经承诺，只要他回去了，两天后就可以再次出境。

但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七、八个警察就登门找上李明。警察不断对他拍照，又详细询问他的行程。李明觉得，自己当下就像个“犯人”一样。

当中一名警察对李明说：“你既然回来了，你就别出去了。”李明错愕，追问原因。对方回答：“中国很好，你去外国不安全。”

李明没想太多，照样到出入境部门办理港澳通行证，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自己在系统里被列为“涉嫌电诈高危人员”，无法出境。“我非常难过、非常苦恼……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弄成这样。”

BBC中文无法独立核查其说法。但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中国公民无法自行查询边控情况——如非官方向民众发出书面或口头通知，民众一般要到办理证件或出境时，才会知道自己遭到出境限制。

李明的遭遇并非孤例。

今年起，社交平台上陆续有人发文，表示自己从东南亚旅游回国后接到警方电话要求报备，并被列入“涉嫌诈骗人员名单”。BBC中文翻查公开资料，发现至少自2021年开始，已经有民众因为被列入电诈高风险名单被限制出境。

一些网友认为，边控与“敏感户籍地”有关。中国官方近年大力打击涉诈犯罪，过去曾公开整治电诈重点地区名单，当中点名福建、广西、海南、河南省等。

李明知道自己户籍湖南省在“名单”之上，“但是湖南也有很多人是在那里（东南亚 ）正经做生意。”而让他感到矛盾的是，“我还开出了无犯罪记录证明”。

在李明看来，当局根本分不出人群，“一刀切，直接把你全部弄成诈骗。”

中国官方没有公布涉嫌诈骗人员名单的列入标准。但被列入的人员需“自证清白”，向公安局缴交工作证明、工资流水等文件核实，才有机会被解除名单。



近年中国大力打击电诈活动，将诈骗嫌犯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没有办法维权”

遭到边控的潜在原因也不只有地区因素。

今年26岁的皮皮在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期间，曾经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回到中国后，皮皮称自己被国保（中国安全保卫警察）问话。“村委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干嘛、做什么事”。

2023年1月中国恢复对外通关之后，他尝试申办护照，但部门至今一直不受理。

目前，中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列出了六种不准公民出境的情况：持无效证件者、刑事案件被告、未结案的民事案件且法院决定不准出境者、被其他国家遣返且遭限制出境者、危害国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过去三年间，皮皮周旋在派出所与出入境部门间，只求一个拒申护照的理由。他称，当地一名出入境人员曾明确向他表示：“就是因为香港的事情。”但对方只作口头告知，从没提供书面文件。

“如果他给我正式文件，我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他就一句话，你不可以去。”皮皮束手无策：“我跟他讲法律，他不给我讲法律呀。”

李明也表示，对接的部门从未提供文书证明。

“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维权限制出境。”中国维权律师伍雷斩钉截铁地说。

根据中国《行政许可法》，当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时，应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但普遍观点认为，现实并没有严格执行。

伍雷自2013年开始遭到中国边控，从没得到当局的书面通知。他形容，这是中国司法制度“一个盲区”——“没有责任人，（就像）有看不见的一双手在控制你。”

在伍雷看来，边控成为公安机关控制公民的手段，“参加教会，读书会、发起声明，你只是上访都有可能被控。”

中国外交部、出入境部门没有回覆BBC中文的查询。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克罗格教授形容，新规是另一项“控制中国公民在海外‘做什么、说什么’的工具”。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克罗格教授（Prof. Tom Kellogg）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多年来以出境禁令达到不同目的。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有关人士无法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或惩罚他们维权活动，国安会直接拒发护照。”克罗格说，在另一方面，国安人员也会要求维权人士和律师等作出不批评中国政府的承诺，作为签发护照的交换条件。

伍雷在2019年与中国当局“达成交易”，“他们让我不能反对习近平、修宪连任，然后我说那好吧，你得让我出国。”BBC中文无法独立核查其说法。他其后在2022年移居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实施新规中，首次明文订明了“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回国后可长三年内不准出境。

在克罗格看来，“这是另一项旨在控制中国公民在海外‘做什么、说什么’的工具。”未来任何人在海外批评政府后，当局要禁止其出境都将变得有法可依，而禁止离境的时间“很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期限”。



今年7月底，中国宣布将从9月15日起实施出入境新规，当中包括赋权边检人员“劝阻”公民，引发民众对出境自由受限的恐慌。

从公务员开始，到收紧国企人员出境

除了被边控、拒发护照以外，出境限制也早成为特定人群的“日常管理”。

当中，公务员是最早纳入管理的群体之一，而限制是一个逐渐收紧的过程。

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要求加强领导干部的出国管理，包括由人事部门集中保管护照。当时官方说明的原因是“个别领导干部外逃现象时有发生，对党和国家造成恶劣影响”。

到2015年，《新京报》报道指出上交护照的政策已收紧至科级公务员。

安徽一名已退休的基层公务员向BBC中文表示，据其回忆，其工作单位是在2018年前后要求上交护照。出国要先向单位递交申请表说明理由，但也不是全部获批——据其观察，出国探亲比较容易批准，但如果是单纯旅游就有可能被拒。

这位公务员在2025年退休后，护照仍由原单位保管。在他看来，上交护照政策有一定合理性，“主要为了防止一些贪污受贿官员逃跑或转移资产，对高级别一点的官员可能是为了防止泄露国家机密”。

不过去年《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地区除了公务员以外，连部分公立学校教师、银行和国有企业员工都被要求上交护照。

今年32岁的小王在北京一家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他向BBC中文确认，机构早已明文规定护照需要上交，出国旅游须申请，并由领导层层审批。

小王还说，领导有口头提醒“日本这些敏感的国家肯定是不能去”，其他国家原则上则没有限制。不过，小王表示因为年假只有五天，加上工作内卷带来的同侪压力，出国的同事还是少数，“你出去就会显得特别扎眼。”

在他感觉，目前中国出入境的限制非统一划定，“感觉取决于不同的工作，也取决于不同的领导风格”。

小王解释，自己身边包括任职博物馆在内的公务员朋友“出国是非常难”，连申领护照也被指“职业原因不能直接申请”。而在银行供职的朋友中，有人出国不受限制，但也有人则申请了却不让出国。

小王感慨，“感觉是冰火两重天。”

对于新规，他表示最担心的是政策“一刀切”，“国内很多规定就是会层层加码，可能上面要求严格一点，下面为了避免出问题，就会直接锁死。”

“世界这么大，还是想有机会去看看的。”小王说，“变成完全不让出国了，那就比较麻烦了。”



目前距离出入境新规实施还有不到一个月，但民众对人身自由受限的担忧已经可见。

“令人想起那段痛苦的时代”

目前距离出入境新规实施还有不到一个月，但民众对人身自由受限的担忧已经可见。

今年3月，19岁的贝贝（化名）从山东转机到韩国看演唱会。自年初开始，她看到网络上不少人在机场被警察拦截、并打电话给父母的新闻。那是她第一次独自出国，在出发的同一天，她刚刷到一个从青岛出发的女生被拦截的消息。

贝贝回忆自己在过边检时，整个人紧张得“一直冒冷汗、想吐”。虽然边检人员最后只看了签证影本，问过数个问题就放行，但贝贝说她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她向BBC中文表示，并不理解为何边检会变得那么严格——但在相关新闻下，人们却普遍支持当局主动拦截的做法。

小红书上，有关“出入境新规”的帖子下有不少网友都留下一句：“为了你好”——这句原本形容中国父母表面关爱、实质干预控制子女的说话，现被用作嘲讽中国官方对民众的种种限制。

“我们只是去看演唱会，我觉得成年人了，是有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没有这么容易被骗了。”贝贝说。

克罗格指出，中国对越来越多的群体实施旅行限制令人深感忧虑，同时反映出习近平时代中国日益加强的意识形态控制。

他提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基本隔绝，是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出国旅行、读书或探亲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如今种种出境限制“令人想起那段痛苦的时代”。

新规公布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曾发布专家解读文章。

当中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涉外安保学院副院长郭永良表示，新规定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赋予了政府部门“主动识别风险的权力和责任”，“提升海外安全风险整体防控能力”。

8月17日，李明表示在多次上交资料和跟进后，派出所终于表示通过核查，将他从黑名单中剔除。但李明说，也许因为自己投诉频繁，目前仍然无法自由出境。

皮皮则表示自己已经感到绝望。他不敢像李明一样上访，他生怕事件升级了只带来更差的后果，“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进去（监牢）了 ”。

除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声，他表示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就是个普通人啊，对吧？我一个年轻人，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