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从清晨六点开始的一天

今天一天几乎没有停下来。

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先看新闻，接着准备连线。今天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之后，双方究竟准备怎么走。

我的判断是，现在伊朗当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美国其实也一样。双方都在较劲，都想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先“眨眼”。

说到底，这已经不只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博弈，而是意志力的较量。

连线结束后，我抽空锻炼了一下身体，又接受了一个国内媒体的采访，谈的是目前伊朗医疗价格，以及美以和伊朗之间的暗战，还有最近伊朗国内不断推进的反间谍、反渗透措施。对方问我伊朗的底气和硬气在哪里？我说我觉得，伊朗真正的硬气和底气，最后还是来自它的人民。

这些年我在伊朗生活，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伊朗人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民族。很多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也很爱国、很尽责、很能吃苦。这里说的“爱国”，不一定是每天喊什么口号，也不一定代表他们认同政府的所有政策。恰恰相反，很多普通人对经济、腐败、管理效率都有很多不满，但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还是会把事情做下去。

比如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很多人的收入已经非常低，折合下来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两百美元左右，生活压力非常大，但因为还有病人，他们还是每天去上班，还是在咬牙坚持。

他们可能不会说自己有什么很高的“政治觉悟”，甚至可能私下里对很多现实非常抱怨，但他们会觉得：这个病人是我的病人，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我不能不管。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能够撑下去的东西。

伊朗经历了十多年的严厉制裁，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普通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但这个社会到今天还能运转，不只是因为政府有多少资源，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导弹，而是因为大量普通人在基层还是真心做事。

医生还在看病，护士还在照顾病人，老师还在教书，司机还在开车，商店还在营业，邻里之间还在互相帮忙。

真正支撑一个国家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人。

所以如果问我伊朗的底气在哪里，我会说，它最深层的底气，是一种社会韧性。

是普通人即使对现实有不满，仍然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工作，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是在长期压力之下形成的那种自助、互助和责任感。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难以被击垮，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抱怨，而是因为即使有抱怨，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伊朗真正的硬气。

中间本来还想去游泳，但今天的新闻实在太密。

回来以后，又开始赶卡利巴夫讲话的报道。

他的表态非常明确：霍尔木兹海峡不能重新开放。要重新开放，美国首先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这几乎就是把伊朗现阶段的底线重新完整地说了一遍。

一场并没有出现的“领袖现身”

下午又突然来了新的连线。

中国那边关注到一个消息，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可能参加他父谴磨世四十天的纪念仪式。

伊朗有一个传统，人去世四十天之后，会举行纪念活动。当天确实有一场很重要的仪式，也是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的，议长、总统、领袖家人、议会代表等很多高级官员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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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最初的消息其实只是来自领袖办公室，说这是由领袖家属参加的纪念活动，并没有明确说最高领袖本人会出席。

可能因为波斯语和英文表述里有些含义比较微妙，外界就进一步解读成“领袖可能露面”，国内也因此临时让我连线。

我后来在连线里说得比较谨慎：这种规格的活动当然非常重要，但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并不能因此判断穆杰塔巴一定会现身。我个人也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仍然不太可能轻易公开露面。

新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词、一句话，就会迅速被放大成另一层意思。




一路堵车，赶去外交部晚宴

做完一天的连线，晚上六点半连线结束，我几乎是立刻出门，赶去参加外交部为记者举办的晚宴。

今天路上车特别多，我一路赶过去。

但到了现场以后，我还是有点惊喜。

这次活动办得比我想象中隆重，也很高雅。

地点是在外交部外交官俱乐部，位于德黑兰东北部的山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夏天比市区凉快很多，环境也非常漂亮，里面还有一个大厅。

外长阿拉格齐来了，外交部发言人来了，总统府发言人来了，过去几任的外交部发言人也来了，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

坐在那里看着大屏幕关于历代发言人的介绍，我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从老到中到青，一代又一代外交部发言人，很多人后来都走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前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后来到了总统府，负责政治事务；阿拉格齐过去也做过外交部发言人，现在成了外交部长；副外长哈提卜扎德也曾经做过发言人。

这让我又一次意识到，在伊朗外交体系里，外交部发言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不仅仅是在记者会上念声明，而是在最公开的位置上训练如何代表国家说话，如何处理压力，如何面对国内外媒体，也如何在各种敏感问题之间寻找表达的边界。




战争里的记者，也带着家人来了

今天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温暖的细节：这次可以带家属。

很多记者带着自己的伴侣一起来。穆森也带着自己的太太来了。

战争期间，大家每天都在新闻、警报、爆炸声、空袭、防空炮之间生活。记者尤其如此，很多时候别人只看到镜头前的记者，却不太会想到，镜头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家庭。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带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

大家不像在一个正式的官方活动里，更像是很多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聚到了一起。




“我真的不是为了那顿饭”

晚宴上安排了三四位记者讲话，我也是其中一个。

上台时，我说我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因为前段时间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以前记者节、外交部还有一些晚宴和活动，今年却没有了。

我说，我当时真的不是在抱怨没饭吃，结果没想到被外交部的朋友看到了，还专门安排了这么隆重的一场晚宴。

台下马上就笑起来了。

后来大家还一直拿这件事打趣，说：“那今天这顿饭要谢谢你。”

搞得我更不好意思。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

我接着讲了一些这些年的回忆。

我说，我大概二十年前第一次来到伊朗外交部时，对伊朗外交官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帅。

大家又笑了。

当然，这其实也不是玩笑。

伊朗人本来就普遍长得很好看，加上外交官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语言表达、气质、穿着、仪态都比较讲究，所以第一次接触时，确实会让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时间久了，我记住的就不只是外表了。

我记得有一年秋天，外交部院子里铺满黄色的落叶。

他们没有马上把落叶扫掉，反而特意留下来，发言人还招呼记者们一起拍照，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有一次，外交部举行声光秀，用建筑、灯光、影像讲伊朗历史和文化，请各国外交官和记者来看。

还有阿舒拉、穆哈兰姆相关的档案展，以及塔兹耶表演。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是外交谈判，却让我越来越觉得，外交部不仅是在解释伊朗的政策，也在展示伊朗这个国家。




空袭声响起，记者会没有停

我在讲话里还提到了一些战争期间的片段。

我回忆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外交部参加记者会，外面突然传来战机的声音。

大家当然都听见了。

但是记者会没有停。

记者继续提问，发言人继续回答，没有人跑，也没有人表现得特别慌乱。

还有一次，是今年新年前后，外长阿拉格齐来到记者会给记者们祝贺新年。

外面突然又响起防空炮声。

我当时就在想：伊朗人真的挺勇敢。

我还跟自己说，我要向他们学习。

讲到这里，下面的人开始笑，然后又大力鼓掌。

其实回头想，那时候大家并不是不害怕。

只是已经习惯了在害怕中继续工作。

这大概也是战争真正改变人的地方。

外交官不是一张“官方面孔”

晚宴上，还有一位伊朗记者问我：

“你和伊朗外交官、外长们相处得这么近，这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不太常见？”

我想了想，说，确实不太常见。

这些年我无数次采访伊朗官员，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多人私下其实非常亲和，没有特别强的官架子。

记者会结束以后，大家可以站在一起聊天、吃饭、拍照。

有时候谈的也不是什么外交大事，就是普通生活。

你会突然发现，刚才坐在台上代表一个国家发言的人，走下台之后，也就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伊朗的地方。

给我儿子看病的前外长

以前我们采访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前外长韦拉亚提。

他当然是伊朗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儿童医生，而且一直有自己的诊所。

有一次，我还真的带儿子去找他看病。

整个过程其实和去看一个普通医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问病情、检查、开药。

唯一提醒你这个医生身份不太普通的，就是诊所门口多站了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在很多国家，一个人一旦成为高级政治人物，似乎整个人就只剩下“政治家”这个身份了。

但在伊朗，经常会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同时还是教授、医生、学者。

政治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很少觉得自己采访的只是一个“官员”。

更多时候，还是一个人。

这也让我感觉，伊朗社会有一种挺独特的地方：政治当然无处不在，权力结构也非常复杂，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远。

阿拉格齐也被记者“围攻”

今天阿拉格齐讲话时也挺有意思。

有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当场批评外交部，说他们日夜忙着工作报道，并没有不报道外交部的新闻。

这些记者其实也是天天跟着外交部跑，战争期间更是日日夜夜在报道。

阿拉格齐也没有生气。

他反过来跟记者说：“你不能只说我们不让你们报。有些我们认为非常好的报道，你们也没有播出去。”

全场一下就笑了。

我觉得他的回应其实挺好。

外交部当然代表国家立场，但记者也有记者的立场，双方彼此抱怨，其实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僵。

今天阿拉格齐还会对不同记者逐个点评、开玩笑。

到我这里，他还笑着说，这次晚宴就是我才办起来的。

大家又开始起哄。

这种互动其实挺少见。

外长就在我前面走

散场以后，我看到阿拉格齐正好走在我前面。

我就追上去问他：

“您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什么时候也接受我的采访？”

他笑着说：“以后有机会。” 他还对我说，你今天讲的很好。

我说：“好，谢谢您。”

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

但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印象这么深。

大概还是因为，在这里很多政治人物并不会特别刻意地让人感到高高在上。

他们当然有身份，也有保镖，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很多时候，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官”。

这一点，我一直挺喜欢。

革命与外交之间

今天让我感慨更深的，其实还是另一个问题。

阿拉格齐在讲话中提到他在采访中被美国媒体问过一句话：

“你到底是革命派，还是外交派？”

他说都是，大意是他是“革命的外交官”。

这句话其实很能概括伊朗过去四十多年的外交。

伊朗政治里一直同时存在两条线。

一条是革命。

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底线、抵抗、对抗，也意味着很多东西不能妥协。

另一条是外交。

外交却意味着理性、谈判、语言、妥协空间，以及如何在冲突中找到国家利益。

这两者看起来很矛盾。

但在伊朗，它们又一直同时存在。

所以做伊朗外交官其实非常不容易。

一方面，你必须证明自己忠于革命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必须理解对手，甚至必须在某些问题上寻找折中。

这个尺度非常难把握。

也许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在伊朗一直是最容易被批评的部门之一。

谈判了，会有人说你软弱。

不谈判，又有人说外交失职。

协议没谈成，外交部被骂。

协议谈成了，也可能有人怀疑你是不是让步太多。

今天听阿拉格齐讲话，有时候能感觉到，他其实也有一点委屈。

他说外交部这些年经常受到攻击、批评甚至污蔑。

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个职位的命运。

战争时期，为什么还要办一顿饭

所以今天晚上，当我站在外交官俱乐部的花园里，看着德黑兰的夜，看着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外交部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是愿意认真办这样一场活动。

战争已经改变了太多日常生活。

新闻发布会、采访、外交活动，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战争的阴影。

可也正因为如此，可能更需要保留一些正常生活的东西。

一顿饭，一次聚会，一张合影，看起来都不重要。

但它们在提醒大家：外交部还在运转，记者还在工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还在继续。

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正常”。

而在战争时期，正常有时候其实很珍贵。

讲完心里话，反而很轻松

今天整个活动，大家都没有太严肃。

我也没有带着那种一定要采访、一定要问到什么消息的心态。

就是坐下来，吃饭，聊天，拍照，然后把过去这些年的一些心里话讲出来。

讲完以后，很多人跟我说讲得很好。

我当然也挺高兴。

但真正让我高兴的，好像并不是“讲得好不好”。

而是突然发现，二十年真的已经过去了。

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的时候，觉得外交部的建筑美轮美奂、觉得发言人都很帅。

后来我看过他们在秋天的落叶里拍照，看过声光秀，看过战争里的记者会，也听过防空炮声中的新年祝福。

我看着一任任发言人离开那个讲台，然后有人做了副外长、大使，有人进了总统府，有人成了外交部长。

而我也从一个刚来伊朗的年轻记者，变成了一个坐在那里给他们讲“二十年前的故事”的人。

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今晚最后留在我心里的，还是这一句话。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外交官也一样。

他们代表国家，有立场，有原则，也有很多不能说的话。

但他们也会笑，会开玩笑，会带太太来参加晚宴，会在秋天落叶里拍照，也会在空袭声中继续工作。

一个国家的外交，不只是它对外说了什么，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而我这些年在伊朗外交官身上看到的，是尊严，是学识，是文化，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或许外交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只是一纸协议。

更多时候，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很小的瞬间。

至于那顿记者晚宴——

看来我确实得替外交部更正一下：

今年，还是有的。

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

最后附上我在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也是用心写的，写了我这些年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让我来讲一讲这些年在伊朗外交部采访的一些回忆，我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话，说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有时候还会安排晚宴，今年好像没有了。没想到这句话真的被看到了，今天还特意安排了晚宴。

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我当时真的不是为了吃这顿饭。只是突然想起过去这些年在外交部采访的一些片段，觉得很怀念。

我在伊朗生活和工作很多年，接触过很多外交官。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文明国家的气质，不仅体现在它的历史、建筑、诗歌和艺术里，也体现在它的外交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