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425上访，官媒定调“围攻中南海”，民众怎么看（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明慧网）

朱镕基去世，新华社发表了官方讣告。分税制、国企改革、金融整顿、住房制度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主要政绩都有记述。但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那一天，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部门上访。起因是天津发生抓人事件。他们要求放人，希望获得正常出版书籍和炼功的环境。现场没有演变成暴力冲突，也没有出现后来中国人已经十分熟悉的警察清场。朱镕基亲自走到上访人群中了解情况，并让学员推举代表，带代表进入中南海交谈；此后有关官员继续与代表会谈。当晚天津被捕人员获释，上访者随后散去。

单看这一天，其实没有多少传奇色彩。有人上访，政府派人听取诉求，能够处理的问题予以处理，人群自行离开。在一个正常运作的行政体系里，这甚至不值得称为政治家的勇气，只能算政府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程序。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月以后。

六月，中共中央成立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后来通常被称为“六一零办公室”。七月二十日以后，全国性的抓捕和镇压开始。公安、司法、监狱、劳教以及各级党政机构被卷入其中，“转化”成为重要目标。国际人权组织此后记录了大量任意拘押、酷刑等案例；法轮功方面则长期记录遭迫害死亡者的姓名和个案。

于是四月二十五日突然具有了另一层意义：朱镕基当天已经处理过的事情，并没有因此真正“处理完”。

这正是理解中共党政关系的一个极好案例。

朱镕基当然不是体制外的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国务院总理，不能简单描述成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行政官员。后来镇压持续多年，其中也包括他的总理任期。朱对此究竟持什么态度、反对到什么程度、后来是服从、默认还是赞成，公开资料并不足以给出完整答案。把他塑造成一个被江泽民架空的无辜改革家，证据并不充分。

但是另一方面，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的变化，仍然清楚地显示了一件事：国务院总理按照行政方式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并不等于最高政治权力接受这种解决方式。

一旦中共最高层把一个原本可以由信访、公安乃至出版管理处理的问题，重新定义为政治安全问题，权力运行的轨道便改变了。此后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国务院正常行政程序，而是党的政治判断和政法体系的动员。此前总理接见过谁、作过什么安排，都不足以构成对后来决策的制度约束。

这可能比评价朱镕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更重要。

朱镕基一生以强势闻名。他可以整顿金融，可以推动国企改革，可以面对数千万职工下岗的巨大社会压力，也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与西方讨论入世。但一个如此强势的总理，却无法使四月二十五日形成的处理结果成为此后必须遵守的规则。

问题不一定在于朱镕基不够强，而在于那本来就不是一条能够约束最高政治权力的规则。

中共体制中当然有国务院，有法律，有行政程序，也有信访制度。这些东西平时都可以运作，而且有时确实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它们究竟能够运行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上限：当最高政治权力作出不同判断时，原来的行政程序并没有足够独立的制度力量保护自己的结论。

这也是为什么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值得记住。

不是因为那一天证明朱镕基特别仁慈，也不是因为一次接见足以洗清一个政治人物此后的全部责任。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对照实验：同一批人，同一个问题，相隔不到三个月，可以先被当作上访者接待，后来又被当作政治对象处理。

人没有突然变，改变的是问题的政治定义。

朱镕基的讣告可以列举他一生办成的许多大事。但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提醒人们，有时观察一个政治人物，不仅要看他办成了什么，还要看他曾经办成、最后却不能算数的事情。

那里面藏着的，或许比个人功过更接近一个体制真正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