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争议的莫言，去了有争议的地方

我大抵是闲得慌，才会在这个时辰提起笔来，写一写莫言的事。

莫言这人，向来是有争议的。他写《丰乳肥臀》，有人说好，有人说伤风败俗；他得诺贝尔奖，有人说为国争光，有人说那是瑞典人设的套；他说话直来直去，有人说这是真诚，有人说这是不识时务。总而言之，他就像一块被扔进池塘的石头，走到哪里，哪里就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这回，这块石头要扔到莫斯科去了。

莫斯科这个地方，也是向来有争议的。它有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过红场上的阅兵；它有过《战争与和平》里的悲悯，也有过坦克碾过街巷的声响。如今那儿正热闹着，炮弹和诗歌齐飞，军靴共墨水一色。莫言偏要在这当口去领个什么奖，这就像是在别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你穿着大花衣裳去送贺礼——你说你是去吊唁的，可谁信呢？

有人说，莫言这一去，就是给战争涂脂抹粉，就是假装一切与文学无关。这话说得倒是痛快，可我想问一句：文学什么时候跟世道无关过？杜甫写“车辚辚，马萧萧”的时候，唐朝正在打仗；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的时候，哥萨克正在杀人。文学从来都是在硝烟里泡大的，它从来就没干净过。如今你要求一个作家，必须站在领奖台上先表个态、站个队，然后才能谈文学——这倒像是给文学穿上了一身制服，整齐是整齐了，可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人气。

我猜莫言此刻也是为难的。去吧，有人骂他助纣为虐；不去吧，又有人笑他胆小如鼠。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看耍猴——猴子翻跟头，有人叫好，有人扔石头；猴子不翻，又有人嫌它偷懒。猴子终于恼了，蹲在树杈上朝下撒了一泡尿，众人这才散了。莫言不是猴子，可他的处境，倒跟那猴子有几分相似。

其实我倒觉得，莫言去与不去，都是他的自由。文学奖这东西，本来就是私人之间的约定——你写了书，人家觉得好，请你去拿个杯子，就这么简单。非要把一个作家的行程，上升到“站在历史哪一边”的高度，这未免太看得起作家了。作家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们要真能左右历史，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冤魂了。

况且，莫言真去了莫斯科，难道就一定要在台上歌颂什么吗？他若是敢在领奖词里，讲一讲战争里那些母亲失去儿子的故事，讲一讲防空洞里孩子们的眼睛，那这一趟，倒也不算白去。怕只怕他去了，只讲些花呀草呀和平呀爱呀之类的套话，那就真的成了一个精致的泥菩萨——好看是好看，可一拍就碎了。

说到底，莫言就是莫言，他不是你手里的棋子，也不是我笔下的符号。他有争议，这争议从他拿起笔的那天就有了；莫斯科也有争议，这争议从它建城的那天就没停过。一个有争议的人，去了一个有争议的地方，这不正是天底下最正常不过的事么？

我唯一担心的是，等莫言从莫斯科回来，他会不会也学着某些人的样子，写一篇《莫斯科的雪》或者《红场上的鸽子》，把那些血与火都腌成了蜜饯。倘若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不是他去的悲哀，而是他回来之后，已经不再是那个写《生死疲劳》的莫言了。

好在，我是瞎操心。莫言这人，油滑得很，也倔强得很。他既然敢去，想必心里早有了一本账。至于这本账是赚是赔，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他：

“既然去了，就别光顾着喝酒。替我们这些闲人，多看几眼那儿的月亮——月亮总是不分你我的，它照着莫斯科，也照着基辅，照着你，也照着我。这大概是世上唯一没有争议的东西了。”

写到这里，天已经黑了。窗外的蝉叫得正欢，它们可不管莫言去了哪里，也不管莫斯科在下雨还是在下雪。蝉只管叫它的，这便是蝉的本分。

我放下笔，忽然觉得，我也该学学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