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谴磨世将近两年后，51岁的藤森庆子当选总统。这一秘鲁的“政治世家”重回政治舞台中心。

截至2026年6月30日，秘鲁国家选举程序办公室已完成第二轮计票。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领先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49.865%。两人差距不足五万票。最终结果仍需等待选举评审委员会的正式公告，但选举走向已经清楚：前总统的女儿，正把藤森姓氏重新带回总统府。

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本月28日开启总统任期，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的女总统，也是10年来的第9位总统。

这一幕有很强的戏剧性。“女儿接过父亲的旗帜”，看起来像一段家族传奇。放在秘鲁，却更像一段历史回声。三十多年前，阿尔韦托·藤森以政治素人身份登上权力顶点。如今，他的女儿在第四次冲击总统职位后终于如愿当选。路透社称，藤森庆子试图以更成熟、更务实的形象重新出场，但选民真正要衡量的，是藤森姓氏背后那份复杂而沉重的政治遗产。

一个姓氏的政治回归

藤森庆子能走到这一步，首先反映出秘鲁政党体系的脆弱性。过去十年，秘鲁政治一直在剧烈摇晃。总统频繁更替，国会与总统长期对抗，弹劾、辞职和临时接任轮番上演。政党数量不少，但很难形成稳固的社会根基。相比党纲，选民更容易记住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记忆的姓氏。藤森，就是这样的姓氏。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家族姓氏有时就变成了一种替代性信任。普通候选人需要反复解释自己是谁，代表什么，能够做什么。藤森庆子不需要从零开始，她的姓氏本身已经完成了某种政治识别。对支持者来说，它意味着秩序、市场化改革、强硬治理和国家执行力；对反对者来说，它又指向威权、腐败、人权争议和制度创伤。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缺乏制度信任时，高辨识度的家族品牌就会被重新推到台前。

也正因如此，藤森姓氏的回归暴露了秘鲁政治的困境。她的胜利背后，有社会对治安失控的焦虑，也有选民对政治乱局的厌倦。更深处的现实则是，秘鲁仍未走出家族、强人与反强人的政治循环。

阿尔韦托·藤森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撕裂秘鲁。

1990年，藤森以政治素人姿态上台。当时的秘鲁正在经历恶性通胀、财政失衡和“光辉道路”武装叛乱。国家治理早已疲惫不堪，普通人生活在价格失控和暴力恐惧之中。藤森上任后迅速推行“Fuji-shock”式经济调整，削减关税，推动私有化，遏制通胀，让秘鲁重新进入市场化轨道。1992年9月，“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被捕。对相当一部分秘鲁人来说，阿尔韦托时代意味着国家重新有了执行力。这层记忆直到今天，仍为藤森姓氏提供了最正面的政治资本。

另一半记忆同样沉重。1992年，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关闭国会，随后改写宪法，强化总统权力。在批评者看来，藤森建立了一个“专断政权”，司法、国会与宪政制衡被系统性削弱。2009年，秘鲁最高法院认定藤森在两起屠杀案件中的罪行构成反人类罪，判处藤森25年监禁。

这就是藤森家族政治的底色，两种记忆都真实存在。支持者把他同秩序和稳定联系在一起，反对者则记得国会被关闭，秘密情报体系扩张，死亡小队和腐败网络进入国家内部。由此来看，藤森在秘鲁政坛的符号远远超出一位前总统的身份，他既是一道政治分界线，也是一种社会记忆的触发器。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4日，秘鲁利马圣博尔哈区，藤森庆子离开住所时挥手。图/视觉中国

跨过“反藤森”的门槛

藤森庆子很早就被推到这道分界线上。母亲苏珊娜·樋口与藤森公开决裂后，19岁的庆子事实上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进入国家政治舞台。她在2006年当选柄会议员，并逐步组建起自己的政治团队。2011年、2016年和2021年，她三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又三次在最后关头落败。2026年，她第四次冲击总统职位，终于越过那条线。

藤森庆子以往的失败，有一个共同原因：反藤森情绪太强。许多选民反对她，并非只因为左右立场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藤森家族重返总统府后，20世纪90年代的威权政治会以新的形式延续。她还长期受到竞选资金和洗钱调查影响，曾因相关案件被预防性羁押近18个月。人民力量党过去在国会中的强硬阻挠形象，也加深了外界对她的警惕。2026年选前的民调显示，仍有约40%的选民明确表示，第二轮不会投给她。这个比例比过去有所下降，但依然不低。

但这一次，情况变了。反藤森情绪没有消失，只是治安焦虑成了更迫切的问题。如今的秘鲁，犯罪成为选战中心议题。据报道，秘鲁2024年向警方报告的勒索案件同比增长约20%；利马地区凶杀率也从2021年的每10万人9人，升至2025年的每10万人23.1人。运输业者和小商户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治安焦虑上升后，很多选民开始把“强硬”重新理解为一种治理能力。

藤森庆子抓住了这个窗口。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刻意与父亲保持距离，也没有完全复制父亲的语言。她把20世纪90年代的“反恐”转化为今天的“打击犯罪”，把“强执行”包装成“恢复秩序”，又用技术官僚和制度化政党来修饰藤森主义。这个策略让她看起来既继承了父亲的强硬遗产，又试图同父亲时代拉开一点距离。

在秘鲁，家族姓氏首先是一种政治资产。阿尔韦托的支持者把票投给今天的藤森庆子，也投向记忆中的阿尔韦托时代。每一次藤森庆子参选，秘鲁都像重新举行了一场必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投。当社会治安恶化时，藤森姓氏会激活“有人能管起来”的期待，唤起人们对经济稳定的旧记忆。家族政治在这里不只是血缘延续，也是一套可以跨代传递的政治符号。但家族品牌越有效，国家越容易困在旧记忆里。反对者拒绝藤森庆子，也是在拒绝他们记忆中的威权国家。

“匿名法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制度曾在反恐年代用于保护司法人员身份，但长期受到人权组织批评。批评者认为，秘鲁的“匿名法官”制度削弱了正当程序保障，也加剧了无罪推定被侵蚀的风险。今天的秘鲁确实承受着犯罪压力，但如果国家重新走向“为了秩序牺牲程序”的逻辑，阿尔韦托时代的老问题就会换一种形式出现。

藤森庆子可以继承父亲遗产中积极的一面，比如稳定经济、打击叛乱和恢复秩序，也必须面对“自我政变”、人权案件、腐败网络的另一面。家族政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它能把过去变成资源，也会把过去变成债务。

“藤森回来”之后

赢得选举，不等于赢得共识。选举版图进一步显示了秘鲁社会的裂缝。美联社报道，海外投票成为关键变量。超过30万海外选民参加投票，其中约65%的选票投向藤森庆子，这帮助她建立了微弱优势。桑切斯则在农村和原住民人口较多的地区表现更强。利马和海外选民更倾向藤森庆子，内陆地区对她保持警惕。桑切斯随后拒绝承认结果，并要求排除海外选票。虽然他没有拿出证明大规模舞弊的足够证据，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说明，秘鲁选举的分歧不会随着计票结束而自动消失。

这也决定了藤森庆子执政后的难度。秘鲁经济仍有一定韧性，其中矿业、港口、农产品出口和宏观财政管理支撑着国家基本盘。藤森庆子在外交表述上可能更重视美国，在安全议题上也会更强硬。但在对华贸易上，她大概率会采取实用主义路线。秘鲁承受不起经济脱钩，任何政府都需要稳定出口和投资预期。

如此看来，真正的考验仍在胜选之后。秘鲁的问题，不会因为一个熟悉的姓氏回到总统府就自行消失。所以，“藤森回来了”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预示着一个政治家族完成复归。其二，它也说明秘鲁仍没有真正走出20世纪90年代。那段历史留在利马与内陆的不同记忆里，也留在“藤森”和“反藤森”的政治身份中。

前总统之女成为总统，当然是藤森庆子个人命运的高光时刻。但对秘鲁来说，这更像一次制度疲惫后的选择。当国家不知道该信任谁时，人们又回头寻找最熟悉的姓氏。藤森庆子接下来要证明的，不是她能否继承父亲，而是她能不能走出父亲的政治阴影。只有让秩序回到法治的框架之内，将家族品牌转化为可受监督的治理责任，秘鲁才可能真正走出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