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被视为文革正式启动的重要节点。(资料图片)

今年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60周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通常被视为文革正式启动的重要节点。文件提出警惕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阶级斗争。6月1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此后，北京高校和中学陆续出现群众组织，文革逐渐由党内整风扩大为全国政治运动。

60年后，多位文革亲历者接受采访时表示，文革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此前历次政治运动长期累积后的结果。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对于文革的讨论，仍有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谈及文革与“五一六通知”的关系，中国独立作家王继本周日（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文革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个政策，是反文明、反文化，是1949年政治路线的一个延续。文革是把整个事情做到了极端、表面化、武器化，装门面的法律也被践踏在脚下。”

中国文革不是突然发生

曾经历“文革”的王继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所谓的红二代，当年薄熙来就是红卫兵，孔丹也是红卫兵，他们还占领过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在“五一六通知”出台前，中共高层已围绕文艺批判和政治路线问题出现争议。1965年底，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批判，相关讨论随后由文艺问题逐步扩大至政治领域。此后，北京市委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春，中共高层开始调整文革工作部署，“五一六通知”随后出台。

王继认为，文件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并非新提法，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已经长期存在。

王继对记者说：“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都已经说过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运动公开化、武器化，更有攻击和破坏力，可以把一切东西，包括还装点样子的法律，都踩在脚下。”

王继将反右运动、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视为一条连续轨迹。他说：“如果反右能够建纪念馆，或者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有纪念馆，有反思和忏悔，那就不会有文革。甚至不会有八九六四，也不会有后来封国封城。”

“四清”之后的第一代红卫兵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开展“四清运动”，主要内容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文革启动前后，各地工作组进入学校和基层机构。当时社会还存在“红五类”“黑五类”等政治身份划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国独立作家程政，其父亲在文革期间担任矿长。程政认为，今天很多讨论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忽略了文革内部不同阶段的变化。

程政说：“因为我们之前‘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就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派出去工作组领导下，各地‘文革’一开始打击的，依旧是以前历次运动打击的‘五类分子’，伤害的还是这些人。”

他说，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对象：“这是文革初期的历史。这才有北京打死那么多老师、校长。那会儿第一代红卫兵，在各个地方基本还是‘红二代’为主，我们称之为第一代红卫兵。”

“炮打司令部”与第二代红卫兵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程政认为，这成为文革内部的重要转折。程政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针对的是刘少奇以及整个文官系统。但是毛泽东发现整个运动又被他们带偏了，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

程政认为，此后斗争方向发生变化：“《炮打司令部》里面直接说，要揪出党内赫鲁晓夫，睡在我们枕头边上的赫鲁晓夫。针对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针对那些群众。”

程政表示，此后出现第二批红卫兵，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体：“这里面有很大一批人，是建国17年来历次运动里面受歧视、受打压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年来对制度充满不满。当老毛号召群众起来批斗这些官僚、这些当权派的时候，民间觉得终于有机会造反了，而且是名正言顺响应毛主席号召。”

“一个地方分成两派”

随着群众组织不断分裂，各地开始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提及“保皇派”，程政说：“保皇派就是保护这些老领导的派别，也形成自己的组织。这样两派开始武斗，两派都在各地抢枪。这都是我们同龄人在少年时候亲眼目睹过的事情。”

1967年至1968年间，武汉、重庆、广西等地相继出现武斗和流血事件。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夺枪械和军事冲突。

程政回忆，当时大多数人并无法看清高层政治变化。他说：“连那些被打的人，一样不敢背叛毛主席。只有极少数高层的人，可能刘少奇身边这些人才看得清楚。民间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宫廷斗争？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九一三以后开始变化”

1971年9月13日，中共官方宣布，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程政认为，真正大面积开始反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说：“真正大面积开始思考：毛这个事情做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严格意义上说，是九一三以后。”

江西文史学者李建国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十年文革分成两个阶段，林彪逃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参加生产队会议，支书传达九一三事件，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我们觉得很奇怪，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我们怎么都想不通。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怀疑中央领导人出现斗争。”

李建国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局打成“牛鬼蛇神”，先后被囚禁近20年。他说：“我父亲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被他们囚禁审查，1966年被送进牛棚，1974年春季前才被放出来，三年后才被‘摘帽’。”

李建国说，父亲被指控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说他恶毒攻击江青，恶毒攻击毛主席，闭着眼睛喊毛主席万岁，就把他从牛棚转到监狱。我家经济来源全靠我父亲，我爸被关，我只好住到农村姑姑家，总算有一口饭吃。”

后文革时代仍在讨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文革进入尾声。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历史结论，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十年内乱”。

作家王继说，他当天（17日）在微信发布一段话，立即被屏蔽：“我说如果把反右建一个纪念馆，建文革纪念馆，五一六周年是昨天，我知道我是被关注的，有四五个帖子也封掉了。”

比较60年前的文革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王继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一直处于文革中，只是时而激烈、时而表面化一些，时而隐蔽一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作家程政则提出另一个说法：“我不把今天称为后文革时代。如果叫文革后时代，那意味着文革结束了。但你又不能说现在完全是文革时代。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处理方式、控制方式改变了，控制权力的方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