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是为了王朝血战而死？

无论多么聪明的人，都很少能够在末日到来之前，准确预知自己的结局。

关于周幽王的结局，几部史书是这样说的——

《古本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

《今本竹书纪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

清华简《系年》：“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国语·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

《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史记·郑世家》：“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以上各种史料都声称周幽王被犬戎在战场上杀死，死亡地点则有“戏”“宗周”和“骊山下”三种说法。其实，《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谓的“戏”，指的是骊山脚下的一条河流“戏水”，所以和“骊山下”是同一个地方，就在后来的秦始皇陵附近。由于秦始皇陵的建设，以及秦始皇陵建成不久章邯军和周章军在这里大战，此后在这里又召开鸿门宴等重大活动，后人已很难想象此前的骊山地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了，也很难在这里再找到什么西周末年古战场的痕迹。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战死在“宗周”，西周人所谓的“宗周”指的是岐邑，但是在秦朝以后，学者们都以为“宗周”指的是丰、镐二京。《今本竹书纪年》被公认为是后人编纂的“伪书”，虽然保留了一些现已失传的罕见史料，但是也有许多虚假的内容。前文分析过，关于西周晚期历史，《史记》和《今本竹书纪年》的可信度不如《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和《国语》，当然更不如西周青铜器铭文这种第一手史料。但是，周幽王晚年因为战乱，没有流传下来几件青铜器。

既然古战场已经被完全破坏，几类关于这场骊山之战（戏水之战）的文字记载也很简单且大同小异，那么这场战役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了呢？

当然不是。大部分史料都强调，周幽王和太子伯盘（伯服）双双战死在了骊山之战中。放在西周的历史背景下，这一点极不寻常。

西周是一个尚武的王朝，所有周王都曾经亲自带兵上战场，而且至少有周昭王和周幽王两任周王死于出征作战的过程中，还有好几次周王在战场上身陷险境的情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因为周王经常要在前线指挥作战，面对的危险非比寻常，所以西周有一个虽然未见成文法但是向来没有例外的政治原则：国君和太子不能共同出征，如果国君出征，太子就必须留守都城。纵观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的记载，直到周幽王登基，这一政治原则从未被打破过。正是因为这条政治原则的存在，当周昭王“南征不反”的时候，太子姬满正在坐镇丰、镐二京，在获得父王死讯以后便较为顺利地接管了王权。

骊山之战（戏水之战）是整个西周历史上唯一一次周王和太子都出现在战场上的战役，这显然极不寻常。从传世史料来看，这似乎是因为周幽王和太子伯服都被犬戎包围在镐京，在城池即将陷落时被迫突围向东逃跑，跑到骊山脚下时被犬戎追上杀死。但是，这既不符合《竹书纪年》和《系年》等出土史料对周幽王晚年首先出兵攻打申国等军事活动的记载，也不符合《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的战争背景，更不符合早期游牧民族的作战作风——他们在攻陷丰、镐二京以后，应当像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此前历次战役一样，把主要精力用来洗劫城市财富和奴役市民，而不是苦苦追杀突围的敌人。

据前文的分析，骊山之战之前的情况是周幽王率领周军主力东征南阳盆地的叛乱诸侯，留太子伯服坐镇丰、镐二京。因此，骊山之战的真相应是这样的——当犬戎和西申联军渡过渭河以后，太子伯服在丰、镐二京组织防御，但是由于某座桥梁或长堤上的守军投降，结果都城陷落，伯服被迫带着母亲褒姒等王室成员突围向东撤退，与周幽王从南阳盆地赶回来的主力军会师。这时，周军经过长途奔波，已经十分疲惫，且很多战士尚未到齐。对周幽王来说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先在附近找城市休整，安置褒姒等从丰、镐二京逃出的贵族家属和民众，等各路兵马到齐，再收复丰、镐二京。

但是，放任犬戎在自己眼皮底下洗劫都城，又会极大地打击周天子的威望和神圣性。周朝不能没有丰、镐二京，因为丰、镐二京是周文王以来列祖列宗的陵墓和太庙所在。于是，周幽王像历代周王在重要城市陷落后做的一样，遵循战车时代的主流军事思想，决定立即反击犬戎，夺回都城。

鉴于从南阳盆地匆忙赶回来的军队尚未到齐，为了增加获胜的把握，周幽王打破常规，决定让刚刚逃出丰、镐二京的太子伯服及其部属与自己一同参战。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但也是一个鲁莽的决定。正在洗劫丰、镐二京的犬戎得知周幽王的军队正在逼近，发觉守城和撤退都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遵循青铜时代军队常用的“互爆”原则，主动出城迎战。双方在骊山脚下遭遇并展开大战，结果体能不足的周军惨败，周幽王和太子伯服双双战死沙场，王后褒姒也被犬戎俘虏。

在春寒料峭的骊山附近战场上，树木的枝头刚刚勉强绽放出绿芽，戏水河则被西周将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丰、镐二京市民熟悉和盼望的“西六师”凯旋的歌声不会再响起，取而代之的是犬戎人和叛乱诸侯的肆意狂欢。

西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血性的王朝，每一代君王都曾经亲临战场，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西周王朝在国君和太子突然战死后陷入灭顶之灾。

周幽王本人虽然葬送了江山，但是从史料记载看，他在位期间一直遵循着祖先的教诲，从西周传统政治文化来看，他基本没有犯什么大错，史书上加给他的罪名“以妾为妻”“废长立幼”“烽火戏诸侯”等，应是后人的恶意杜撰。就连鼓励“虢人灭焦”和讨伐申、鄫等诸侯的战争，也只是在遵循周宣王时期“削藩”政治的既定方针而已，况且这几场战争是否都发生在周幽王时期也值得商榷。周幽王并没有犯下什么残害忠良、盘剥百姓的罪行，对他的攻击也只集中于他信任褒姒和虢石父等人事问题上面，而这很容易用政坛派系斗争来解释。

没有“周幽王的时代”，有的是“时代的周幽王”。

骊山之战（戏水之战）的真相大致就是如此。

那么，周军主力在兵力和战斗经验都强于犬戎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在都城城郊战败，而且近乎全军覆没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跳出周幽王的视角，从其他角度来审视这场战役。

除了周幽王、王后褒姒、太子伯服一家之外，参加骊山之战（戏水之战）的周军指挥官大致可以确定，即两位卿士：虢公鼓（虢石父）和郑桓公。

虢公鼓的祖先

虢氏家族是西周最重要也最稳定的贵族世家。历代周王都对虢氏家族极为信任，让他们世袭师氏和卿士，长期掌握西周的军政大权。史书对历代虢氏家族成员褒贬不一，不过可以确定，尽管虢氏家族成员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内长期手握大权，但是一直绝对忠于西周君主，即便在所谓“虢公长父之乱”的“国人暴动”期间，虢氏家族也坚定地站在倒台的周厉王一方。

虢公鼓（虢石父）在担任卿士以后，秉承祖先的这一特质，始终在政治改革和军事活动中支持周幽王。一些较晚的著作声称，虢公鼓与周幽王、伯服父子都战死在骊山下，不过三门峡虢国君主墓葬中出土的骨骸都腐朽严重，难以判断死因。以常理判断，既然虢公鼓的尸体能够在虢国家族墓地下葬，那么他很可能并不是战死沙场的，但是他在骊山之战以后便从政坛消失，可能是因伤致死，西虢国君主爵位和周朝卿士职务从此改由他的儿子虢公翰继承。

从虢公翰此后指挥的虢国军队表现出较强战斗力的情况来看，西虢国的军队在骊山之战中的损失并不太大。看来，周幽王在与褒姒、伯服母子会师以后，因为急于收复丰、镐二京，不等虢公鼓率领的虢国军队全部赶到战场，就匆忙与犬戎开战，他输掉骊山之战是合情合理的。上万人的军队在急行军时往往队伍前后会被拉到几十千米长，所以等到周军败局已定，虢公鼓才带着先头部队赶到骊山加入战斗，但是回天乏术，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不久后便因伤势恶化去世。

不过，在那个时代，战车部队基本上只能打击溃战，打出歼灭战并不容易，全歼一支上万人的大军更是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正常情况下，周幽王和太子伯服即便输掉了骊山之战，也完全可以带着一部分军队撤到东方的某个城市里退守，而犬戎则不会继续穷追猛打。那么，这么大的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全军覆没呢？

如果周幽王的军队从骊山战场上向东撤退的话，他们的退守目标多半就是周穆王的都城“南郑”，即今陕西省渭南市的临渭区至华州区一带的“郑邑”。这座大城名列西周王畿地区的“五邑”之一，距离骊山战场只有40千米左右，相当于一个马拉松的距离，战车和轻装步兵在战败的当天完全可以从骊山脚下跑进郑邑避难。

而当时郑邑的统治者，正是备受周幽王信赖的另一位贵族大臣——司徒郑桓公。

如前文所述，有些史料说郑桓公是周幽王的叔叔，有些史料说郑桓公是周幽王的庶兄。无论如何，郑桓公都是周幽王父子最近的亲属，也应该是他们最信赖的人。

据《史记·郑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郑桓公和周幽王、太子伯服父子一起，都战死在了骊山战场，是为国尽忠的楷模。

然而，清华简《系年》《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史料却有不同的记载，这让不少学者相信，在骊山之战后，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情况——郑桓公，他，竟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