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一人独立媒体：《新新闻》

我们追求自由精神，经历过动态清零、白纸运动，这些都是成长的养分。创办《新新闻》，是我自己获得养分的方式。

“《新新闻》依托不受审查的平台，以一人媒体、独立运营的方式，为追求自由精神的中文社群提供高质量原创报道，为打破『这里没有新闻』的沉默、阐释社会结构的压迫、联结同路人，提供力所能及的能量。”——《新新闻》创刊辞，2024年2月21日。

独立媒体《新报纸》成立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创刊辞和编采原则，里头提及“威权噤声”、“新闻自由”等多个在墙内恐被屏蔽下架的词语。

“在中国真正做好新闻的人，没有人是不抑郁的。”在中国境内做新闻，有来自政权的铁拳，能赋予的生活条件也不高，各方面的现实压力叠加，容易让人绝望。成立一人独立媒体，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尝试脱逃和寻求改变的一个出口。

2025年年中，《新新闻》与《端传媒》合作报道〈从现场封锁到以通报为准，新闻报道的各环节在中国是如何被瓦解的？ 〉，写下如今的中国新闻行业为何令人绝望。报道最末段，是关于这一代中国记者们绕过大环境限制，继续做新闻的尝试故事，段落标题写着“摸着石头过河、或成为那块石头”——《新新闻》也是其中一块石头。

此外，对于2026年的中国媒体环境与独立媒体的走向，《新新闻》也在《田间》的华文媒体展望系列中分享看法，强调“如何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有韧性且永续地）运转，是大家需要一起努力的新阶段。”



《新新闻》创刊辞。（撷取自《新新闻》Instagram）

田间（以下简称田）：为什么会想成立一人媒体，并且取名为“新新闻”？

新新闻（以下简称新）：之所以叫新新闻，因为我想做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这七、八年，很多中国媒体人出走机构媒体，因为言论审查，也因为薪水太少，整体来说，中国媒体环境越来越糟糕。因为各种原因，有人离开中国，也有很多人转行，或许不以此为生了，但on and off都还在撰稿，以自由撰稿人的形式去做报道。

我也尝试过。但我发现，因为还是在写一些中国官方不允许的题目，整个人处在非常隐密的状态，没有自己的byline（署名），没有自己的portfolio（作品集），更不可能积攒自己的reputation（名声），这对于我的自我价值实现，有一个很大的结。我想打破这个模式。

非常小辨模的独立媒体，在全世界都有，像是香港《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关闭之后，很多媒体人成立小型独立媒体去运作，在乌克兰、伊朗和阿富汗等世界各地，也都有这种媒体，我是因此被启发的。

当然因为人少，（个人媒体）运转起来不可能像《端传媒》那样，那也没关系，每个人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这样的话，我做的报道能够属于自己，这份归属感，可能是当今许多独立撰稿人无法拥有的。

田：《新新闻》做过很多不同主题的报道，在人力与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您如何选题？

新：我在建立这个号之前，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抽空在想，在小本子上规划这个媒体，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报道。

西方媒体经常报道的议题，像是他们跟得非常紧的中国外交、军事和地缘政治题目等题目，我就不去分一杯羹了。也有很多题目，中国媒体还是可以写的，我也不用去凑热闹。主要想做出差异性来。

像是2025年初做的“欠薪中国”专题，这是中国媒体会做的选题，但很明显，本土媒体报道不了，这可能也不是外媒特别关注的议题；也做过比较讨巧的题目，像是用DeepSeek看中国审查制度。



《新新闻》与《低音》合作的低薪专题。（撷取自《低音》网站）

不过，有些很重要的题目，我还是会跟进。比方说黄雪琴案件的宣判，西方媒体肯定会报，其他中文独立媒体也会跟进，但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也有写。但我可以挖得比别人更深度一点，或者更快一点。就算是相同选题，也能做出差异。

当然也会考虑我个人有兴趣的选题。比方说，我觉得人权报道、抗争报道非常重要，而且现在也越来越稀缺了，会写的人不是进了监狱，要不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写。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脉络传承下去，是我会坚持做下去的题目。

我也会想做更多元一些，像是性别报道，这个议题启发很多中国年轻记者，与他们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相关。

田：不同于西方媒体，华文媒体通常不会公开自家的编采准则。不过《新新闻》有公开详细的编采原则，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原则里也写道“不接受看稿、看引述内容”，这件事实际执行状况？

新：我是借鉴西方媒体的方式，比方说，路透社（Reuters）每篇报道下方都有一个link，点进去是他们的报道准则，虽然这份给公众看的（准则）稍微宽泛一点，给员工的内部手册肯定更详细，但我觉得也足够与公众进行原则性的交流了；《纽约时报》官网上也能找到，包括每位记者的profile page，会提到他们如何恪守这些伦理准则。

西方媒体会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全球趋势──大家对新闻媒体，尤其是建制媒体，越来越不信任。每个国家的脉络不太一样，但中国的情况，一是官方操弄，二也因为在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的民粹主义兴起。那怎么办呢？你费了大劲写个一万字报道，结果别人说fake news就不看了，岂不是白忙活？所以应该解释的部分，我就多解释，我觉得这是获得公信力的方式。比方说，报道里只要有匿名，我一定标示这是匿名，以及为什么要匿名。

看稿这件事，我真是深恶痛绝，以前在中国媒体实习，很多采访对象要求看稿，我忘记最后有没有给他们看了，但每次有人提出这件事，我就不爽，我觉得这是对新闻媒体独立性、对新闻这门技艺的不尊重，把它（媒体）当成公关、宣传。

为什么要写出来呢？一个比较实际面的原因，哪怕采访同温层的受访者，像是人权工作者、律师等等，他们也有看稿的想法，虽然说他们可能已经是海外的运动者。我觉得同温层更应该打开窗说亮话，所以才把采编原则贴出来。

我遇过不只一回，同温层的受访者提说，刊出前能不能看一下啊，我会直接把采编原则link发过去，跟他解释，我是独立的媒体，在这个公民社会里，大家有不同位置，希望你能理解和尊重我的工作，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能理解的。

所以我可以拍胸脯保证，《新新闻》目前的十几篇报道，没有给过任何人看稿。不是说采访不了你，稿子就写不了，原则性还是要守住。

田：您在编采原则中也有提到“客观核查”、“公正公平”的原则。现今媒体经常被批评不够“中立”，您如何看待及做到这些原则？

新：在我的环境里，包括之前受过的新闻教育，以及工作经验中，没有人把“中立”当作一个原则。我所理解的“中立”，（只）出现过partisan的概念上，也就是在党派之间要中立，不是一个偏向任一政党阵营的媒体。

但很多议题是没办法保持中立的，这么做反而会成为恶者的共谋。

新闻工作者应该讲求的是“客观”与“平衡”。客观的话，事实是什么，就应该呈现什么。但每个人都有局限，有自己的感情、认知和态度，加上《新新闻》多数稿件不是hard news，而是议题探讨，虽然议题有纯粹客观性，但在被人理解的过程中，肯定夹杂主观色彩。我无法回避它，只能尽量透过专业能力，减少主观意识，去影响客观事实的呈现。

至于平衡，不是说张三和王二吵起来，那我就张三写一句、王二写一句，那只是非常懒惰的虚假平衡。真正的平衡是，若有一方是弱势，遭到压迫，那更应该多方面呈现它，呈现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不过，就算是同温层读者，也可能有人不认可我对事实的描述。这时候，我会回到一个很原始的问题——我创办这个媒体、写这些报道，最后究竟是为了谁？既然要做自己的媒体，就必须想清楚是要服务谁。 《新新闻》所服务的读者，多数是像我一样追求自由精神的华语读者，当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所以当有人说我不够客观，比如小粉红或网络上的黑子，我反而会想：这篇报道发出去之后，我想服务的那个群体，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他们是接受的，那就可以了。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兜底”吧，不让自己那么内耗，陷入一种哲学式的自我否定中。

田：《新新闻》主要经营的平台是Instagram，为什么选择Instagram，以及读者轮廓？

新：在开放社会，大家能接触到的信息是自由的。但中国不是开放社会，我才选择在Instagram运营。身在中国，但又在玩Instagram的人，某种程度等同于现在身在海外的中国人，这些人可能之前出国读过书，或者本身就爱翻墙、想去接受不同资讯。 《新新闻》面向的就是这一拨人，他们有人在国内、有人在海外，但思维观念是一样的。

很多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还是比较在意把稿子写好，对audience research（阅听众研究）、audience engagement（阅听众互动）没有那么在意，或者说没有那个意识。但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我不时会做读者统计，Instagram后台就有数据，很方便，搬一搬、抄一抄，做个表格，给自己看。

按照IP来看，《新新闻》读者将近40%来自中国大陆，实际位于中国的读者。

令我比较惊讶的是，香港读者很多，有将近30%。我猜是因为香港读者对独立媒体、小型媒体比较习惯，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或2020年国安法，大家开始习惯这种媒体形态；应该也有很多“港漂”；另一方面，香港本地读者对中国内地的关注程度，就我理解，是高于台湾社会对中国的关注。

中国加香港的读者将近70%。台湾读者大概是10%多一点。剩下的20%来自欧美，我相信多数是现在人在欧美的留学生，可能以中国人为主，也有一些港台人。

年龄分布方面，我想分享，年轻人真的很多。将近70%读者是35岁以下，其中约40％是25岁以下，有很多读者是还在读书，或者刚读研、刚工作。

这点让我很欣慰。因为在注册这个帐号前，我就在小本子上写下想要服务的群体，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那个群体。这种circle back的感觉挺好，说明我的计划是成功的。

性别比例的话，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不同议题会有差异，性别议题女性会多一点，时政类男性会多一点，整体是扯平。

田：在张雅笛被捕后，《新新闻》与《低音》合作报道，这篇报道引来不少批评，认为会对救援造成负面影响，相隔一个月后，《新新闻》再刊出一篇声明。您如何看待这些质疑和批评？当时为何选择发表报道与后续声明？

新：总的来说，我的感受是，哪怕是同温层、哪怕是身在海外的中国年轻人，大家对新闻媒体、对独立媒体的理解，还是不太清楚。

他们会觉得，你就应该去配合，就应该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要写，会觉得“官方还没有认定事实，你为什么要先报道？”他们把“官方认定”当成非常重要的前提。很显然，成长在只有蓝底白字通报、没有真正新闻媒体报道的环境里，这样的社会现实已经内化成他们的认知框架。



刊出张雅迪声援报道一个月后，《新新闻》再刊出报道声明。（撷取自《新新闻》Instagram）

新一代年轻人更强调个人权益、个人安全，这是正常的，也是社会发展的脉络，无可厚非。但如果看待一篇墙外的独立媒体报道时，依然一味强调被官方manipulate（操弄）过的“安全”概念，那会变得非常拧巴、非常奇怪。

很多读者对新闻的概念是模糊的，对人权的概念是模糊的，对“声援”、“救援”这些事情也是模糊的。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人权）抗争运动，很多都是七八年前，甚至更早。对年轻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大家有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正义的心，但对这些概念陌生，就会（对声援报道）有一些批评吧。我愿意把这些概念和报道缘由再呈现一遍，即使他们最后还是有不同的观点，那也没有关系。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回来参照，这也蛮重要的。

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还要发这个声明？因为现在非常缺乏这些讨论，对于人权和声援的讨论很少。最近比较大规模的讨论是白纸运动，但那也有不少争议。再往前推，可能就是许志永、滕彪那个时候了。中间出现了一个断代。

现在的人对于人权抗争、公民运动，然后人权报道、声明报道、抗争报道，非常陌生。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义务，把这个脉络给再续一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大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也很模糊。尤其在一个逃离了中共铁拳、但又没能完全脱离它，还要面对各种问题的情境里，怎么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呢？老一辈媒体人说理时，常说要符合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但总是没有说得仔细，公共利益怎么平衡？专业操守怎么去实践？

我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些道理讲得更细一点，也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evolvement。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再发一篇声明。

在刊出这篇报道前，有没有预想到反对的声音？有，当时网络上已经吵起来，我也知道海外中文、简中社群可以是很暴力、非常混乱的，很多文革式的东西还在里头。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发。

田：在白纸运动后，有越来越多的华文独立媒体出现，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发展情况？

新：《新新闻》成立的时间点是后白纸运动，有一些独立媒体出现，像是《水瓶纪元》、《WOMEN我们》等等，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媒体出现，结果并没有，这让我有些诧异。我原本以为《新新闻》只是众多春笋的一小枝，其他春笋会长得更茂密、更结实。

后来我与一些同行交流，发现大家太局限在撰稿人的思维模式，以前做记者，现在不做了，那改做撰稿人，非常理所当然。但我想鼓励大家跳出这个思维，把自己放在编辑的角色，去思考一个媒体的布局，用全局视角来观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规划媒体定位、设定不同议题框架等等。

大家之所以局限，与社会现实有关。许多年轻新闻学子即便进到媒体，根本碰不到时政、外交或经济等议题，而是在非常边缘的办公桌，专注“一亩三分地”的社会深度，写的报道可以很牛，但那只是在社会深度方面，它不能转化成媒体运营的根基和模范。这很可惜。到后来，深度报道也很难做了，许多人转向非虚构写作。好的文本一直出来，像是《在场》的作品，我肯定没能力写成那样，但在单篇单篇的好作品的外头，还有“大片荒野”未开垦。

中国媒体生态好多年前就是如此：好文本很多，但没有好媒体的出现，即便离开中国，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仍然如此。我非常喜欢《端传媒》，它在我的新闻实践上给予不少启发，但大家老是提到它，正是因为没有可以替代的，这是问题所在。



《新新闻》与《端传媒》合作报道，谈中国媒体当今困境。（撷取自《新新闻》Instagram）

华文媒体“去中心化”的生态尚未成形，所以我很鼓励前辈、后辈，几个好朋友组成一个媒体运作，完全自主，这对中国媒体生态、华文独立媒体生态都很重要。我在《新新闻》或自己接受采访，都在努力传达这个信息。

田：《新新闻》经营这两年来，遇到哪些挑战，以及接下来有什么目标？

新：我的目标是希望《新新闻》能有10000个追踪数，那我就觉得这个号算是做成功了，我看一些中文社群或信息平台，像是《库民日波》或者是“北方广场”，有70000到100000左右的追踪数，那我就做他们的10%，我觉得就可以。之前是设定三年10000粉丝，现在觉得真难呢，那就慢慢做吧，有一天做到就好了。

现在最稀缺的，就是我的稿件不够多，以及更新非常不规律。这也是这个帐号目前发展还没有那么好的最大原因。 《新新闻》是一人独立媒体，一人的话很安全，也可以省很多事，但是相对的，维持运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不够。

一人媒体不能只是写稿和找合作，像我是用Instagram在经营，也要有社群经营的思维和运作，包括自己做图、频繁发文等等。

现在大家每天刷社交媒体，每篇贴文只看三秒钟，思考要如何抓住别人的眼球，去读文章，读完还会分享，都是很重要，也是我在建立帐号前都考虑过的事。比方说，《新新闻》贴文的第一句皆是“阅读全文需要几分钟”，这是经过实证研究的，让读者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阅读，并且这个时间不太长，有利于读者读完文章；又比方说，我在每一张贴文图上，都放上新新闻logo，字体做得很大、很夸张，也是为了吸引读者。

更新不规律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我是现实生活比较充实的人，常去做些与新闻或政治无关的事，我不倡导要像苦行僧一般，在家里埋头写稿，结果整个人变得抑郁、很丧。过好生活是第一位。但也因此呢，导致《新新闻》更新不频繁，涨粉没预期地快。

其实，《新报纸》一开始原本预期是做短平快，大约1000、2000字的报道，频繁更新。这样才能够与其他媒体做出差异。

但后来发现，有时候写短了，反而有点不甘心，或者因为写得不够快，写短也没用了，才知道快速且规律的出稿，比熬一篇长稿还累，在实践上有些力不从心。

田：《新新闻》对您个人的意义？

新：可以说，《新新闻》是为了我个人的理想而创办的。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工作的薪资有多高，但我不需要靠《新新闻》来赚钱，送外卖都比这个赚得多。

说为了理想，感觉很浮夸、很唱高调，但我愿意把它说得详细、落地一点。以前做媒体工作，总觉得自己渺小，怀疑做这行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自我怀疑非常不好受。做这个号，是为了让自己不内耗，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所以也可以很自私地说，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公义，而是让自己觉得有用，那后来发现，《新新闻》确实为同温层、公民社会付出一点东西，那这样就好了。

我之所以这么在意自己的价值，想做点什么，跟我这一代中国人成长背景有关。我们追求自由精神，又经历过动态清零、白纸运动，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创办这个媒体，就是我自己获得养分的方式，像光合作用的过程，形成了正循环。

其实我觉得，《新新闻》是在“save”我，这是一场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