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打击“村霸”，有何深意？

“经市局研究决定，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对‘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有组织犯罪开展专项打击，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4月5日，安徽省便德市公安局发布上述通告，提出全面公开征集“六霸”有组织犯罪线索，并公布了来电、来信、来访等举报方式。

近日，辽宁、湖南、山东、新疆、甘肃等多地，均发布通告，表态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

多地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安部多次明确作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这项工作涉及多项整治问题清单，其中就包括整治“六霸”。2026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又对这项工作再部署。此外，打击“六霸”也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六霸”成为危害一方的“地头蛇”，尤其是“村霸”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此次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多地严打“六霸”，释放明确信号：惩治“六霸”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类黑恶势力进行常态化打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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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长期存在？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注重对“六霸”的打击力度，多个省份也陆续公布过打击数据，如2025年，甘肃省依法打掉“村霸”“乡霸”“矿霸”等各类霸痞13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9人。

“六霸”问题由来已久，尽管屡受打击，因何至今存在？

这要先了解究竟何为“六霸”。广德市公安局发布的通告称，“沙霸”“矿霸”，是涉及非法采矿、非法采砂、垄断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并存在强揽工程、恶意竞标、强迫交易、恶意威胁等暴力手段打压竞争对手的黑恶势力。“街霸”“市霸”，是在人员密集、交易频繁的商贸集市、批发市场、娱乐场所等区域进行寻衅滋事、强买强卖、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等行为的黑恶势力。

在郑风田看来，“六霸”以“村霸”“乡霸”等为主要群体，他们通常活跃在乡村或偏远地区的乡镇区域。按照上述通告的定义，“村霸”“乡霸”，是利用家族、宗族等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在农村等地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拿硬要等，破坏一方秩序、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占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从案例看，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村霸”确实存在。比如，安徽淮南市的一位村主任就被指是“村霸”。根据当地公诉机关的指控，淮南市西瓦村原村主任吴化好，以吴氏宗族为纽带，纠集宗族恶势力，勒索辖区企业，强占工程项目，把持基层政权长达20年。

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魏桥村原支部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士学等人被当地法院定性为涉恶势力犯罪团伙，其因聚众斗殴罪、职务侵占罪等罪名，获刑十九年八个月。多位受访的魏桥村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士学曾连续担任14年村支部书记，其中约有7年时间兼任村主任。在换届选举时，他公开拉票。在他担任村支书期间担任过村主任的成传兵称，其因为经常提反对意见而被排挤。

包括“村霸”在内的“六霸”长期存在与多种原因有关。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因地处偏远，当地警力等人手不足，对他们打击力度不足；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导致农村贿选、黑恶势力渗透等问题在某些地方得不到解决，使得一些“六霸”人员成为村干部。

另外，“六霸”往往与当地宗族势力相掺杂，在当地关系盘根错节。郑风田说，现实案例中，“保护伞”问题比较突出，这也导致打击难度增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的案例显示，在“保护伞”的庇护下，有的“沙霸”“矿霸”肆无忌惮侵占国家资源，甚至将“黑手”伸向长江。

比如，江西省九江市政协原副厅级干部古小平等人为朱志模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2004年至2019年，以瑞昌市码头镇朱湖村党支部原书记朱志模等人为首的涉黑组织，长期把持基层组织，盘踞朱湖村附近长江水域疯狂采砂，并通过成立巡逻队驱赶外来采砂船、强迫交易等方式，非法控制周边采砂行业，仅依托其中一个砂石经营站4年时间就非法获利2000余万元，严重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2010年至2014年，古小平先后在担任瑞昌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默许纵容朱志模等人大肆非法采砂，在朱志模的采砂船和设备被有关部门扣押后协调退还，并为其说情抹案、站台撑腰，帮助承揽工程项目。

更有甚者，有的公职人员自身就是“矿霸”。相关通报显示，贾净博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副旗长、公安局局长期间，指使公安局班子成员及民警为其垄断经营砂石矿场提供帮助，并通过串通投标、强迫交易等手段，控制该旗全部4家砂石矿场，恶意哄抬价格，仅半年就非法获利600余万元。

安徽省某地一位纪委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办理“六霸”案件难度较大，有些“六霸”的家人或亲友等本身就从事政法工作、纪检工作等，这导致办案时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增大了办案阻力，甚至被“内鬼”通风报信。在取证方面，一些“六霸”人员，并不直接采取暴力对抗，而是通过纠缠滋扰、言语恐吓等“软暴力”实施。有些受害者担心遭到报复，不敢举报，即便当地表示为举报人保密，也并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

如何整治？

这些年，为了整治“六霸”，我国在法律层面上不断完善。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从事非法活动，组织或者参加非法宗教活动或者邪教活动的，不得作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舆论认为，上述规定相当于设置了一道门槛，限制并杜绝了潜在“村霸”参选。

地方上也在不断探索并制定相关制度。比如，安徽省纪委曾专门下发《关于在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中重视做好“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整治工作的通知》，建立“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整治报告制度，坚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对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深挖严查，并将整治情况、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全省年度政风建设考核内容。

除了完善法律和出台相关文件，多位受访者表示，因“六霸”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对其整治时，还注重与其他相关部门联手打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文指出，惩治“沙霸”“矿霸”等黑恶势力背后腐败和“保护伞”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与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严惩与“沙霸”“矿霸”等存在利益勾结，为其站台撑腰、提供庇护的“保护伞”及不担当不作为、监管不力等问题。

此外，“打早打小”也被提及。辽宁省鲍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兴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六霸”滋生蔓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打击时，应注重“打早打小、源头预防”，避免其形成更大危害。此外，还应对“六霸”中的一些大案要案，采取提级办案、异地用警等方式，降低办案阻力、提高办案效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段时间里，基层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相关的法律规范比较薄弱，监管不到位，所以出现了一些灰色地带。比如，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过去村庄的自主性很强，政府不干预或干预得比较少，“村霸”“乡霸”等人员就容易出现大发“土地财”“矿产财”等问题，其中还伴随暴力征地、故意伤害等行为。

吕德文因此认为，在严打“六霸”时，要注重斩断其灰色利益链条，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一些商业活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将打击“六霸”提高到反腐工作的高度上。“必须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重，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消除‘村霸’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