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没有电梯的老破小里，若楠裹着泛黄的旧被芯，盘算着如何把每天的饮食开销控制在20块以内。周歆宅在长沙的合租房里，不敢轻易踏出房门体验风土人情，一顿“漂亮饭”就抵得上好几天的伙食费。黄寻则翻着经验帖，反复对比各快餐店会员和节点优惠券的使用规则，试图从牙缝里再省出一些钱。

这些拖着行李箱穿梭在陌生城市的大学生，正陷入一种新型困境——“投资型贫困”。这一说法原本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农户的一种状态：他们的收入虽高于贫困线，但可支配资金有限，难以进行必要的再生产或改善性投入，因而长期停留在“无法向上发展”的区间。类似的逻辑，正在出现在大学生的就业路径中。为了换取包好的就业机会，一部分学生选择离开学校或家乡进行异地实习，在短期内承担房租、交通等各项成本，甚至陷入入不敷出的状态。

异地实习生们处于正式劳动关系的边缘，既不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学生，也不被当作享有权益的员工，在一种“灰色地带”中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文｜庞贝

编辑｜阳少



到底要花多少钱？

2025年12月13日，周歆用那张207元的打折动车票，历经3个小时从东莞抵达长沙南站。晚上11点半，地铁已经停运，她推着24寸的行李箱，左手紧紧攥着蓝色电脑包、白色编织包和拉杆。编织包里装着被单、小毯、衣架、吹风机、折叠盆和一双拖鞋。虽不起眼，却是生活舒适度的最低保障。



周歆推着行李从长沙南站出来

周歆的父母在东莞做着小本生意，每月给她1500元的生活费。她会十块二十块地存钱到支付宝，出发之前，她的小金库里有5000多元。

这份在互联网行业的实习没有工资，只承诺会发放1000元的政府补贴。周歆在宿舍阳台打了2个小时电话，试图说服父母，“如果现在不去积累经验，以后只能回家啃老。”父母这才答应，承担实习期间产生的房租和路费。

周歆本打算住在长沙的青年驿站。临行前一天，她才得知申请条件中有“毕业当年、前一年和之后三年内”的硬性规定，恰好将周歆这样的在读大三学生挡在门外。至于人才公寓，则是面向留下来在长沙就业的人，需要劳动合同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她同样无法申请。落地后那三晚的酒店费用完全不在预算内，她只好连忙找合租房。

考虑到通勤距离和居住安全，她选定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区电梯房，有保安和门禁卡。这间次卧不大，没有阳台，只有床、沙发、书桌和衣柜几个基本家具。月付1200，押一付一，从住所到公司步行不到十分钟。

这种用时间换空间的选择，以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城市得到呈现。在租房成本更高的北京，实习生们往往面临一道经典的选择题：每向市中心靠近一环，月租涨800至1000元；每向外延伸一站地铁，通勤增加15分钟。

来自广东的黄寻在科技行业实习，日薪只有140元，按每月24个出勤天数计算，他的月收入约3360元。黄寻住在昌平线旁的小区房，用每天2小时的通勤，换取每月2000元的生存空间，并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精打细算的规划。利用闲鱼优惠券和银行卡减免，他能将通勤成本控制在10元左右。在地铁站便利店买“三件七折”的临期面包，三天采购一次，搭配上公司的免费牛奶，早餐就能控制在2元，午餐通常是15-20元的拼好饭。晚上7点下班，他通常会换乘去北京著名的美食街，有时一顿猪脚饭双拼就能花掉40元。同时，他每天定投15元美股，这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未来基金”。即使在“投资型贫困”中，年轻人仍在试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房租、饮食的花销，只是异地实习的成本冰川里看得见的部分，真正让前往异地实习的大学生们措手不及的是，那些隐藏在账单里的隐形成本。这里包括往返交通、置办被褥家电、中介费等，算下来高达3500-5000元，相当于普通家庭两个月的可支配收入。

2025年7月初，来自黑龙江的李茸茸为了体验线下的深度选题会，决定“倒贴”进京。尽管这份媒体实习没有合同、没有补贴，属于零薪实习，但她的小金库里有和妹妹共同打理的1.6万余元积蓄，那是大学几年从生活费里攒下的。暑假结束，她因学校不批假提前结束实习，1700元押金打了水漂。这笔钱，够她在北京交一个多月的房租。

除了押金损失，还有那些“为省钱而花出去的钱”。李茸茸曾雄心勃勃地计划自己做饭，买了小电锅，准备了大米、挂面和调料。但一个人做饭成本高且难以把握分量，买来的菜常常烂在冰箱里，调料也未拆封就被丢弃。她不得不向外卖妥协，而那笔“做饭投资”，最终成了沉没成本。



李茸茸为做饭准备的调味品



谁来买单

过年回家时，周歆妈妈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这几个月花了挺多钱啊。”听着妈妈的调侃，她有些无奈和委屈，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又不是出去玩，是去实习啊，你以为我想出来吗？我也想在家躺着啊……”眼前的菜顿时索然无味。

她知道妈妈无心，但听起来很别扭。公司承诺的1000元政府补贴，就像挂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看得见却吃不着。实习两个月下来是赚不了钱也回不了血。

实际上，大多数城市的实习补贴必须由企业统一申报。面对流动性大、人数众多的实习生群体，企业往往选择积攒一批再走流程。加上提交、复核、公示、拨款，这套行政流程走完，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等到钱真正打到卡上时，周歆的实习可能已经结束，甚至已经毕业。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约有78%的异地实习大学生处于“收支倒挂”状态。原本应由企业承担的人才培养成本、由社会承担的就业衔接成本，正在大规模地，提前或全部转移到学生及其家庭身上，企业就以极低的代价获得了筛选权和劳动力。

父母愿意为孩子在异地实习出钱，却不清楚钱真正的流向。子女接受资金援助，却也时刻背负着“这笔钱花得值不值”的心理压力。双方的张力，在若楠的家庭里被不断放大。

若楠来自甘肃庆阳，爸爸工作不稳定，妈妈在食堂做厨师，月薪三千五，刚够维持家里的开销和弟弟的学杂费。上大学后，她会从每个月1500块的生活费里拿出500存着，空闲时会当家教、兼职写手。考研那年，报班、资料、报名费花了八千多，没问家里要一分钱。一旦向父母要钱报班，“考不上”仿佛就成了一种罪过。

考研失利后，她联系到一家可实习转正的西安广告公司。那时手里只剩3000块，而实习的第三个月才发第一个月的600元补贴。她不得不向家里开口。

“你现在就告诉我，研究生考没考上？”父亲的声音听起来不容反驳。若楠坐在宿舍上铺，有些羞于启齿，“没考上，现在要去西安实习。”父亲仿佛用一秒就接受了这个结果，“是不是去西安一定能转正？”问了两遍。若楠重重呼出一口气，承诺道：“去了肯定会努力争取。”一个小时电话结束，四千块钱转了过来。若楠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知道，如果这次不成，家里再没有余力支持她第二次。

出发前，她先订了三天的12人间青旅，一天20块不到。第二天，她联系妈妈邮寄被子、枕头、床垫和三件套，想着邮到的时候房子也找好了。“这算下来四五百，先借你，工资发了记得还。”她沉默应下。

父亲的查岗比预想中更频繁。多数只会反复地询问：“这个月钱发了没？花了多少？余额截图发给我看看。”每次挂断电话，焦虑便像潮水般淹没若楠。实习工作的压力、论文修改的繁琐，叠加上父亲的质问，总让她在凌晨四点哭个不停。

见习转正后，她拿到第一笔正式工资——5000元。父亲在电话那头算了一笔账，“连自己也养不活吧，怎么养我？”在2025年的新一线城市，5000元是本科生勉力维持体面的平均起薪，仅仅够覆盖房租与温饱，无力承担“养家”的重任。但在父亲的认知里，读书依然承载着十年前“一人工作全家脱贫”的幻梦。

薪资现实与家庭期待产生断层而引发的质疑，是所有“投资型贫困”实习生在未来将要面临的。父母们不知道，跟他们那个年代找工作相比，今天的劳动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学历的保值能力在下降，而入场的成本在攀升。

如果将异地实习比作一次房产投资，家庭支付了首付，而实习生本人，则贷款抵押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时间尊严和未来的可能性。

若楠受够了群居的逼仄，选择在老破小合租。那栋楼外焦里嫩，没有电梯，往6楼爬的过程中，她的腿一直在抖——不是累的，是怕。楼道里很多门大敞着，铁门生锈，里面黑漆漆的，像废弃的烂尾楼。她总觉得会有什么人突然从哪个门里钻出来。

气喘吁吁打开门，客厅采光几乎没有，沙发背对着门，上面堆着杂物和一把吉他。若楠的房间是有阳台的主卧，押一付三下来一个月600元出头，楼下有很多饭店和水果店。若楠当机立断确定下来。



若楠租住的房间

煎熬的不只是居住环境，还有天气。从南方学校出发，若楠只带了几件春装。三月的西安，比她想象中冷得多，房间的暖气效果也很差。妈妈寄来的床品还在路上。她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大衣裹在最外面。夜里冷得睡不着，只好把床上那块泛黄的被子内芯也盖上。

躺在床上，看着昏暗的灯光，若楠顿时有一种“什么都没着落”的感觉。实习期还剩6个月，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承受多少。



为何“倒贴”成了必选项

面对异地实习，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个体如何省钱的层面，更应该追问：为什么实习变成了一个需要“投资”的游戏？

华中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掌握了筛选人才的话语权，学历不再足以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实习正在成为企业介入人才培养的具体表现，只不过不承担任何培养风险。

此前，企业招聘主要看学校层次和专业对口，而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了学历通胀，学历的信号功能不断减弱。全球大学生求职平台 Handshake 发布的《2025年实习指数报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高达72%的学生将实习视为探索职业方向的核心途径，近六成学生认为实习对明确职业目标至关重要。

周歆是广东一所民办二本的大三学生，就读于工商管理专业。在招聘市场上，她的学历本就处于劣势，若简历上再一片空白，等待她的怕只有“喝西北风”。投递许久后，她用“立即到岗”的承诺和吃住行自理的条件，换来了第一份实习的入场券，在长沙一家知名公司担任电商行业策略分析岗，针对各大品牌的市场表现做数据对比和趋势预测。对于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只能用更大的诚意和更低的经济诉求，换取被“使用”的机会，用倒贴的方式，向企业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并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简单叙事。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招聘岗位相对缩减。当毕业生供过于求，企业便掌握了绝对的定价权。异地实习的大学生们不得不经历被“货比三家”的漫长考验期，少则三个月，多则大半年，干着“准全职”的工作量，拿着依旧微薄且滞后的补贴。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倒贴”现象正在更多行业扩散蔓延。过去，倒贴实习只是少数行业的特例，主要集中在传媒、时尚等所谓“光鲜行业”。这些行业人才供大于求，年轻人大多抱有理想主义，不求实习能带来经济收益，只求能学到东西。

如今，倒贴实习已经成为多数行业的常态。互联网大厂日薪看似有150元，但一个月往往上不满22天，节假日更是无薪，覆盖不了北上广深的房租；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补贴又仅够通勤；金融、咨询类行业则利用学生的镀金心理，更是开出“无薪且自带资源”的实习条件。

当传媒行业的“无薪实习”被默许，其他高利润行业发现这也是降低人力成本的有效手段，既能获得廉价劳动力，又能在不违反劳动法的情况下完成人才筛选，于是照猫画虎。加之高校就业指导体系对“大厂经历”的过度推崇，迫使所有行业都卷入这场内卷。

然而，“倒贴”也成为一道试探经济与心理承受能力的门槛。美国学者劳伦.里维拉通过对顶级投行和咨询公司招聘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倾向于录取能承担无薪实习的候选人，并非因为他们能力更强，而是因为“无薪”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

迫于生存的人不会选择无薪实习，它隐含地要求求职者拥有无需立即工作的家庭经济后盾。如此一来，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女可以将“经济资本”轻松转化为“就业资本”，在他们眼里，实习和就业并不是为了理想或生活，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而像周歆这样缺乏家庭安全网的学生，每一天的坚持都在消耗家庭的积蓄、增长父母的期望。一旦家庭中断“输血”，他们就不得不立刻退出游戏。

慢慢地，实习选拔的目标从“为了更好就业”变成了“为了不被淘汰”。而最有可能不被淘汰的人，反而会是有着充盈家庭条件作为后盾的人。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无法承担异地实习的高昂成本，不得不放弃那些“无薪但高含金量”的核心岗位，转而选择离家近但发展空间受限的次要机会。

周歆在飞书里笨拙地学习函数，从收集品牌数据、预测市场热度、制作绩效表格，到梳理商品特色，一整天很快被填满。李茸茸为气候变化下残障群体的选题据理力争，面对编辑以“公共性不足”和“不具科学性”为由的否定，她憋着一股劲儿反驳：“难道只有几百个人受影响，就不算存在吗？”稿件拖了两个月，最终还是发了出来。若楠在西安度过第二个春天。她把电热毯开到高温档，不睡人的那一半也暖烘烘的。那个蜷缩着等天亮的夜晚，已经过去了。

个体在有限的条件内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但这不意味着困境本身是合理的。倒贴实习为什么成了必选项？答案就藏在教育普及后学历贬值的趋势里，在供过于求的人才市场里，在城市地域与机会分配的不均里，在补贴机制与实际成本的错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