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议员吁收紧中企上市 分析：防给中共输血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罕见联手，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赴美上市的中企采取包严格监管，以应对潜在的国家安全与投资风险。

专家指出，中企长期利用不透明的“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规避审查，这不仅损害了美国市场的诚信，更可能使美国资金间接资助中共的军事扩张与维稳行动。

两党议员联名致函SEC 中企风险被提升为国安议题

3月19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斯科特（Tim Scott），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华伦（Elizabeth Warren）联名致函SEC主席阿特金斯（Paul Atkins），警告“与共产中国有联系的SEC注册实体，对美国国家安全、市场诚信和投资者保护构成独特风险”。

该信并获委员会13名共和党议员及5名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凸显此议题已成罕见跨党派共识。

信中要求SEC深入检视，允许中企在美上市是否可能损害美国国安、威胁公民资料隐私，并侵蚀公平、有序且高效的市场机制。

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大纪元直言，这是“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他认为，无论国企、民企或外资企业，只要在中国运作，都难以脱离中共渗透；“任何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跟共产党、跟中国有关的这些公司，实际上都是在帮中共，给中共输血。”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投资人往往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把资金送往最终服务于中共体制的企业，而这些资金不仅可能用于“军事现代化”，还会被拿去做“国内维稳，镇压中国民众”，甚至成为中共权贵挥霍与奢侈生活的来源。

VIE成监管焦点 “法律虚构”与“灰色工具”交织

本轮风暴的核心争议，集中在中企普遍采用的VIE架构。美国议员指出，这类结构允许中国企业规避外资不得持有特定产业与资产所有权的规定，藉由海外注册的壳公司赴美上市，再透过契约安排控制中国境内实体。

VIE架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可变利益实体），又称“协议控制”，是一种中国企业为了规避外资准入限制、实现境外上市而采用的特殊法律结构。

谢田指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中国网络巨头，过去二十多年赴美或赴港上市时，几乎都把VIE作为“标准配置”，本质上就是绕过监管的工具。

美国证券协会（ASA）主席兼执行长伊阿科维拉（Christopher Iacovella）对此措辞极为严厉，称VIE是中国共产党为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而炮制的邪恶“法律虚构”，并呼吁在川普领导下的SEC制止这种滥用资本形成程序的行为。

他批评，中共企业长期取得美国资本，却逃避适用于美国公司的高成本治理、资讯披露与投资人保护义务。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则从制度面说明。他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VIE“是一种建立在中（共）国的监管限制、离岸架构设计与国际资本需求之上的灰色工具”，本质是“以契约控制取代股权控制”，天然带有规避监管与责任切割色彩。

他指出，美方如今真正要处理的，不只是个别企业违规，而是整套赴美上市模式是否仍符合美国对公开市场“安全、透明与可执法”的要求。

从商业上市到战略对抗 中美金融脱钩持续加深

受访专家同时将此事放入中美战略竞争大背景中理解。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对大纪元表示，随着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美国政界已愈来愈清楚认识到中共的全球野心，因此要求在关键领域脱钩，“不能把美国的资金、美国的资本市场让中共肆无忌惮地闯进来，来发展它的军工企业”。

他并梳理，美方近年已同步推进三条主线：限制美资投向中国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敏感领域；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严审中资并购；并要求赴美上市中企接受更严格的审计与揭露规范。

王赫也提醒，此次国会致函虽然意义重大，但“本质上仍只是一封信，并非正式法案或法律质询”，后续能否转化为更强硬的制度安排，仍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向，以及美国国安力量与华尔街资本利益之间的持续博弈。

即便如此，他认为严管中企赴美上市的大方向不会逆转，“这个迟早会持续发展下去，所以美国严管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这个可能美国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

孙国祥则指出，这场争议表面上是上市监管问题，实际上是市场操纵风险、跨境执法失灵与金融竞争化三者叠加的结果。也因此，美方对中企的基本判断，正从“一般外国发行人”转为“特殊风险发行人”。

他强调，这代表中美脱钩已从关税、科技、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到金融市场与上市制度。

小型IPO、监管漏洞与投资人风险同步浮现

在市场实况上，专家们普遍指出，中企赴美上市规模已大幅缩水，但风险反而更加集中。

谢田表示，目前约七成中企赴美IPO募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逾76%低于2000万美元，这类小辨模上市股价波动极大、门槛偏低，对美国投资人构成高度风险。

他并怀疑，背后存在华尔街力量协助中企上市、从中获利，间接成为中共资本输血链的一环，因此监管部门不仅要看公司数量与募资规模，更应追查真正的操控者与最终受益人。

王赫则指出，2025年约有60多家中企赴美上市，但融资额大幅萎缩，多数已不足2000万美元；目前在美上市中企约200多家，总市值约1兆美元，相较高峰期已几近腰斩。

他同时提到，约三分之二在美上市中企采用VIE结构，低透明度也使欺诈风险升高，瑞幸咖啡遭迫退市即是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王赫补充说，中企还承受来自中共自身的压力，例如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后，即遭中共以国安审查为由强力施压，最终退市，显示“中企同时受制于美中两套监管与政治逻辑”。

“若美国收紧融资通道 中国增长模式恐更‘内卷’”

针对美国收紧融资通道的后续影响，谢田认为这对中国的冲击将是直接而清楚的。

他说道：“中企若失去美国融资管道，就难以再取得美国大型投资机构、退休基金与金融公司的美元资本”，资本流入中国将大幅减少，中共外汇储备也会随之缩水，进一步冲击进口能力与整体经济运转。

他总结道：“既然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向中共，美国就没有必要继续给中共输血。”

孙国祥则评估，香港、A股及其它离岸市场已经提供中国部分替代融资渠道；但长期而言，美国资本市场若逐步对中企关闭，中国将损失三项关键能力：获取全球性资本的能力、接入国际治理体系的能力，以及取得高品质创新融资与国际认证的能力。

他认为，最终结果，恐使中国的成长模式更“内卷”、更在地化、更依赖国家主导，也更难回到过去深度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路径。

从这次跨党派联名施压可见，美国已不再把中概股单纯视为一般海外投资标的，而是纳入国安、金融韧性与地缘政治竞争的整体盘算。

对中共而言，这不只是融资窗口收窄，更意味其长年藉由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影响力的模式，正遭遇更严厉而系统性的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