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主导孩子成长的是父母而非学校

作者：凯莉·D·英格拉姆（Keri D. Ingraham） 编译：张纯之

3月初，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介入，重申一项基本事实：孩子的主要决策者应是父母，而非学校。

在米拉贝利诉邦塔案（Mirabelli v. Bonta）的裁决中，最高法院认定，加州那项禁止学校向家长透露孩子所自称性别身份的法律，侵犯了父母的宪法权利，包括《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以及《第十四修正案》中对子女教养作出决策的权利。

在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父母都被公认为孩子生活中的首要权威。然而如今，这种权威正屡屡受到挑战，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中。

在全美各地，许多家庭被排除在孩子学习情况之外，无法取得关键的健康与个人信息，也无法为子女选择适合其需求的学校。这并非小事，而是对家庭权威、儿童福祉以及社会未来的根本性威胁。

在太多学区，具争议的课程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入。要求查阅课堂教材的家长，要么被置之不理、被告知材料无法提供，要么被要求提交公共记录申请。在学区教委会会议上发声的家庭，常被视为煽动者或惹是生非者，甚至被称为“国内恐怖分子”。

学校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将家长的参与视为可有可无，而非不可或缺。但当孩子走进教室时，家长的权利并未因此丧失。教育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家庭，而不是取代家庭。

问题不仅限于课程设置，教师与管理人员还向家长隐瞒其未成年子女的重要医疗或个人资讯。然而，如果关键资讯被刻意隐瞒，父母就无法履行照顾子女的责任。

这种冲突并非假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区推出了相关政策，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在校内进行“社会性别转换”——使用不同的名字或代名词，校方却无需通知家长。在某些情况下，校方人员甚至被要求对父母隐瞒这些资讯。这类政策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

此外，父母对子女就读学校的选择上仍被剥夺了实质的决定权。数百万家庭仍然仅凭邮政编码就被分配到特定学校。即便孩子在学业上遇到困难、遭受霸凌，或需要不同的学习环境，父母往往也别无选择。这使孩子的教育与福祉面临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变革正在发生。全美各州都在扩大“学校选择计划”，使教育经费能跟随学生流动，而非固定于现有体系。私立学校奖学金计划、教育储蓄账户以及税收抵免奖学金，正赋予家庭自由，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满足孩子独特需求的学习路径。

许多父母迫切希望离开公立教育体系，因为该体系未能履行提供优质教育的核心使命，不再倾听家长的声音，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将他们排除在外。

对孩子成长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必须是父母，而非学校官僚。父母抚养孩子长大，从孩子出生就了解他们，并且在学业结束后仍将长期陪伴在孩子身边。无论初衷多么良好，任何教师或管理人员都不应取代这一角色。

在我们国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这一点不言而喻。父母既有权利也有责任主导子女的成长与教育，而法院也一再确认这一原则。

然而如今，这一权威正受到威胁。正如我们在加州所见，官僚政策正日益试图取代父母在孩子生活中的角色。

排除父母会削弱信任、剥夺对学校的问责，并伤害孩子。当制度决定孩子学什么、哪些个人资讯应保密、甚至决定他们能上哪所学校时，家庭被边缘化，使孩子失去了最了解并关爱他们之人的指引。学校应以透明而非秘密的方式运作。父母应被视为伙伴而非障碍，他们的决策权必须受到尊重。

孩子属于家庭，而不是官僚体系。各种机构绝不能忘记这一点。恢复父母的权威并非激进之举，而只是回归由来已久的美国原则：家庭，而非政府机构，才是社会的基石，应该信任父母来引导孩子的成长与教育。

如果我们未能捍卫这一原则，就有可能培养出这样一代年轻人：他们缺乏父母引导和学校问责机制，成功机会也更少。然而，当父母受到尊重并被赋予在子女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权力时，家庭会更加稳固，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更加光明。

现在是时候让父母回归他们应有的位置——作为孩子生活中首要的、最值得信赖且最重要的决策者。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作者凯莉·D·英格拉姆是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美国教育转型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forming Education）主任，以及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的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