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公安高官移民加拿大遭拒 涉反人类罪共谋

2012年7月1日，数千人聚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庆祝加拿大国庆日（George Rose/Getty Images)

3月13日，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河北石家庄公安局前裕华分局副局长（一级警监）移民申请失败，认定其30年公安生涯中知情参与系统性酷刑，构成反人类罪共谋。自媒体大V、时评人公子沈评论：这是西方对中共公安的历史性定性，你享体制红利就须承担暴行责任，“我不知道”无效，客观证据胜过个人辩解。家人上诉反倒曝光真相，公子沈感谢她“把中共公安底裤扒给西方看”，预示体制内人员移民西方之路将越来越窄。

加拿大法院首判：河北公安高官涉系统性酷刑 移民申请全家遭拒

3月13日，加拿大萨省联邦法院作出重磅裁决：中国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前刑警大队长、裕华分局副局长（一级警监）及其妻子李丽、子女的永久居民申请被正式驳回。移民官及法官一致认定，这名官员在河北省鲍安系统工作逾30年，曾任刑事调查部门主管、管理上百名警员，自2013年起担任裕华公安分局副局长，直接负责侦查、审讯与拘留，客观上有合理理由相信其“知情且自愿参与”系统性酷刑，构成反人类罪共谋。这一判决不仅让李丽一家移民梦碎，更被时评人公子沈视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公安系统的历史性事实认定”。

根据加拿大联邦法院文件及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2024年9月16日的拒绝信，该官员1993年起任石家庄桥东分局刑警大队长20年，2013年后升任裕华分局副局长，手下管辖120至150名警员。他在回复移民局时坚称“从未虐待或不当对待任何嫌疑人”，仅“确保审讯依法进行”。但移民官完全不接受这一说法。

移民官引用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学术论文及中国官方文件，证明中国公安系统审讯中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且系统性”的酷刑与虐待行为，河北省同样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2014年明慧网报道，裕华区公检法系统涉及73起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导致至少1人死亡、9人被非法入狱、24人被非法劳教。这些具体案例进一步强化了法院对该地区系统性人权侵害的认定。该官员身居高位、长期负责审讯监督，不可能不知情其下属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加拿大最高法院2013年判例确立的“反人类罪共谋”三项标准——自愿参与、知情参与、对犯罪行为或目的作出重大贡献——该官员完全符合。即使无直接动手，只要在知情情况下为实施犯罪的组织作出贡献，即构成共谋。

法官进一步列出六项评估因素：组织规模与性质、所属部门、个人职责与活动、职位级别、知悉犯罪后继续留任时间、招募方式及离开机会。移民官严格依此框架分析，认定该官员长期身居要职、在河北省酷刑被广泛记录的背景下，无法以“我不知道”自辩。李丽一方提出多项抗辩，包括质疑证据的充分性及被拘留者是否构成“可识别平民群体”。法官一一驳回，引用既有判例明确指出：暂时性身份的平民群体（如被拘留者）同样受国际刑法保护；只要酷刑广泛、系统且针对平民，即构成反人类罪基础。更关键的是，法院强调“客观第三方报告远比申请人个人陈述更有说服力”——即使无证据显示其亲自参与酷刑，但在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仍可能构成“不可入境”理由。法官艾哈迈德（Shirzad S.Ahmed）维持原判，李丽司法覆核败诉。

公子沈指出：这一判决“具有重大先例意义”。正是因为李丽不服上诉进入司法程序，才迫使加拿大法院公开认定——中国公安审讯部门，至少在河北省，已被实质视为实施反人类罪的组织。“我们要感谢李丽！她为了移民加拿大起诉移民局，结果把中共公安系统的底裤都扒给西方看了。”他认为，此案将成为未来类似申请的参考基准，让更多体制内高官面临移民壁垒。

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也认为，该案凸显加拿大在审查外国安全或执法系统人员的移民申请时，会特别关注潜在人权责任。该案的判决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类似案件。她同时希望加拿大政府加强这方面的警觉。

英国惊爆“双面警察”案：中共渗透执法体系 监控威胁流亡港人

与此同时，同一周英国法院正审理另一宗案件：38岁拥有香港与英国双重国籍的伦敦金融城特警兼边境部队官员韦志良（Peter Wai Chi Leung），与65岁前香港警司袁仲彪一同被控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罪名是协助香港情报机构在英国本土非法搜集情报、监视、威胁流亡香港民主人士。

检方指控，两人将海外港人抗议者称为“蟑螂”，针对包括被香港悬赏10万英镑的罗冠聪在内的民主活动人士进行跟踪。韦志良甚至在非执勤时亮出英国警徽威胁抗议者，并未经授权查阅内政部数据库。另一同伙马修?特里克特2024年5月突然死亡，无法出庭，引发更多猜测。

公子沈评论两案：“加拿大拒绝的是‘还没来就想安度晚年’的中共警察；英国逮捕的则是‘已经来了还继续替中共干脏活’的英国警察。”他痛斥中共已全面渗透西方执法体系，甚至用英国警察身份在英国街头恐吓追求言论自由的抗议者、强行闯入流亡者住所。“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系统性跨国镇压。”

公子沈进一步分析，这两起案件向所有中国体制内人员发出清晰信号：过去在党国享受权力与晋升，现在想移民或到西方工作，机会将越来越小。“你为那个系统服务30年，享受了它给你的红利，就必须为它的系统性暴行承担后果。外国警察不能把你绳之以法，至少能阻止你带着血债到自由国家安享晚年。”他嘲讽中共宣传：“一个抓了一辈子‘境外势力’的公安，最后全家都要跑去境外当‘境外势力’，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

这两起案件虽分属移民行政审查与国家安全刑事审判，却指向同一趋势，即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安全机构的审视，已从个案应对转向系统性反制。“执行命令”不再是免责理由，“我不知道”也不再被轻易接受，“不干涉内政”更无法阻挡西方在自己领土维护法治与人权。加拿大这一判决“为保护自由民主国家安全与人权作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真正的法治精神”，而英国案件则暴露了中共渗透的深度与危害。两个案件意味着未来体制内人员“两边通吃”的时代可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