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面临死刑宣判 19日全球瞩目直播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将于2月19日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内乱首谋案进行一审宣判，检方罕见地求处死刑。（图片来源：Photo by KIM HONG-JI/POOL/AFP via Getty Image）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将于2月19日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内乱首谋案进行一审宣判，检方罕见地求处死刑。法院已同意全程转播这场审判，这将是韩国戒严相关案件的第五次宣判直播，也是继全斗焕之后再度有前国家元首面临死刑求刑的历史性时刻。

紧急戒严六小时?

事件的核心可追溯至2024年12月3日那个改变韩国历史的深夜。在并非战争状态、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紧急危机的情况下，时任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令”。这一决定如晴天霹雳，瞬间冻结了韩国的政治脉搏。

依照戒严令，全副武装的军队与警力迅速进驻首尔各大要地，在国会大厦与主要媒体机构周边部署兵力。这种军事控制首都的做法，让人联想起韩国威权时代的黑暗记忆。然而，民主制度的韧性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体现——国会议员冒险冲破军事封锁线，成功召开紧急会议并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否决戒严令。从宣布到解除，整个过程仅持续六小时，但对韩国宪政秩序造成的震撼却是深远的。

根据韩国宪法，总统宣布戒严必须经过国务会议审议，这是对总统紧急权的关键制衡机制。然而，调查显示，尹锡悦史无前例地绕过了这一法定程序，仅向少数亲信国务委员发出通知，便迳行宣布戒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相关判决中严厉指出：“戒严令作为行使国家紧急权力的措施，理应仅在极端例外情况下使用，否则可能引发全国性混乱。被告人公然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务会议程序。”

从妨害公务到内乱首谋?

尹锡悦卸任后身陷多达8起刑事诉讼，其中已有实质进展的包括两大类案件。首先是相对“技术性”的妨害公务案。2025年1月，独立检察组试图持逮捕令进入总统官邸拘提尹锡悦，却遭遇他预先部署的大量维安人员阻挠。2026年1月16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5年有期徒刑。

法院在判决书中措辞极为严厉：“身为总统，本应比任何人更有义务维护法治秩序，但被告人表现出漠视程序性要件的态度，理应受到严厉谴责。”这个判决释出了明确信号：法院对前总统的程序违法行为绝不宽贷，为即将到来的内乱案宣判奠定了严厉的基调。

更为关键的是围绕戒严事件的内乱首谋案。在2026年1月13日长达11小时的结案辩论中，检方展现了决绝的态度。检察官措辞激烈地指出：“宣布戒严背弃了维护宪法、促进公民自由的宪法责任，从根本上侵蚀国家安全及人民的生存。从其目的、手段与执行方式来看，这项行为具有反国家性质。”检方强调，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予以最严格的裁决，因此求处死刑。

狱中反共檄文

面对死刑求刑，尹锡悦辩护团队采取了极具戏剧性的策略，将他比拟为历史上的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物，主张“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总是揭露真相”。这种辩护试图将尹锡悦塑造成一位为国家利益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悲剧英雄，暗示当前的司法程序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辩护方的核心论述是：尹锡悦今天被视为“叛国者”，但未来的历史可能会证明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为了拯救韩国免于“亲共势力”控制而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的守护者。这种“历史会还我清白”的姿态，在韩国保守派支持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尽管身处首尔看守所约三坪的狭小单人牢房中，尹锡悦并未选择沉默。在2025年12月3日戒严一周年之际，他发表了题为“给国民的话”的狱中声明，试图重新定义戒严行为的正当性。

在这份充满战斗色彩的声明中，尹锡悦将“12·3紧急戒严”描述为“对抗使国政瘫痪、摧毁自由宪政秩序的颠覆势力的正义之战”。他将矛头直指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称其为真正的“宪政破坏者”，并罗列其“弹劾政府人事多达30次、删减国防与经济等主要预算、非法录用人事超过1200件”等指控。

最具爆炸性的是，尹锡悦宣称“韩国已沦为亲共卖国势力的间谍天堂”，批评对手反对扩大间谍法，使“亲中共、亲朝鲜的卖国行为横行”。这一指控精准切中了韩国社会当前最敏感的神经——对中国影响力扩张与外国势力渗透的深层恐惧。

社会撕裂与灭共浪潮

尹锡悦的反共宣言在韩国社会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高达97%的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或非常负面看法，这一比例为全球最高。这种反华情绪的根源可追溯至2016年“萨德事件”，当时中国对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在韩国民众心中种下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在首尔街头，从明洞到大林洞，“释放尹锡悦”、“消灭共产党”的标语随处可见。2025年9月28日，多个保守团体在首尔站前集会，示威者手持韩国与美国国旗，高喊反共口号，将尹锡悦的遭遇与韩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威胁紧密联系。现任总统李在明批评这类反中示威“充斥亵渎与仇恨言论，已超越言论自由范畴”，反而被保守派解读为政府“软弱”的证据。

间谍法争议

尹锡悦在狱中声明特别点名的“间谍法修订”问题，预示这将成为未来韩国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目前韩国《国家保安法》主要针对为朝鲜从事间谍活动的行为，对其他外国势力（尤其是中国）相关情报活动的处罚较为有限。

保守派认为，在美中竞争及情报战升温背景下，扩大间谍法适用范围是“补上国家安全黑洞”的必要之举。进步派与人权团体则担心，这可能重蹈《国家保安法》在威权时期被滥用打压异议的覆辙。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检验韩国民主成熟度的重要试金石。

韩国内政动荡让国际社会格外关注。尹锡悦在任内采取“亲美日、远中朝”路线，大力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随着他身陷囹圄，这条外交路线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华盛顿虽在公开场合强调尊重韩国司法，但私下无疑担忧韩国政局不稳将削弱印太地区的联盟力量。

围绕尹锡悦案，韩国社会形成了两个几乎平行的世界观。支持司法行动者认为，这是法治成熟的必经之路。他们指出，在和平时期动用军队包围国会、封锁媒体，触犯了民主社会的底线。如果对此予以宽容，等于为未来掌权者提供“政治瓶颈时可诉诸武力”的危险示范。将前总统关押在普通牢房，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

批判司法行动者则主张，这是政治斗争的延长赛。他们指出，韩国历任总统几乎都在卸任后面临司法调查，已形成“政权轮替等于司法清算”的恶性循环。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死刑这样的终极刑罚极易被解读为政治讯号，而非纯粹的法理判断。

随着2月19日内乱案判决日期的临近，韩国社会面临着几个关键问题：法院会否采纳死刑求刑？内乱首谋罪如何被具体界定？这将如何重塑韩国的司法惯例与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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