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人命 只有党的利益

荒芜的田地。（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文接：直指人命的谎言 当局忙着捂盖子！

强行征购

在“大跃进”后期，随着粮食严重短缺，上级普遍认定基层存在“瞒产私分”的问题，即认为生产队和基层干部并非产量不足，而是故意压低数字、私自将粮食分给农民。在这一判断之下，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反私分”运动。

杨继绳指出，这一运动并非个别地区的极端行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各地不断召开生产队长会、会计会，要求基层干部“报数”：究竟瞒了多少粮，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无法交代，或被认定态度不端正，便立即遭到体罚和拷打，甚至被活活打死。

在甘肃通渭等地，当时甚至同时召开多个“反瞒产私分”会议。负责当地工作的县委书记公开指示，如果群众之间发生殴斗，不要“泼冷水”制止，结果导致大量人员遭到残酷殴打，不少人被当场打死。类似的记载，在杨继绳的著作中屡见不鲜。

在信阳地区，杨继绳曾实地采访过一位姓余的农民。此人当年担任生产队会计，在公社召开的“反瞒产、反私分”会议上屡遭盘问。会上不断追问：生产队长已经交代私藏了多少万斤粮食，粮食究竟放在哪里？这名会计只能敷衍回答“正在查找”。下午又被追问粮食是否已经调运，只得回答“正在路上”。到晚上实在无法再编造，便遭到严重殴打。这种通过虚构粮食存在来应付上级检查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在“反瞒产、反私分”运动中，各地形成了大量残酷的惩罚手段，种类多达数十种。四川一带流行一种被称为“洗毛芋”的刑罚，即将带皮的芋头放入水桶，用棍子反复捣击，直到外皮全部脱落，只剩下白色的芋头。施刑时，三四个人围成一圈，将受害者推来推去，直至其晕倒，甚至死亡。有的因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

在甘肃，这种类似的刑罚被称为“炒豆子”或“炒黄豆”。尽管各省之间并无交流，但惩罚方式却高度相似。与“洗毛芋”“炒豆子”相比，活埋、“点天灯”等手段更加残忍。“点天灯”是指从头部点火，将人活活烧死。此外，还有对妇女实施性暴力的行为，包括用器物捅刺阴道等，手段极其残酷。

对于这些暴行，杨继绳强调，基层干部并非不知道农村真实的粮食状况。他们很清楚，农村实际上已经没有粮食。然而，在上级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1958年各地大量虚报高产，“卫星”频频升空，毛泽东一度还在思考粮食过多之后该如何处理。在这种背景下，粮食突然短缺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舆论也不断强化这一认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基层干部被迫跟随说假话。政治运动一旦展开，人性中恶劣的一面便被极度激发。是否动手打人，成为衡量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准。不打人被视为右倾和消极，打人则被认为是进步和积极。那些拒绝施暴的干部遭到排挤，而积极参与暴力的人反而得到提拔。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谁骗谁

在讨论基层执行层面的暴行之外，问题最终指向中共中央的决策层：在这场灾难中，究竟是谁欺骗了谁？长期以来，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只是被蒙在鼓里，只了解局部情况，并不掌握全国的真实局势。然而，杨继绳认为，这一问题需要从具体人物和具体操作入手加以分析。

以四川为例，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李井泉是否直接制造具体造假事件，杨继绳表示，现有材料难以确认他是否亲手策划了某一个具体假案，但从整体上看，四川的粮食数据系统性造假，与李井泉的态度密不可分。

在一次典型事件中，四川温江地区上报了一个极为夸张的“高产卫星”。当时李井泉正在北京开会，《四川日报》准备报道此事，地委书记认为数据明显造假，坚决反对刊登。但李井泉回到四川后，对这位地委书记进行了严厉批评，理由是《人民日报》已经刊登了相关报道。最终，《四川日报》也被迫跟进刊登。

从常识角度判断，稍微具备农业知识的人都能意识到亩产万斤的不可能性。若真有如此产量，粮食堆放在地面上至少应有一尺厚度，这一点肉眼即可辨别。因此，杨继绳认为，李井泉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数字的虚假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指出，“上有所好”是造假风气蔓延的根源。在官僚体制中，上级考核下级主要依据数字，谁的数字高、谁的数据更符合中央口味，谁就更容易得到肯定和表扬。在这种机制下，没有哪位省委书记愿意让自己的数据低于他人。于是，从最初的千斤级产量开始，各地互相攀比，不断抬高数字，最终发展到动辄上万斤的荒诞程度。这些数字的主要目的，并非反映现实，而是“给上面看”。

关于李井泉是否明知虚假仍坚持上报，杨继绳指出，放“卫星”本身就是明知造假的行为。此外，毛泽东曾于1959年写信给六级干部，信件内容要求指标不要过高，密植要有节制，粮食消费应注意干稀搭配。这封信本应从省委一直传达到生产队层级，但李井泉却将其扣压，没有传达。

在李井泉看来，这封信属于“泼冷水”“泄气”的内容，不利于“大跃进”。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只有毛泽东本人可以唱低调，其他人若表达谨慎态度，便会被视为右倾。即便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对浮夸风表示讽刺和警告，也未能改变基层和地方领导的判断。

1959年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两个文件，允许扩大自留地，允许农民在家中饲养猪、鸡、鸭等家禽。但在四川，这两个文件同样未被落实。李井泉坚持将粮食集中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分配到农户家中。庐山会议之后，他反而认为自己的做法“搞对头了”。

此后，四川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饥荒。据研究估计，四川因饥荒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万人。杨继绳认为，李井泉是否掌握具体死亡数字难以确认，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大量饿死人的事实。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老记者在采访中亲眼看到有人饿死在田间。吃观音土、因腹胀而死的情况被写入省委调查材料，人吃人的现像在四川也并非孤例。

尽管如此，李井泉并未因此受到追责，反而在政治上获得晋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指出，这正反映了个人权力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在缺乏监督的制度下，下级要么不敢说真话，要么主动说假话，将最高领导人引向更大的错误。李井泉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正因为成功隐瞒了饥荒真相，并在关键时刻站队正确，李井泉最终得到了政治回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1959年春中央的调整政策，将其定性为右倾。李井泉此前的“押宝”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也随之进入政治收获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