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的人：两名香港青年的狱后心声

在《香港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重塑这座城市之后，两名出狱不久的香港年轻人发现，如今“自由”意味著更多的沉默，但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留在这座城市。

“当初我想做出一些改变，就已经想到了自己会进去（监狱）, 但来到的时候，我发现代价比想像中大。”

郭文希2021年被捕时年仅18岁。她被指控“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顛復国家政权罪”与“串谋导致爆炸罪”，是香港“光城者案”的多名年轻被告之一。这个案件也是《香港国安法》下首宗判处未成年人的案例。

在被关了将近4年之后，她在今年4月终于重获自由，但迎接她的是一座令她感到面目全非的城市。

“所有东西都变得很陌生。”郭文希告诉DW：“很多以前的店铺都没有了，现在变成了中资企业。很多以前会去的店铺，很旧式的都已经倒闭了，整个大环境或经济环境都变了，跟认识中的香港很不同，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居住。”

郭文希的狱后人生比以往更加沈默。今年22岁的她在咖啡店打工，每个月看一次精神科医生，试著在夜里好好睡一觉，试著不要半夜惊醒、浑身是汗。“有时候我梦到有人追我、在屋顶开枪。醒来时我会检查门、检查窗户——只是为了确定他们不在。”

香港街头人声鼎沸，如同那些无法遗忘的记忆一样，扑面而来。“只要人一多，我就喘不过气。”她说，许多旧朋友已经离开，有些则躲著她。“有些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人只是害怕。”她保持低调——避开那些口号、避开旧识、避开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事。她学会少说话，仔细斟酌每一句，连笑声都变得不一样了。

这份她学会与之共存的沉默，似乎也是如今这座城市的沉默。2025 年，当政府纪念《国安法》实施5週年时，警方的逮捕行动虽减少，但控制却更深入了。新的教育方针鼓励学校加强国家安全意识，并更密切地关注学生的网上活动；区议会候选人必须是“爱国者”；出狱者名义上自由了，但却形容自己活在无形的监视之下。

今年10月，香港政府更宣布强化“锐眼”计划，要在2028年前，在全港安装数以万计、搭载人工智能的监控镜头。官方称此举将提升公共安全，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却像是将监禁的围墙延伸到墙外。

对 Joker Chan而言，压力更是“肉眼可见”。他因为被指控在网络发布煽动性言论——那些曾经被认为在香港还说得出口的字句、包含反修例运动期间广为流传的那八字口号——服刑5个月。2022年出狱后，他已被警方截查搜身数百次。

“你以为出来后就还清了代价，但社会每天都在向你收利息。彷佛每天都提醒你——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他说。

他身上的刺青写著：“煽动罪”、“香港人”，以及一串数字——代表著他在狱中的编号。这些刺青既是他信念的印记，却也是过往被定罪的痕迹，如今让他在街上格外显眼。“有时他们只是盯著我看，有时候问一些完全无关的问题。”Joker告诉DW，这种持续的审视逐渐让人麻木——恐惧变成疲惫，焦虑变成日常。

郭文希和Joker的经历不同，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因为入狱而有了相似的轮廓。一个被记忆拖著前行，另一个置身于监视之下。对他们两人来说，出狱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延续——“自由”意味著他们得更加谨慎与沉默，才能够在“注视与被注视”之间生存下来。

在判处“光城者案”时，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写道：“只要有一小撮人被煽动，也足以危害社会稳定。”他承认无直接证据显示，有人在“光城者”煽动之下犯罪，但仍认为真实风险已足以构成入罪的理由。

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有了新的秩序，打压也未因入狱而停止，而是换了一种形式。在一座越来越多监视器和各式“维护国家安全措施”的城市里，人们更难分清何为安全，何为控制。他们重新学会如何行动、如何说话，也学会了沉默。

有些人选择离开，开始新的生活——但对郭文希和Joker 而言，留下本身就是一种微小却坚定、对历史的无声的见证。

“离开就像把我们经历的一切抹掉。”郭文希说，她留在香港是为了家人、为了仍被囚禁的人，也为了那座她曾经属于、如今只剩碎片的城市。

Joker 也选择留下来。他的过去刻印在皮肤上，是负担，也是记录一段无法说出口的历史。他说：“这里是我的家，我的街道，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