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已经19个月了！”1969年2月21日，身在北京的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在看守的监视下在日记中写道。

格雷的遭遇引发轰动——他被单独囚禁在原住所内仅约六平米的房间里，折磨持续了近八个月。这是中国对英国殖民当局在香港监禁八名亲中记者的报复行动，这些记者被指控参与了岛上的反英骚乱。

“显然我必须准备迎接又一段漫长、漫长的煎熬，”路透社记者格雷当天写道。“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到1969年10月获释时，他已被关押超过两年，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中国闭关自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文化大革命激起的排外狂热，以及英国人的顽强坚韧。

格雷于10月11日在英国诺里奇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路透社宣布了他的死讯，称他患有帕金森病。

从中国回到英国后，格雷在BBC担任播音员和记者，事业有成，创作了10部小说，其中包括以注重细节而备受赞誉的宏大历史题材作品。



按理说，格雷应当能凭借中国外交部颁发的正式记者证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via Grey family



伦敦的一个舞台设计师按照格雷被关押的那个房间制作了一个等比例模型。格雷说，当他走进去并关上门拍照时，“逼真程度令我震惊。”via Grey family

被囚禁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他，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的煎熬岁月仿佛从未停止。“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的洗手间，只能走八步半，”他早些时候写道。“看守一直盯着。”他的牢房曾经是他的司机午休的房间。

看守们把窗户涂上了漆，以强化他的隔离状态，尽管最终有一扇窗户被部分打开了。几个月后，他被允许在大楼的院子里短暂散步。在英国同意释放被扣押的八名记者和另外13名中国公民（中国称这些人是“报社工作人员”）之后，他也获释。

时年29岁的格雷是路透社资深外派记者。1967年7月21日，他赴华任职仅四个月便被外交部传唤，被告知因英国在香港实施“法西斯暴行”，即日起他将被软禁于住所。

8月18日，大约200名红卫兵冲进他位于紫禁城外的房子，大喊大叫。他们反剪格雷的双臂，让他弯下腰，给他涂上黑漆，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猫明明（音）吊死。

“当猫的尸体被放下来时，人们大声喊道：‘吊死格雷！吊死格雷!’”格雷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写日记时，他已经被关在这个成为牢房的房间里，墙上张贴了赞美毛泽东、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海报。



格雷在被囚期间竭尽所能坚持用速记写日记。via Grey family

30多年后，格雷决定出版他用一小段铅笔速记下来的秘密笔记，为了不让看守看到，当时他把它们夹藏在宣传杂志《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里。

整理这些陈年笔记将他带入了“一个幽暗的深渊”，其女露西·格雷在他逝世后接受BBC采访时回忆道。她说父亲陷入了严重抑郁，“整整一年不出门”。他多年抗拒看精神科医生，后来终被确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笔记于2009年出版，名为《人质生存指南：两年中国囚禁岁月秘录》(The Hostage Handbook: The Secret Diary of a Two-Year Ordeal in China)。

本书对格雷与孤独、抑郁和绝望的斗争做出了痛苦而惊人的记录，也见证了他是如何竭力维持理智的。

囚禁到两个月时，他写道：“周六是‘必胜意志日’。昨日下午屋外新装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京剧与咒骂诡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外界的噪音就是为了折磨他。

一周后，格雷写道：“今日一度瘫倒床榻，深陷绝望。”

为抵御抑郁，他建立起种种日常仪式：仔细记录生活中的微小细节——午餐配给的苹果、看守偶尔准许他进入楼上的藏书室、下雨时伫立在院子里。

“天晓得我是如何撑下来的，”他在1968年1月19日写道，“只因除自戕外别无选择，而自绝之念实难设想。我太热爱生命了。”

英国的家人持续施压，以及那13名被囚禁的中国人获释，终于为他换来了自由，他蹒跚地走出囚室，眨着眼、满脸茫然。他向路透社在伦敦的总经理杰拉尔德·朗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报。电报的语言风格完全是经典的新闻电讯语调：

“格雷自北京电告杰拉尔德·朗：外交部于当地时间15时通知，自1967年7月21日起行动自由全面恢复。吾体无恙，请转慰家母。电文完。”



在格雷被囚禁期间，他的母亲阿格尼丝（中）是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via Grey family



1969年10月获释后不久的格雷，摄于北京。经过两年多的囚禁，他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中国闭关自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文革激起的排外狂热，以及英国人顽强坚韧。via Grey family

安东尼·基思·格雷1938年7月5日生于诺里奇。他是阿尔弗雷德·格雷与阿格尼丝·格雷（娘家姓布伦特）的两个孩子之一，父亲是给人开车的，母亲在商店工作。父母离婚后，他由母亲抚养长大。

安东尼曾就读于诺里奇文法学校，但16岁就离校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学校翻译维吉尔作品时培养的叙事热情使他在1960年退伍后加入了诺里奇的《东方日报》。

不久后，他加入路透社，被派驻东柏林负责东欧地区报道。1967年初，他高兴地接到调令，被派往北京。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之初，他是中国首都仅有的四名外国记者之一，也是唯一的英国人。文革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遭到迫害。

获释后的格雷面色苍白、神情犹疑，却尽力表现得正常。“在单独囚禁两年后突然获释的情绪波动会影响新陈代谢等机能，”他在记者会上冷静地向媒体表示。

随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囚禁回忆录《北京人质》（Hostage in Peking，1970年）。上世纪70年代，他在BBC国际广播服务担任主持人，并为该广播公司制作纪录片。

他还写过一部畅销的历史小说《西贡》（Saigon，1982年），讲述20世纪的越南；以及一部非虚构作品《首相曾是间谍》（The Prime Minister Was a Spy，1983年），该书声称澳大利亚前总理哈罗德·霍特曾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该书因偏颇且研究不严谨而受到批评。



1988年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时，格雷偶遇当年看守。“实在是很遗憾，”对方告诉他。“那并非针对您个人。”?Grey Family Collection, via Reuters

1988年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时，格雷偶遇当年看守。“实在是很遗憾，”对方告诉他。“那并非针对您个人。”

露西·格雷告诉BBC，到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完全没有怨恨了”。

格雷于1996年为BBC制作了一部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广播纪录片，并开始成为法国UFO邪教领袖克洛德·沃里永（人称拉埃尔）的追随者。他还创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帮助其他曾经沦为国家人质的受害者。

除女儿露西外，他身后还留下了另一位女儿克拉丽莎·格雷及两名孙辈。他的妻子雪莉·麦圭恩，也就是他在囚禁期间急切等待来信的那位女友，已于1995年去世，临终时两人已分居。

1969年获释初期的记忆始终铭刻在格雷的脑海里。如同被囚期间一样，他依然执着于保持镇定。

“1969年10月初，在被关押两年多之后重获自由的那段北京时光，即便到现在，依然以一种奇异、浓烈、如梦似幻的方式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人质生存指南》中写道。

“那感受既令人振奋，又叫人无措，更教人难以承受，”他还说。“但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竭尽全力向旁人隐藏这些情绪——因为我最渴望的，就是被视作‘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