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汉奸：华北军政人物的不同抉择

20世纪30年代，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军阀余孽云集北平，局势不是一般地错综复杂。因缘际会，宋哲元崛起成为冀察地方军政领袖，他看似没有立场，但大节不亏。卢沟桥事变发生，张自忠倾向局部妥协，但所幸能及时看清形势，重返抗日阵营。而从“知日”“亲日”到“投日”，殷汝耕的骨子里面全都是汉奸味道……

01 宋哲元：晚节善终的地方实力派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民国元年入伍。冯玉祥担任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的时候，麾下五个旅长人称“五虎上将”，宋哲元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下野，宋哲元率领千余残兵溃退晋南，联合张自忠等部编为一个军，独立登上了政治舞台。

1935年夏，国民党中央军受制于“何梅协定”（注：1935年，日军制造事端，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同日军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退出河北，宋哲元逐步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领袖人物。蒋介石心里极不情愿，但也只好面对现实，希望他带领的29军在华北前线与日寇努力周旋，维护主权。

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并非南京嫡系，只要处理得当，完全可以为自己所用。冀察地方集团当然也会盘算，夹缝中求生存，维持一个模糊空间，不仅对日蒋双方有利，也便于自身发展壮大。有鉴于此，宋哲元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提出对日交涉“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亦未尝不可”。

不过，总的来说，宋哲元在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有一群亲日分子口口声声“南蒋北宋”，献上一面“自治政府”的旗帜图样，宋头脑清醒得很，赶紧一把火烧掉了事。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压迫，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际，卢沟桥风云突起，宋哲元觉得事态不至扩大，指示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镇定处之”。蒋介石判断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宋哲元，应固守宛平城，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而且表示，南京政府随时准备增援。

然而，宋哲元却另有打算，如果引发大规模冲突，苦心经营数年的地盘难保不失，于是由秦德纯出面婉拒中央军北上，擅自和日方展开和平谈判。

7月26日，完成既定部署的日军露出庐山真面目，分兵进攻廊坊和北平广安门，宋哲元幡然醒悟，下令全军抵抗。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中国军队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陷于敌手。

宋哲元南下保定，充分认识到自己犯下大错，主动请求南京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倒也好言安慰：“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

抗战军兴，宋哲元历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指挥所部在河北、山东等地抗击日军。1938年春，宋哲元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享年55岁。

02 张自忠：“抗战中最忠勇之一人”

张自忠的老家临清距离宋哲元的老家乐陵200多公里。张家经济条件优裕，张自忠高等小学堂毕业，先是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后转济南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夏，张自忠不顾家人反对，赴奉天省新民县北洋陆军第20镇入伍。那些年战争频繁，第20镇兵败湖南，张自忠经人介绍改投到冯玉祥的部队。

宋哲元当旅长的时候，张自忠是营长。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溃败，张自忠率领5000余人退入晋南，实力相对完整。两相比较，仅带出千余人的宋哲元地位尴尬。但张自忠对拥戴宋哲元并无异议。

1931年6月，这支西北军残部有了正式番号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任副军长，萧振瀛任总参议，冯治安任第37师师长，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此后，部队扩编，逐渐发展成为拥有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特别市的冀察地方集团。1936年6月，萧振瀛离开平津，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张自忠等人出面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蒋介石认为冀察地方与中央步伐不一致，也无权签订任何妥协条款，多次去电询问、制止。及至大战难免，宋哲元撤离平津，南下保定坐镇指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

8月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交涉实属与虎谋皮，在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形势下，无论怎样虚与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复战前的模糊空间，毅然登报辞去所有职务。后在外籍友人帮助之下，秘密离开平津是非之地。

后来，经众人保荐，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暂代第59军军长，第59军此后长期划归第五战区战斗序列，从齐鲁大地到长江流域，几乎无役不从，张自忠因此累功升任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大举进犯湖北枣阳，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张自忠为右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第29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固守襄河两岸阵地。日军第13师团十分凶狠，激战至5月6日，张自忠决定亲自过河督战。16日，张自忠及总部特务营、第74师一部被困南瓜店，勤杂人员全部加入战斗，渐渐伤亡殆尽。15时，身上多处负伤的张自忠被日军刺刀刺中要害，高大的躯体向后倾倒在血泊之中。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晋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03 殷汝耕：钉在耻辱柱上的变节者

殷汝耕是浙江平阳人，17岁首次东渡日本，考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工科学校；25岁再度留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海归”之后，殷在北京政府谋得众议院秘书一职。没过多久，参加南方护法政府，担任驻日委员，协助唐绍仪进行外交活动。1924年冬，殷汝耕改投唐继尧，出任云南省政府财政顾问。奉军郭松龄倒戈张作霖，殷汝耕脑子一热，又一次更新名片——东北国民军机要秘书，专办对日交涉。郭松龄兵败，殷汝耕逃入新民县日本领事馆避难，得以逃出生天。

1927年春，北伐军底定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国民政府“知日派”黄郛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部长。殷汝耕重出江湖，再操旧业，陆续参与了“济南事件”、“淞沪停战”等一系列对日善后交涉。长城抗战后期，黄郛北上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殷汝耕紧跟其后，成为谈判代表之一。这一年，殷汝耕44岁，年纪虽然不大，却已是经历北京政府、护法政府、国民政府的“三朝元老”。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划定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日本人扶持殷汝耕走马上任“蓟密区督察专员”。督察专员是国民政府的一种行政职务，大略等于今天的地级市。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欣赏殷汝耕？据专田盛寺（曾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战后交代：“土肥原之所以看中殷汝耕，是因为殷是一个通晓日本情况的人，殷的夫人是日本人，殷真心希望华北安宁。”

土肥原处心积虑推动“华北自治”，多方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地方实力派，但这些人谁都不愿意领头扛旗，于是退而求其次，准备“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再从阎、宋、韩、商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结果，双方在天津一家饭店商量起事，一拍即合，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殷汝耕等败类大放厥词，宣布“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

消息传开，神州鼎沸，南京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殷汝耕，北平、通州近在咫尺，无奈碍于日本庇护，无法实施抓捕。12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所有保安队改编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规军，冠以某师番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殷汝耕曾被部下抓获，在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处置途中，在北平遭日军突袭，殷趁乱逃跑。1940年春，殷汝耕复出，做过汪伪政府的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1945年底，殷以汉奸罪名被捕，后经南京高等法院审理，判处死刑。